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夯實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
【編者按】2016年12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義平撰寫的《夯實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一文。文章認爲，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要想長期保持經濟競爭力，必須重視發展實體經濟，避免經濟空心化和過度金融化。
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一個國家要想長期保持經濟競爭力，必須重視發展實體經濟。
馬克思主義認爲，實體經濟是真正創造財富的經濟形態。《資本論》開宗明義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使用價值是商品的社會有用性。由價值形式、進而由貨幣形式所表現出來的財富量的背後是使用價值，是由使用價值支撐的。只要這些使用價值量不變，表現其價值量的價格或高或低都不影響一國實際財富的增減。以實體經濟、物質生產爲標準，馬克思區分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前者創造物質產品，後者不創造物質產品。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生產性勞動在邏輯上和實踐上都是第一位的。虛擬資本價格的漲落不僅與實際財富無關，而且越來越具有賭博的性質。
人類社會實踐證明了馬克思的遠見卓識。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程看，其經濟繁榮期主要是靠實體經濟支撐的；而一旦出現經濟空心化和過度金融化，就會產生經濟或金融危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發達國家經濟過度金融化的一個惡果。在反思過度金融化以及金融衍生產品等虛擬經濟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後，發達國家明確提出要回歸實體經濟。從我國經濟發展歷程看，我國經濟之所以能保持連續30多年的快速增長，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也是因爲具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可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高度重視發展實體經濟，避免經濟空心化和過度金融化。
重視發展實體經濟，夯實國民經濟的基礎，需要處理好發展實體經濟與發展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之間的關係。
重視發展實體經濟並不意味着忽視服務業，但拔苗助長式地發展服務業是不行的。這裡需要明確發展服務業的兩個條件：第一，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服務業在三次產業中的佔比逐步提高有其合理性，是分工細化和經濟活躍度提高的表現，但這並不意味着一個國家的每一個地方都要重點發展服務業。一個地方重點發展什麼產業，要根據自己的客觀條件來確定。第二，產業結構變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服務業的發展是第一、第二產業發展的結果，必須以第一、第二產業的高效和強大爲基礎。如果不顧客觀條件盲目發展服務業，就會導致經濟空心化，造成長期增長乏力、經濟發展停滯。歷史上，一些拉美國家脫離實際過度發展服務業，就導致了產業結構不平衡、工業和服務業長期徘徊於低端水平。這是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重視發展實體經濟當然不能忽視發展金融業，但金融業發展應立足於爲實體經濟服務。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業會成爲空中樓閣，過度金融化會產生很多負面影響。一是與實體經濟爭奪資源。貨幣原本只是服務實體經濟的交易媒介，當它發展成爲一個產業，就形成了自己的特有利益。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業會千方百計地衍生出各種金融產品，在利益驅動下甚至會與實體經濟爭奪資源，這對實體經濟發展無異於釜底抽薪。二是會把本不應金融化的產品金融化。過度金融化會導致房地產發展成爲吸納大量社會資源的金融產品，進而會推高製造業成本，影響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三是容易助長投機心理，消弭實幹精神，惡化市場環境。因此，不能脫離實體經濟天馬行空地發展金融業，而應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着眼於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和支持經濟轉型能力來發展金融業。
洪銀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須完善體制機制
【編者按】2016年10月3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南京大學教授洪銀興撰寫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須完善體制機制》一文。文章認爲，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我國經濟轉型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導致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深層原因是體制機制問題，因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應全面落實“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還應注重完善體制機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其針對的是我國經濟轉型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我國經濟轉型發展中存在的一大突出問題是，由於國內市場不能提供令消費者滿意的產品和服務，高層次消費需求無法形成對本國產品和服務的現實需求，而是轉化爲國外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沒有起到拉動作用。這種狀況恰恰又是在我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許多製造業產品產量已居世界第一、一些產業產能大量過剩的背景下出現的。這說明，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只在需求側拉動供給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是不夠的，還必須在供給側發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看到，導致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深層原因是體制機制問題，因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應全面落實“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還應注重完善體制機制。
建立促進有效供給能力不斷提升的長效機制。有效供給是指在檔次、質量、安全等方面符合消費者需求的供給。完成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任務，應與建立促進有效供給能力不斷提高的長效機制結合起來。這是因爲，如果這一機制沒有形成，即使“去”了當前的過剩產能、庫存和“殭屍企業”，仍然可能產生新的過剩產能、庫存和“殭屍企業”。爲此，需要關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科技創新。依靠科技創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需要構建促進創新的體制機制，尤其是科技創新與產業產品創新有效銜接的機制。二是結構調整和優化。現在的過剩產能大都集中在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必須進一步完善相應的市場機制，注重運用市場力量調整存量結構。三是精細化管理。主要是建立精細化管理體制和文化，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完善市場監管體制。只有完善這三方面的體制機制，纔能有效解決供給的檔次、質量、安全等問題。
補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短板。從長期來看，相比需求側的拉動力，供給側的推動力更具根本性。供給側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主要在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經濟增長不僅取決於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量的貢獻，還取決於技術進步、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生產要素使用效率及配置情況、企業制度和組織結構效能等。這些方面正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着力點。現階段，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在於補兩塊短板：一是深化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矯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推動要素進入有效供給領域。二是推進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
完善激發企業活力的有效激勵機制。需求側的經濟學關注的是選擇問題，也就是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條件下市場選擇資源流向；供給側的經濟學則關注激勵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通過建立激勵機制激發企業活力。比如，在去產能方面，應認識到過剩產能並不都是無用的產能，應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將過剩產能引導到有發展前景的領域，減少資源浪費。在降成本方面，應打出“組合拳”，既進一步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又通過推進金融改革降低融資成本、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降低電力價格、推進流通體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改善經營。在處置“殭屍企業”方面，應多兼併重組、少破產清算，依靠優勢企業的兼併重組帶動這些企業走出困境、獲得新生，降低處置“殭屍企業”的社會成本。但對那些確實無法挽救的企業，還是要堅持“保人不保企”，勇於處置。
鄭新立：走出認識誤區 深化國企改革
【編者按】2016年10月3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撰寫的《走出認識誤區 深化國企改革》一文。文章認爲，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近年來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然而，當前社會上對國有企業改革還存在一些認識誤區，不利於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走出認識誤區、凝聚社會共識，對於順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文章共分三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二、三部分。
深刻認識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緊迫性
國有資產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只有辦好國有企業、使國有資產不斷增值，才能更好地服務全體人民。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於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於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於放大國有資本功能。這兩個“不動搖”和三個“有利於”，深刻闡述了國有企業及其改革發展的重要性，指明瞭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集中表達了黨中央搞好國有企業的決心和信心。對照這些要求分析國有企業現狀，可以發現國有企業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一是一些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尚未真正確立，國有資本運作效率不高；二是有的企業管理混亂，內部人控制、利益輸送、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突出，企業辦社會職能和歷史遺留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三是一些企業黨組織管黨治黨責任不落實，黨在企業中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被弱化。這些矛盾和問題嚴重製約着國有企業健康發展，與國有企業應當擔負的重要責任很不適應。我們必須深刻認識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持問題導向，通過深化改革解決國有企業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當前，國有企業正處於全面深化改革新的歷史時期，具有一些有利條件，也面對一些新情況。比如，民營經濟的崛起是一個新情況，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適應這個新情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需要認識到，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企業改革重組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平等合作，重組企業的股權結構應根據具體情況由各方協商確定。應根據實際靈活採用混改路
徑，適宜獨資的就獨資，適宜控股的就控股，適宜參股的就參股，不一定要求絕對控股、合併報表。實踐證明，與民營經濟混合，國有經濟可以形成新優勢、增添新活力；民營經濟藉助國有經濟平臺，也能更快成長。又如，這一輪國有企業改革正值國民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國有企業發揮骨幹和帶動作用。特別是在電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先進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亟待培育一批創新能力強的龍頭企業。國有企業應責無旁貸地擔當起這一歷史重任。應通過進一步強化技術研發、設計總裝、全球營銷等關鍵環節，形成聯繫緊密的產業集羣，以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增強整體競爭力。先進製造業代表着國家的科技實力和製造能力，在這些領域要實現自主製造，實施系統集成創新和協同創新。完成這樣艱鉅繁重的任務，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提高產業集中度，增強國有企業技術研發能力和國際經營能力，把企業打造成爲行業技術進步的領軍者。再如，在一些壟斷性行業如石油化工產業，冗員過多仍然是制約企業發展的突出問題。伴隨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企業進入，行業勞動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將會迅速提高，石油化工產品大量依賴進口的局面將會改變，終端產品價格也將會下降。這些行業的國有企業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不能再依賴政府保護，而應主動進行改革，積極迎接來自內外部的競爭挑戰。
敢於創新、分類施策，完成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任務
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首先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應切實轉變職能，真正從主要監管實物資產向主要監管資本的增值能力和資本利潤率轉變。要取消一些老的管理職能，建立一些新的管理職能。比如，對企業的考覈應更多着眼於盈利能力、資本增值能力、技術創新能力、長遠發展能力。應根據國家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創新型企業注入資本，支持企業間的併購重組，對薄弱環節加大技術研發和資本投入，同時對需要退出的行業和企業適時適度抽出資本。對國有獨資、控股、參股的企業，應根據出資比例履行出資人職責。對一些有條件直接作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的企業，應授予其相應的職權，支持這些企業成爲具有技術創新、自我發展能力的跨國公司。應按照競爭性行業、公益性行業、壟斷性行業的分類，對現有國有企業的性質進行界定，並分別制定不同的改革方案。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職能的這一轉變，可以使其從本屬於企業管理職能的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把優化國有資本配置的事情管好。這既是落實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使其真正成爲市場經營主體的需要，也是更好發揮國有資產管理職能、增強國有經濟引導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需要。
把建立和完善以股份制爲基礎的現代企業制度作爲改革重點。自黨中央在2000年提出“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改革進程並不平衡，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實行產權多元化、建立規範的公司治理結構的任務依然艱鉅繁重。現代企業制度是從長期的工業發展歷史中總結創造出來的，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在現代企業治理結構中，董事會居於樞紐地位，應當是一個高智能的精幹的經營決策機構。董事會成員應由具有豐富管理經驗和各方面知識的成員組成，除了專職董事，還應有一定比例的獨立董事。董事會下設戰略、投資、研發、財務、薪酬、法律等專業委員會，討論決定企業經營中的重大問題，對股東會負責。股東會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對企業的盈虧負責。企業的重大投資決策、利潤分配方案、董事長任免等，應由股東會決定。經營層應由董事會任免，負責組織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並對董事會負責。這種分工協調、相互制衡的科學治理結構，是辦好企業的客觀需要。我們要培育出自己的跨國公司和“百年老店”，必須堅定不移地建立這樣一套制度。也只有這樣，纔能有效避免內部人控制、利益輸送、資產流失、冗員過多等問題。在產權多元化基礎上建立起規範的公司制之後，可以實行員工持股。企業核心層、骨幹層和老員工適當持股，全體員工形成命運共同體，企業方能長盛不衰。
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新形勢下，發揮好我國國有企業的這一獨特優勢，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主要體現爲發揮企業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證黨和國家方針政策、重大部署在國有企業貫徹執行；堅持服務生產經營不偏離，把提高企業效益、增強企業競爭實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作爲國有企業黨組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黨組織對國有企業選人用人的領導和把關作用不能變；堅持建強國有企業基層黨組織不放鬆；等等。依靠這一獨特優勢，我們一定能辦好國有企業。在戰爭年代，我們的軍隊之所以打不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關鍵。在建設年代，繼續發揮好黨委、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的作用，把黨的建設同現代企業制度有機結合起來，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創新國有企業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徑和方式，有利於辦出世界一流企業。
韓慶祥：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
【編者按】2016年10月27日《經濟日報》刊登了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秘書長韓慶祥撰寫的《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一文。文章認爲，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新發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着力點的集中體現，也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發展經驗的集中體現，反映出我們黨對我國發展規律的新認識。新發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長遠的導向，對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髮展優勢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新發展理念關係發展全局
創新，講的是發展動力，它是新時期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影響經濟發展全局的“牛鼻子”。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這講的是創新在我國發展全局中的核心、基礎地位。接着又指出，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衆創業、萬衆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這講的是發展動力。還指出，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顯然，這主要講的是社會環境與人的創新之間的關係，如社會爲人的創新提供製度供給、體制供給、環境供給、空間供給等。
協調，講的是發展平衡，是指在新的發展時期所應注重的發展佈局以及發展的整體性、系統性、平衡性，它影響着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協調既涉及區域城鄉、經濟社會、行業部門之間的關係，又涉及國家硬實力（物質文明）與國家軟實力（精神文明）的關係，也涉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以及發展和安全的關係，還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句話，涉及到發展全局的關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協調發展，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係，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其中所講的“發展中的重大關係”，就包括上述所講的各種關係。正確處理這些重大關係，是我國發展制勝的重要法寶。
綠色，是指新的發展時期所應注重的發展質量和形態，主要涉及人與自然的關係。破壞自然環境的發展不是有質量的發展，是低級發展。科學發展強調，我們實行的發展應是高質量、高層次、高形態的發展。這裡的高質量、高層次、高形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諧共生，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綠色發展理念。綠色發展，就是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前提下的發展，是可持續發展，是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文明發展道路的發展，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
開放，講的是發展空間，是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發展，要注重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建構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它主要涉及到的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國的發展不能脫離世界發展的軌道，它要融入並順應世界發展潮流，正是在融入並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進程中，中國發展起來了，同時也對世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當今，整個世界處在一個深度交融交流交鋒的時代。在這一時代，如何正確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尤爲重要。建構全面互利共贏開放新格局，是正確處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要途徑，也是營造良好發展的國內外環境的重要方面。
共享，講的是發展目的，是指新的發展時期應注重使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主要涉及的是人與發展成果的關係。應注重樹立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注重使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正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指出的那樣，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爲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由上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涉及的是發展中最本質、最基本的關係、方面。創新關乎發展動力，發展需要動力推動，沒有動力就根本談不上發展；協調關乎發展平衡，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從整體系統上處理好所存在的各種要素、矛盾、關係，使之達到協調、平衡，不能顧此失彼；綠色關乎發展載體，我們都是在自然界這一“機體”上獲得發展滋養的，離開自然界或破壞自然界，不僅會使我們失去發展載體，而且會割斷我們發展的滋養，從而使發展不可持續；開放關乎發展空間，我們既是在一定的空間和平臺上推進發展的，也是在交互作用中促進發展的，沒有空間、平臺以及交互作用，最終會約束髮展；共享關乎發展目的，發展都是有
目標和方向的，沒有用正確的發展目標和方向引領發展，發展就沒有軌道。可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關係着發展全局，是新的發展時期所應注重的發展新理念。
新發展理念關係發展根本
五大發展理念也關係發展的根本，這個根本，就是發展規律。
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來講發展，必然提出創新發展理念。經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必將走向主要依靠“人”來推進經濟發展。這種發展就是走向創新驅動，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其核心，就是注重人力資源開發和創新人才培養，注重人力資本投資，注重人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培育。在這種情境下，就必然提出創新發展理念。
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來講發展，必然提出協調發展理念。一個社會的發展，既要注重發展活力，也要注重發展各個方面、各種關係的平衡與和諧。實現平衡與和諧的根本途徑，就是注重發展各個方面、各種關係的協調性，用協調發展實現平衡與和諧。
遵循自然發展規律來講發展，必然提出綠色發展理念。自然發展規律，就是人和人類社會應是在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前提下實現發展，這樣的發展纔是真正遵循自然本性和自然生態的發展，也纔是可持續的發展。歷史經驗表明，發展一定要遵循自然發展規律，切實減少發展進程中自然環境所付出的代價。
遵循世界歷史發展規律來講發展，必然提出開放發展理念。任何一個國家在逐漸發展和強大的歷史進程中，必然走向開放。這既是歷史經驗，也是歷史發展規律。要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引資和引技引智並舉，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實現互利共贏、和平發展。
遵循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等來講發展，必然提出共享發展理念。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必須堅持發展爲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從而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新發展理念關係發展長遠
大國與強國，對發展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發展相對落後和貧窮。由於我國曆史發展的內在必然性，我國實行追趕戰略，主要目的是抓緊“做大蛋糕”。在這一歷史時期，國家集中資源和力量快速發展經濟並積累社會物質財富，就成爲首要目標。然而，那時，我國人才資源不足，也缺乏創新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開發自然資源、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等來拉動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注重要素驅動和投資規模驅動，就成爲歷史的必然；集中國家資源和力量使一些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歷史的必然。歷史和實踐證明，這種經濟增長路徑，確實使我國以發展的高速度換來了發展時間，也拓寬了發展空間，使我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發展的代價出現了，自然環境被污染了，發展出現了不協調，這既影響創新活力，也影響社會和諧。眼下，我國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在新的發展時期，就必須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發展全局進行頂層設計。五大發展理念就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我國發展全局進行的頂層設計：在發展動力上，由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走向創新驅動；在發展佈局及其基本要求上，由不協調發展走向協調發展；在發展質量和形態上，由以自然環境爲代價的發展走向綠色發展；在發展的內外聯動上，由單向、低級開放式的發展走向雙向開放、全面開放、高端開放、協調共進開放、互利共贏開放式的發展；在發展的目的上，則注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只有讓廣大人民羣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才能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寧吉喆：如何看待我國服務業快速發展
【編者按】國家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寧吉喆在《求是》2016年第20期發表了《如何看待我國服務業快速發展》一文。文章認爲，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快速發展，已成爲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經濟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加快轉變，對國民經濟運行及經濟結構調整產生了深刻影響。服務業不僅是減緩經濟下行壓力的“穩定器”，也是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助推器”，更是孕育新經濟新動能成長的“孵化器”，需要大力加快發展。文章共分四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三、四部分。
服務業較快發展有利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服務業發展有利於供給結構的優化調整。服務業本身就是供給體系的組成部分，服務業發展能夠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並帶動相關領域改革。現階段，供給結構調整滯後於需求升級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與工業升級以及消費升級相關的現代服務業發展嚴重不足。發展現代服務業就是要解決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及其內部子結構不平衡、不協調以及資源錯配問題。目前服務業發展面臨較多制度壁壘，民營資本進入服務業常常遇到許多“玻璃門”、“彈簧門”的制約。加快服務業發展就是要破除這些制度障礙，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一方面將一部分優質資源從低效行業中轉移出來發展服務業，另一方面通過服務業這個中介把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和知識資本源源不斷導入製造業部門，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因此，發展現代服務業並不是對製造業的矮化，也不會導致產業空心化，而是對包括製造業在內的整個供給體系的改造升級。
服務業發展有利於推動“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難免會造成失業，而失業人員再就業主要依靠服務業。據有關部門測算，未來3—5年，我國完成煤炭、鋼鐵行業去產能任務需安置180萬職工，這些職工絕大部分需要靠服務業來吸收。“去庫存”首要任務是降低房地產庫存。房地產業是服務業的重要行業，關聯效應大，民生涉及面廣，必須積極有序推進去庫存。“去槓桿”的核心是降低財政金融風險。我國企業部門槓桿率較高，增加了潛在的財政金融風險。爲此，必須進一步完善和創新金融服務供給體系，既需要完善間接融資體系，又要積極擴充直接融資渠道，更要改善金融服務。“降成本”關鍵是要降低企業用工成本、融資成本和物流成本。用工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不斷攀升，包括房租房價過快上漲、子女入學入托難、看病難看病貴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相關服務業供給不足。融資貴的主要原因是大銀行對中小企業“惜貸”、中小型金融機構數量過少，從根本上需要通過發展金融服務業來解決。此外，我國物流成本也相對較高，社會物流總費用佔到GDP的18.0%，需要通過發展物流業降低成本。“補短板”任務集中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等領域。教育、醫療、養老、扶貧等公共服務領域存在大量短板。以醫療資源爲例，2015年，我國每千人擁有醫師數爲2.21人，而2010年德、法、英、美四個國家的該指標分別爲3.69人、3.45人、2.74人和2.41人。我國公共設施存量僅爲西歐國家的38%，北美國家的23%。可見，要使“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落地落實，促進服務業較快發展是關鍵。
服務業發展是新經濟成長的主要源泉
服務業已成爲新經濟的領頭羊。當前我國發展正處於關鍵時期，必須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多數現代服務業是在工業和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衍生而來的，並且隨着分工的不斷深化，衆多新服務還會不斷誕生。我國工農業基礎較爲紮實，爲服務業分工演化提供了強大支撐，特別是隨着互聯網等新技術的普及，基於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的服務應用和創新日益活躍。旅遊、文化、養老、健康、體育等五大“幸福產業”快速發展，“分享經濟”正在向餐飲、家政等傳統行業延伸，網絡約車、遠程教育、在線醫療、數字家庭等新服務方興未艾。今年1—7月份，全國網上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長26.1%；上半年，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長15.6%，高技術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長11.5%；網絡約車平臺滴滴出行，已在我國400餘座城市爲近3億用戶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務，5月20日專快車日成交訂單總數首次突破1000萬大關。
服務業發展是產業邁向中高端的助推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往往都需要藉助新興產業的力量。我國服務企業與工農企業的融合發展漸成趨勢，有效促進了工農業轉型升級。農業家庭經營與產前、產中、產後等環節的多種服務企業聯合，實現了“小生產”與“大市場”的有效對接，提高了農業機械化程度和現代化水平，推進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生產方式轉變。服務業發展對工業企業轉型升級的促進作用更爲明顯。現代工業企業對研發、設計、信息諮詢、交通運輸等生產性服務業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金融、保險等現代服務業發展大大降低了工業企業的融資成本；越來越多的工業企業與零售企業、網絡公司等服務企業合作開拓市場，並依靠由其提供的大數據資源獲取最新的市場信息；管理諮詢、技術中介、教育培訓等服務機構直接參與工業企業的組織重構、技術更新和人力資源配置等運營環節，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工業向中高端邁進。今年上半年，高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0.2%和8.1%，分別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2和2.1個百分點。
服務業發展有利於落實綠色發展理念。多數服務業屬於勞動或知識密集型行業，具有鮮明的低碳特徵。因此，產業結構由工業爲主轉向服務業爲主，必然大幅降低經濟增長對能源資源的依賴程度。在我國第三產業中，交通運輸業和批發零售業兩大行業增加值佔比達到30%左右，2014年兩大行業每萬元增加值能源消費總量分別僅爲工業的44.9%和29.4%。隨着服務業佔比持續上升，我國能源消費結構和能源利用效率正在發生深刻變化。2016年上半年，煤炭消費在全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同比下降2.9%，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下降5.2%；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減少，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9.3%。
從今後一個時期看，我國服務業具有巨大發展潛力和成長空間。初步測算，“十三五”期間，我國服務業潛在增長率爲8%左右，按服務業貢獻率50%—55%計算，可拉動GDP增長4.0—4.4個百分點，比“十二五”期間多貢獻約0.5個百分點，這將爲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因此，我們要順應規律，抓住機遇，堅定不移推動服務業大發展、大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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