時間：2014年5月26日
主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主講人：孫春蘭（天津市委書記）
孫政才（重慶市委書記）
汪洋（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上海市委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5月26日下午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行第十五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科學認識這一命題，準確把握其內涵，對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這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由中央政治局同志自學並交流工作體會，孫春蘭、孫政才、汪洋、韓正就這個問題作了重點發言，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聽取了他們的發言，並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新的成果，標誌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習近平強調，準確定位和把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正確認識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關係。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爲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個定位是前後銜接、繼承發展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指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實就是貫徹了問題導向。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髮展，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仍然存在不少束縛市場主體活力、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弊端。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也是難以推進的。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把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市場，讓市場在所有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都充分發揮作用，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去發展經濟、創造財富。
習近平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穩定，促進共同富裕。各級政府一定要嚴格依法行政，切實履行職責，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該放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堅決克服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
習近平指出，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徵。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世所罕見的巨大成就，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夠大幅度提升，都同我們堅定不移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作用是分不開的。在我國，黨的堅強有力領導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我們要堅持和發展我們的政治優勢，以我們的政治優勢來引領和推進改革，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好發展。
習近平強調，新形勢下，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堅持在實踐中深化學習、在學習中深化實踐，不斷研究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學會正確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成爲善於駕馭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行家裡手。
（新華社北京2014年5月27日電）
專家學者觀點摘要
汪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再造“開放紅利期”
【編者按】2013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撰寫的《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再造“開放紅利期”》一文。文章共分三部分，認爲當前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發展處於轉型期和換擋期，需要通過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進一步促進國內體制改革，爲我國經濟長遠發展再造一個“開放紅利期”。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二部分。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涉外經濟體制改革邁出堅實步伐，初步建立了符合自身國情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開放型經濟體制。但總體看，我國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比較突出，有些體制不適應國內外形勢和開放型經濟自身發展的需要。比較而言，外貿體制改革更深入一些，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後；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體制比較成熟，內陸地區相對滯後；企業改革步伐較快，政府職能轉變和中介組織建設相對滯後。《決定》着眼長遠，明確了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主攻方向，也立足當前，提出了不少重要舉措。主要包括：
（一）放寬外商投資市場準入
現階段利用外資不是簡單的引進資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國際投資中搭載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先進管理經驗，這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至關重要。三十多年來，我國製造業的整體競爭力得到極大的提升，躍居全球第一大製成品出口國，得益於製造領域實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對外開放。相比之下，我國服務業開放程度低，競爭力弱，仍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塊“短板”。壯大和發展服務業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重點是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服務業不僅要對外開放，也要對內開放。
（二）創新利用外資管理體制
多年來，我們採取逐案審批和產業指導目錄的外資管理方式，同時，在一些領域對內外資企業實行不同的法律法規。這種管理方式的優點是產業政策導向性強，缺點是審批環節多，政策穩定性不足，容易導致“玻璃門”、“彈簧門”等問題，行政成本和營商成本都較高。而世界越來越多國家採取“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方式，將禁止或限制外資進入的領域列入清單，未列入的領域外資均可進入，內外資企業享受同等待遇。這種管理方式有利於規範和約束政府行爲，爲企業創造一個穩定、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我國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借鑑這種管理模式，最大限度減少和規範行政審批，糾正“重事前審批、輕事後監管”的傾向，賦予各類投資主體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不僅擴大了服務業市場開放，而且試行了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今後國家將在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爲在全國推行這種管理模式積累經驗。
（三）改革對外投資管理體制
從貿易大國到投資大國、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是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近十年，我國對外投資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長，累計對外直接投資超過5000億美元，躋身對外投資大國行列。但總體看我國企業走出去仍處於初級階段，特別是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建設相對滯後，不能完全適應對外投資加快發展的新形勢，在投資審批、外匯管理、金融服務、貨物進出口、人員出入境等方面存在諸多障礙。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關鍵是深化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放寬對外投資的各種限制，落實“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的主體地位。對此，《決定》提出了“三個允許”，即“允許企業和個人發揮自身優勢到境外開展投資合作，允許自擔風險到各國各地區自由承攬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允許創新方式走出去開展綠地投資、併購投資、證券投資、聯合投資等。”這是廣大企業和投資人的熱情期盼，充分體現了國家支持企業加快走出去的政策導向，必將推動我
國對外投資邁上新臺階。
（四）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
與多邊貿易體系的開放相比，自由貿易區有對象可選、進程可控的特點，可以起到以局部帶動整體的開放效果。目前，我國已經簽署了12個自由貿易協定，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總體水平不高、規模有限。今後，我們要繼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貿易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同時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以周邊爲基礎、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拓展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發展空間。要抓緊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進一步提升區內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積極推進中韓、中日韓、中澳（大利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適時啓動與其他經貿夥伴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五）擴大內陸地區對外開放
當前，我國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面臨歷史性機遇，但由於既不靠海、也不沿邊，存在開放口岸少、物流費用高、區域轉關難等諸多亟待破解的制約因素。擴大內陸開放是一篇大文章，要從體制機制、政策環境等方面下功夫，全面夯實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基礎。要創新內陸加工貿易模式，推進整機生產、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發結算在內陸地區一體化集羣發展，使內陸地區成爲沿海加工貿易鏈條的承接地。要統籌推進內陸地區國際大通道建設，加快建設面向東南亞、中亞、歐洲等地區的國際物流大通道，支持內陸城市增開國際客貨航線，發展江海、鐵海、陸航等多式聯運，形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的對外經濟走廊。要推動內陸沿海沿邊通關協作，實現口岸管理相關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擴大“屬地申報、口岸放行”等改革試點，使內陸地區貨物進出口逐步實現“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關成本。
（六）加快沿邊開放步伐
我國同14個國家毗鄰，陸路邊境總長2.28萬公里，沿邊139個縣級行政區國土面積合計約200萬平方公里，居住着45個少數民族。加快沿邊開放，對優化對外開放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建設繁榮穩定的邊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近年來，沿邊地區對外開放邁出了堅實步伐，但受歷史、自然條件和周邊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沿邊地區開放型經濟規模總體偏小，經貿合作層次不高，與周邊國家合作機制不健全，經貿和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亟待提高。目前，我國加快沿邊開放的有利條件在增多。周邊國家人口衆多，能源資源富集，近年來經濟普遍發展較快，與我開展經貿合作的願望強烈。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分別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引起相關國家的強烈共鳴，爲我國加快沿邊開放帶來了重大機遇。推進沿邊開放要堅持統籌規劃、因地制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東西互動、內引外聯的原則，在“邊”字上做文章，從合作機制和開放政策上尋求突破。要創新沿邊開放政策，允許沿邊重點口岸、邊境城市、經濟合作區在人員往來、加工物流、旅遊等方面實行特殊方式和政策，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培育特色優勢產業。要發揮金融對沿邊開放的支撐作用，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爲沿邊開放提供良好條件。要鼓勵邊境地區與毗鄰國地方政府之間建立高效務實的工作機制，及時解決毗鄰地區經貿和人員往來中的問題。
（七）改革行業商（協）會管理體制
行業商（協）會是現代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着我國開放型經濟規模不斷壯大以及政府職能加快轉變，制定行業標準、規範行業秩序、開拓國際市場、應對貿易摩擦等方面越來越離不開商（協）會的作用。但受法律地位不明確、職能定位不清晰、管理機制不靈活等體制因素的制約，我國商（協）會存在發展活力不足、服務不到位、行政色彩濃厚等問題。發展和規範商（協）會，要從思想認識、政策環境、機構建設、管理制度等方面消除障礙，把本不屬於行政範疇的職能還給商（協）會，政府可通過購買服務等多種途徑予以支持。《決定》指出：“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這是經濟社會管理方式的重大創新，對今後商（協）會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隨着大批面向市場、依法運行的商（協）會涌現出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聯繫將更加緊密、暢通，政府宏觀管理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都將大幅提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