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 激起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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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貝爾的強硬，可以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卻有在預料之中。說是意外，主要是因爲泰迪-貝爾給人的印象一向都是憨厚老實的，而且十一工作室的行事作風也不是這種咄咄逼人的類型；但又不是意外，則是因爲大家都能夠理解這個情況，其實媒體圈子裡的人都不是傻子，他們沒有參合到“環球報”的行列裡去，就是知道了真相，自然不會愚蠢到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所以泰迪-貝爾的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環球報”這一次的舉動自以爲聰明，自以爲抓住了機會，但他們卻忽略了兩個事實：第一，埃文-貝爾已經不是四年前被誹謗的那個少年了，而且這一次事件之前的輿論雖然在肖恩-霍爾的煽動之下有出現物極必反的局面，但終究還是一個正面事件；第二，埃文-貝爾在德納利國家公園的事有無數的人證物證，根本不是一個輿論導向就能夠抹殺的。
所以，“環球報”引發的風波更多隻是侷限在網絡上，真正願意跟風的媒體寥寥無幾。網絡是一個特殊的媒介，網民們根本不在乎事情的真相，反正隱藏在一堆數據後面，愛說什麼說什麼，平時看不慣埃文-貝爾的人都可以站出來說幾句，要成爲網絡熱點其實並不是一件難事。
總體而言，“環球報”指責埃文-貝爾惡意炒作的事件，根本就是雷聲大雨點小，只有在網絡上沸沸揚揚，而社會媒體、社會輿論則依舊停留在埃文-貝爾是否可以稱得上是草根英雄的階段，顯然是慢了整整一拍。
但是，“環球報”因爲自作聰明，如今卻要面臨來自十一工作室的怒火，還有埃文-貝爾龐大粉絲羣的怒火。
對此。“環球報”的應對措施是：強硬到底！“環球報”當即就對泰迪-貝爾的言論發表了反擊，他們認爲泰迪-貝爾在試圖剝奪他們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這是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褻瀆；另外還認爲十一工作室發展起來之後，不僅是埃文-貝爾。整個十一工作室都陷入了一種盲目自大、浮誇驕傲的情緒之中，就像一個暴發戶，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的財富和能力。
“環球報”的這一舉動無疑是火上澆油，頓時就引發了整個娛樂圈媒體的抵制。
其實埃文-貝爾在德納利國家公園的事情只需要簡單調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即使當初肖恩-霍爾在“世界新聞報”提出草根英雄名號時，都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有了清晰的瞭解，知道所謂的真相根本就沒有篡改的可能性。所以。當“環球報”所謂的惡意炒作言論起來時，肖恩-霍爾根本就沒有跟風的打算，反而是在這個事件裡銷聲匿跡了。
爲了反駁“環球報”的污衊，羅伯特-法瑞斯、傑-約翰遜等人都紛紛站出來接受了採訪，將自己知道的事情陳述起來，把德納利國家公園十一天的事蹟全部拼湊了出來；當初駐留在安卡雷奇的“荒野生存”劇組也有不少人站出來把事實講了出來，這根本不需要套口供什麼的，因爲這就是事實；還有國家公園的救援隊員、包括阿拉斯加當地的電臺、政府官員。所有參與到這件事之中的人都站出來接受了採訪，一點一點將事情還原出來。
其實整個事情的真相一點都不復雜，但是這一輪的證言也將之前“世界新聞報”、“娛樂週刊”等媒體報道的事情經過還原。並且把過程中的不少細節都挖掘了出來。不僅把“環球報”荒謬的觀念推翻了，還讓所有的民衆看到了整個事件的原貌，對於埃文-貝爾在自我拯救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冷靜、機智和樂觀，都感嘆不已。
隨後，“紐約時報”又披露了懷特-庫斯的真實身份。懷特-庫斯根本就不是教授，只是一所三流大學的圖書管理員罷了，他是被“環球報”收買，然後安插了一個合理的身份，以心理學教授的身份站出來對埃文-貝爾進行抨擊。
在當時輿論沸沸揚揚的情況之下，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層出不窮。人們一時間對於懷特-庫斯的身份根本沒有過多研究，而網絡言論也就被懷特-庫斯這位“叫獸”的肯定言論激發了出來。
真相大白了，其實根本沒有花多少力氣，“環球報”這次的陰謀根本就不堪一擊，把整個事件弄清楚之後，大家都明白了真正在惡意炒作的應該是“環球報”纔對。而埃文-貝爾呢？這位“惡意炒作”的主人公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根本就沒有試圖炒作的意圖，更重要的是，埃文-貝爾需要炒作嗎？人氣高如埃文-貝爾，他從來都不需要炒作，相反爲了躲避媒體他還費盡心思。
這一次“環球報”的行爲引發了其他所有媒體的圍剿，所謂事情的真相在各大媒體上鋪天蓋地，不僅還給了埃文-貝爾一個清白，而且還紛紛對“環球報”扭曲事實的行爲進行了譴責。事情還不僅如此，社會學者們又再次站了出來，將原本對準埃文-貝爾的矛頭紛紛對準了媒體。
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斯科特-鮑曼表示，“媒體爲了銷量、爲了博眼球、爲了奪視線，借用藝人的關注度進行惡意炒作，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頑疾。”斯科特-鮑曼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客觀的，他的觀點也基本包含了所有社會學者們的態度。
斯科特-鮑曼認爲，“回顧這一次事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脈絡，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事件，卻被媒體炒作到了‘英雄’的高度；當事件達到一個巔峰之後，媒體又繼續炒作，把對於英雄的質疑當做熱點製造第二波熱潮；最後第三波熱潮又重新回到藝人身上，把‘惡意炒作’的名頭按到了藝人身上。於是，這就變成了好也是藝人的，不好也是藝人的，全部的起因都是藝人，這是不對的。”
斯科特-鮑曼對於事件本身的討論並不是很多，而是對媒體的社會責任提出了新的定義，他認爲媒體之所以會對藝人的褒獎過渡，這是一個明顯的馬太效應；但同時藝人身上一旦出現爭議，也同樣會被無限放大。媒體對於藝人的過度追捧或者過分譴責，其實都不是一個好的現象，這對於整個社會道德的建立都會帶來負面影響。
肖恩-霍爾的捧殺策略達到巔峰時，社會學者們都對埃文-貝爾提出了譴責，認爲埃文-貝爾所謂的草根英雄名頭實在過譽了，不過當時社會學者們就有譴責媒體的大驚小怪了。而這一次，“環球報”的行爲，更是把社會學者們敏感的神經挑撥了起來，如果媒體能夠達到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能力時，這對於整個社會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因爲媒體的職能是在於監控，而不是掌控，這是有本質區別的。
所以，這一次社會學者們已經把對於草根英雄的焦點轉移到了媒體的社會責任身上，認爲像“環球報”在於不負責任的行爲，對於這個社會都是一種危害。這一次，社會學者們的討伐聲浪比幾天之前還要嚴厲許多，整個輿論都對“環球報”這次行爲進行了嚴厲譴責。
以“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時代”這樣的權威媒體爲首，他們紛紛在社會版面上開闢了專題，討論“環球報”這一次惡意造謠行爲對於輿論的惡劣影響，以及對於媒體名聲的損害。
毫無疑問，其他媒體都急於與“環球報”撇清關係，表明自己的清白，紛紛對“環球報”落井下石。搭配着社會學者們的譴責和憂慮，對於“環球報”的聲討音浪越來越強勢，幾乎都要超過之前關於埃文-貝爾是否稱得上草根英雄的影響力了。事情已經越鬧越大了。
不過，同僚媒體的圍剿，社會學者的批判，這都還不是“環球報”面臨最糟糕的局面，真正讓“環球報”焦頭爛額的，還是來自於粉絲們的抵制。
不管“環球報”的真實目的是什麼，其實還是擴大報紙的影響力，讓更多的民衆願意在超市裡看到“環球報”，只有這樣報紙纔能有更多的廣告收入，報紙也才能繼續辦下去。如果當民衆都開始抵制“環球報”時——準確來說是任何一家報刊雜誌開始被民衆大面積地抵制時，他們的生存環境就會一點一點被壓縮，最終滅亡。
“環球報”這一次是真的捅了馬蜂窩，從同僚到社會學者再到民衆，他們引發了全面的民憤抗議，這種局面實在是讓人想不到。不僅因爲“環球報”捏造事實，最重要的還是因爲他們在一個焦點事件上惡意扭曲、毀謗，這種惡劣的影響自然也伴隨着事件本身被放大數十倍數百倍，引起的後續反應強勢得讓人根本沒有還擊能力。
埃文-貝爾的粉絲們全部集結起來，在全美國包括夏威夷在內的五十個州，一共六十四個城市發起了抵制“環球報”的活動，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抵制活動以一種駭人的聲勢迅速崛起，並且以強大的氣勢讓“環球報”根本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着實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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