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一聲脆響，一個精美的茶杯這下真的悲劇了，魏王李泰原本就肥胖的一張臉，此時已經變得漲紅，一雙小眼怒視着杜楚客道。56書庫
“那個杜睿真的是這般說。”
杜楚客好歹也是朝廷的四品大員，但是面對李泰這個小毛孩子，卻顯得戰戰兢兢，道：“確實如此，臣將其中的利害關係皆與他講了，但杜睿此人~~~~~~~”
“哼！”李泰冷哼一聲，道，“當真是不識擡舉。”
在一旁的蕭德言忙道：“殿下不必動怒，便是那杜睿不肯依附，又有何慮，想來也不過是個少年郎，便是有些才學，也當不得大用，如今殿下要緊的便是討得聖上的歡心，只要聖上心向殿下，餘者皆不足慮。”
李泰這人雖然才華橫溢，少年聰慧，卻畢竟不諳世事，聞言思慮了片刻道：“說的也有些道理，對了！肖蕭大人！上次你說的那個稻生雙穗的祥瑞在哪裡，明日本王要親呈父皇！”
衆人再一打岔，李泰便將杜睿扔到了腦後，他爲人自負，於自己的才學甚是自信，對旁人多少存了幾分輕視，讓杜楚客去延請杜睿，不過是存了56書庫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爲《資治通鑑》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爲“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
《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鑑》記載爲“大安”。
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編年，未據《紀年》詳加考查，只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蹟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爲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爲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
又如《資治通鑑》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鑑》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後人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鑑疑年錄》歸納出《通鑑》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
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爲《通鑑》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遊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鑑(色色小說?》的謬誤，共670餘條。
但是無論如何《資治通鑑》在文學上和政治上的意義卻是不容抹殺的，司馬光也曾爲這部史書耗盡心血，以致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司馬光爲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實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具有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的歷史價值，雖有瑕疵，卻也瑕不掩瑜。與司馬遷的《史記》，可並列爲中國史學的兩大不朽鉅著，正所謂“史學兩司馬”。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也曾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鑑》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
杜睿如今要剽竊的便是這部歷史鴻篇鉅著，雖然他的文學功底與司馬光不可同日而語，但畢竟有了後世的經驗教訓，以及眼光，卻也有自信將這部書當中的一些瑕疵抹去，使《資治通鑑》更加完美。
“從今日起，本少爺要閉關修煉了，沒有要緊事，誰也不要來打攪我！”
宣佈完這件大事，杜睿一轉身便進了書房，只剩下一衆人等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然後各自散去，忙自家的事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