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他睡着了。”從監控室走出來，我對Mike說，“多給他點時間吧……我想他可能累了。”我說。
Mike不似以前那般俏皮，他拿着David遞給他的案件整理書，有些沉重地擡眼看了看Kris。那眼神裡還有什麼，我說不清。
“我的任務結束了。”我笑笑拍了拍David的肩膀。
他也笑了笑，想說什麼，卻欲言又止。有些猶豫地拿起了那份案件卷宗，“你的工作已經結束了，只不過……我是說，也許你該知道這些。”他把卷宗遞給我，“你自己看吧。”
一個小時以後，走在警局已經空無一人的走廊，我的腳步聲顯得格外孤單。
關於那之後的事……還是不要再說了吧。他卸下一層層的殼，已經血肉模糊，你看，每個人都得爲自己留點最後的東西，不是麼。
那大概是在倒計時還剩１小時左右的時候，也就是張藝興死去的一個多小時以後，他拿着一個椅子去砸客廳裡的那扇落地窗，椅子砸斷了，什麼都沒有發生。
接着，他又嘗試去開那扇密碼鎖的門，胡亂給了３次密碼都失敗了，什麼都沒有發生。
接着，他又拿起樸燦烈使用過的那個平底鍋去砸廚房的天窗，就是他攔住樸燦烈去砸的那扇。窗子被砸破了，什麼也沒有發生。
他瘋狂地在客廳裡亂砸，踢翻了沙發和茶几，砸壞了牆壁。他跌跌撞撞地摔倒在跳舞機前，看見了鹿晗贏的那臺機器上跳動着的沒人注意到的字幕：surprise。
他顫抖地把手按在上面，牆上的遊戲規則慢慢消失，像是噩夢般，幾個紅色的字漸漸顯影出現，那是韓語的“兩週年！”
像是模糊地意識到了什麼吧，又像是什麼都看不清摸不透。所有人的夢都醒了，那是屬於他一個人的噩夢。
兩個月後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個電話，“我們贏了，終身監禁。”電話的那頭David說。
幾天以後，我去警察局辦理完了跟這起案件有關的一些手續，離開前，我最後一次去探望了這個特殊的病人。
他穿着明顯比他的身體寬大很多的囚服，顯得異常瘦削。他的頭髮還未剪短，仍舊隨便地在腦後紮成一把，漂亮的手指隨意地放在腿上，臉色蒼白的有些厲害。
他時不時咳嗽，我詢問他的身體狀況，他輕輕搖頭表示自己沒事。
我不敢想象他的牢獄生活。就算穿着囚服沒有任何裝扮，他仍然漂亮得有些過分，就算這樣走進一個全是同性的酒吧我都會擔憂他的安全，更不用說在監獄裡，更不用說他還是不多見的亞洲人。
“如果……我是說以後，”我摸了摸鼻子，小心着自己的措辭，“服刑的時候，有什麼不適應的地方……可以隨時聯繫我，我有很多律師朋友。”我遞給他我的名片，“這個你以後恐怕不能攜帶，但你可以記住我的名字，很多警察都認識我。”我友善地說。如果我的病人選擇了死亡，對我的工作是莫大的否定，但這一切，好像又不是我能化解的。
他接過名片，看着我笑了笑，彷彿看透了我的意思，“我不會去死的，你放心。”
“那就好。”我看着他。
“我會活着，”他低頭說，“接受所有的懲罰，並且……”他甚至笑了笑，“並且努力地活下去，讓這懲罰的時間長一些。”
我看着這個男孩，像我第一次看見到他時那樣，散發着極端自我的氣場。
“我這裡，被許多座金字塔壓着，”他笑着指指自己胸口，“每一次懲罰，就像搬走一塊石頭……也許我在這裡呆了幾百年以後，就可以自由呼吸了。”他繼續笑着說。
我沉默着，也許，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我想象的那樣需要心理醫生。每個人都有別人救贖不了的痛苦，當這些痛苦消失殆盡的時候，他們的生命也就跟隨着一起消亡了。
兩週後的晚上，新聞節目裡依舊充斥着滿世界的災難，在那條不起眼的本地車禍片斷裡，我看到了意外死亡的鄭先生。
其實很多事情，也許不會再有人知道。
沒人知道，被推倒在鏡子裡的金俊綿也許曾沙啞地說出過那句話，“地下室有聲音。”
沒人知道，在那次最後的探望裡，Kris曾經低着頭小聲地對我說，“其實那個蹦牀，我覺得我只碰歪了一點。”
沒人知道，德國珠寶業巨頭Wellendorf在2014年初推出了價格不菲的限量版戒指，分成上中下三層的戒指表面彼此旋轉，很容易就能拼湊成固定的花紋圖案。而拼湊完的內側，是個簡單的斜體德語單詞: Liebe.
更不會有人知道，2010年冬天，張藝興終於買下了那塊看中很久的Tissot黑白款手錶，表的背面刻着一行小字: It only stops when you fall in 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