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傑出的理論家
——蔡和森
蔡和森同志是我黨早期卓越的領導人之一，他對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中國人民永遠紀念他。
——鄧小平在紀念蔡和森誕辰八十五週年時的題詞
蔡和森（1895～1931），字潤寰，號澤膺，學名彬，原本複姓蔡林，名鑠仙，湖南雙峰人。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卓越領導人之一、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理論家、宣傳家。
一師結摯友
蔡和森生於1895年，那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當時的中國已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99年，蔡和森隨母親回到老家——湖南雙峰永豐鎮。不久，其父回鄉，並在雙峰縣買下井字鎮楊球光甲堂定居。
1913年秋，蔡和森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並改名爲蔡林彬。蔡和森進入“一師”的圖書館後，就像進入知識的海洋，就算是餓着肚子，放假也要待在學校的圖書館裡看書。1914年春，蔡和森認識了毛澤東，兩人一見如故，常在一起看書討論問題。楊昌濟先生曾對人說過：“毛澤東和蔡和森‘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如果好好培養，將來一定是國家棟梁之才。”
1915年，蔡和森跳級考入了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專科。蔡和森在高等師範裡，用功讀書，刻苦鑽研。當時，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出版了，書中主講“民主”與“科學”，並大力批判封建主義的傳統思想。這些，深深吸引着蔡和森。很快，蔡和森成爲了《新青年》的忠實讀者，並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
第二年6月，蔡和森畢業於湖南高等師範學校之後，並沒有回家，而與毛澤東一起在楊昌濟先生的公寓裡住下。兩人一同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準備進一步建立革命團體。1917年秋天，蔡和森鼓動家人從老家搬至嶽麓山濚灣鎮劉家臺子居住。自此之後，毛澤東與羅學瓚、張昆弟等新思想青年，常到蔡和森的家中暢談理想。大家一致商討，認爲想要推翻這個封建的社會，僅靠幾個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只有徵集更多的愛國人士，纔能有所發展。於是，1918年，蔡和森與毛澤東等人組織了“新民學會”，並創辦了《湘江評論》。
不久，北大的楊昌濟先生寫信給毛澤東，談到北京有人發起了赴法助工儉學的倡議，邀他到北京談一談。毛澤東接到楊先生的信後，找蔡和森商量此事。蔡和森說：“這是個很好的機會，你也可順便看看楊先生。”
毛澤東說：“我想赴法勤工儉學是件好事，可以瞭解一下歐洲各國革命的真實情況。” 接着，毛澤東和蔡和森召集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共同商討了一番。最後決定，由蔡和森先到北京瞭解情況和取得聯繫，然後再做決定。
蔡和森受大家的委託，先到北京，毛澤東隨後也到了北京，他們共同爲赴法勤工儉學做着準備工作。
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受同志們之託，冒雨前往北京商討赴法勤工儉學之事。到京之後，經楊昌濟老師介紹，先後認識了李石曾、蔡元培、李大釗等人。聽了李大釗講解的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經驗，使他大開眼界，增強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氣。
赴法爲革命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和母親葛健豪、妹妹蔡暢及向警予等30多人，在上海乘“央脫萊蓬”號輪船赴法國。蔡和森進入蒙達尼男子中學學習。在校內，他秉着一股刻苦鑽研、勤奮好學的衝勁，僅用了半年時間，就讀了幾百本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思路也開闊了不少。他認爲，中國更適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蔡和森在法國不僅收穫了救國理論，同時也收穫了自己的愛情。蔡和森和向警予相識後，兩人有着相同的生活、革命目標，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0年，二人在蒙達尼自由結婚。
蔡和森在法國與周恩來、王若飛等人也建立了革命的友誼，成爲好朋友。他經常參加各種活動，宣傳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經驗。
留法期間，蔡和森對建黨的理論及方針、路線做了詳細的分析與調查，並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蔡和森認爲，要想發展中國革命，必須成立共產黨。而且他還針對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等問題提出了許多正確主張。1920年8月，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我以爲先要組織黨——中國共產黨。因爲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它。然後工團、合作社才能成爲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纔有神經中樞。”毛澤東接到蔡和森的信後，心裡非常激動，他立即回信表示極爲贊同。他在信中說：“你的信見地極當，我沒有—個字不贊成！”
1921年，蔡和森在法國發起了建黨活動，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周恩來任總支書記。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國內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建立。
蔡和森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引導進步青年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當時在留法學生中，有一部分人受無政府思潮的影響比較嚴重，他們不相信革命的理論，認爲一切都是空的，都是無所謂的。
蔡和森面對這種思潮，進行了不懈的鬥爭。無政府主義者成立了“工學世界社”，宣揚他們的觀點。他們否認一切國家政權和階級鬥爭。要求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自由”，反對一切政治鬥爭，認爲國家是產生一切罪惡的根源。
一天，蔡和森來到這些人的集會地點，大聲說：“我不是你們的成員，我今天來是專門反對你們的主張的。”接着，蔡和森說：“無政府主義也稱‘安那其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潮。其代表人物有法國的蒲魯東、俄國的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等等，他們宣傳不受任何限制，實際是虛僞的，是爲了破壞工人運動，維護舊的統治。你們大家只講什麼絕對的自由，只從客觀上卻幫了反動階級的大忙。”
蔡和森繼續說：“我們都來自中國，中國的時局如何，人家心裡都明白。你們有的是工人的兒子，有的是農民的兒子，有的是工商業者的兒子……如果父輩知道你們這樣胡混，他們能滿意嗎？”
經過了蔡和森多方面的工作，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慢慢地接受了他的觀點，改正了錯誤。 這些人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員，開始信仰馬列主義。
蔡和森留法期間，不僅刻苦鑽研適合中國的革命，還參與了不少鬥爭。1921年2月28日，爲了“爭生存權和求學權”，同學們堅決反對北洋政府拒絕資助學生勤工儉學，而指使駐法使館，以“找不到工作、不能上學”爲由把學生遣送回國的抗爭。同年8月，他參加了抗議北洋政府賣國借款。
爲了奪回“里昂大學”的就讀權，蔡和森與趙世炎、羅學瓚等人帶領125名學生，衝進了“里昂大學”準備與校方談判。不料，校方居然與法國政府串通，派出200多名武裝警察把他們統統帶走，只有趙世炎一人脫身。法國政府以“從事布爾什維克活動”和“擾亂治安”的罪名，於1921年10月18日將剩下的學生全部遣送回國。
領導五卅運動
1921年底，蔡和森在上海由陳獨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中共中央從事黨的理論宣傳工作，成爲黨早期重要的理論家和宣傳家。
1922年6月，蔡和森出席黨的二大，參與起草二大宣言，爲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做出了貢獻，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2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週報主編。
爲了辦好黨的機關刊物，蔡和森撰寫了許多理論文章，宣傳馬列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討論和研究中國革命的問題。從1922年到1927年，《嚮導》週刊發行量猛增到10萬餘份。同志們都稱讚蔡和森是黨的理論家，《嚮導》週刊是革命的火炬。
在辦好刊物的同時，蔡和森還積極參與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
1925年5月30日，生生令人震驚的“五卅”慘案。當晚，中共中央再次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蔡和森堅定地說；“要組織行動委員會，建立各階級的統一戰線。發動全上海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統一行動抗議英帝國主義的大屠殺!”會後，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立到深入到羣衆中去，進行直接領導。6月1日，成立了上海市總工會，宣佈工人總罷工、兩人總罷市、學生總罷課。
蔡和森說：“不但如此，我們還要提出懲辦兇手、取消領事裁判權、撤走英、日駐軍。”根據蔡和森的提議，上海又成立了“工商學聯合會”，並且制定了17項交涉條件。
爲了造成一個全國動員的革命聲勢，形成反帝怒潮，蔡和森向黨中央建議，號召全國各地的工人、學生、商人也舉行罷工、罷市、罷課，以聲援上海的行動。
黨中央採納了他的建議，向全國發了通電，立刻得到各地的響應。有的發電表示支持，有的寄來款物，全國形成了反帝運動的**。共產國際也發來電報表示支持。
6月26日，上海一位民族資本家，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政客的威逼利誘下，停止罷市，破壞了反帝運動的統一行動。
蔡和森得知這一情況後，心中非常焦急，擔心已經發動起來的運動中途被破壞。他連夜找到這個民族資本家，向他申明大義，啓發他的愛國覺悟。最終使這個民族資本家醒悟了，繼續投入到罷市運動中。
經過三個月的激烈鬥爭，這次運動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五卅”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大大提高了人民的覺悟，掀起了全國革命運動的**。
與“左”傾路線的鬥爭
1925年10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蔡和森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會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27年春，蔡和森回國，在5月舉行的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隨後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在大革命面臨失敗的危急關頭，蔡和森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批判，並多次提出應對危機的建議。在黨的八七會議上，他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爲黨確立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起到了重要作用。會後，他作爲中共中央特派員，赴天津參與組建和領導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並任北方局委員、宣傳部部長。9月22日，中共順直省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蔡和森在會上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全面總結五大以來黨的經驗教訓。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上，蔡和森認真總結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經驗教訓，闡明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建立紅軍、開闢割據局面的可能性，並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六大後，他回國參與中央領導工作。
1928年底，蔡和森作爲共產國際中共代表成員之一，赴莫斯科工作。在此期間，他受到了黨內“左”傾機會主義的排擠，1930年回國後仍留在黨中央工作。在上海，以王明爲首的“左”傾路線的代表人物，繼續對蔡和森進行排斥和打擊。
長期以來，王明在黨內搞宗派活動，蔡和森以黨的利益爲重，對王明的錯誤行爲進行過多次的勸告。1931年1月，在中共第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因爲有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奪取了黨中央的領導權。
一次，蔡和森找到王明問：“我回國後爲什麼不安排我的工作，難道我犯了什麼錯誤？”
王明冷笑着說：“你的錯誤不在某—件事上，而在思想上，要做深刻的反省。”
蔡和森堅決反駁王明道：“思想路線上我認爲是你錯了，而不是我錯了。”
王明打斷蔡和森的話，說：“好了，你不要總以黨的理論家自居，這對你是沒有好處的。”
蔡和森聽罷嚴正地說：“我們之間的分歧，並不是我們個人的事。在政治上，你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線，企圖超越民主革命，—舉取得社會十義革命的勝利，主張‘—切鬥爭，否認聯合’，把中間勢力當成敵人，換行‘城市中心論’，忽視了廣大農村。在組織上，你推行宗派主義和懲辦主義。在軍事上，推行冒險主義……這一切都關係到黨的前途和命運，我們應該分辨清楚，並希望你能改正。”
王明聽着蔡和森的話，表情越來越不自然，他有些急躁地說：“你不要在我面前顯示口才了，我是黨的領導人，不是你領導我，回去好好檢討吧。你的右傾情緒太嚴重了！”
蔡和森強忍着滿懷憤怒，仍然要和王明爭辯，王明狠狠一拍桌子出去了。
幾天後，蔡和森又找到王明，說：“既然你頑固堅持錯誤的主張，又不在中央機關給我安排工作，那麼我申請到中央蘇區去，做些有益的工作，總可以吧。”
王明一聽，譏笑地說：“怎麼，想去和你的老朋友毛澤東匯合呀？難道，你們搞的這一套不是宗派主義？”
蔡和森冷笑地說：“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現在中央蘇區工作很多，很需要有人去幫助毛澤東，這絕不是搞個人小圈子，完全是爲了中央蘇區的工作。”
王明氣急敗壞地說：“好了，中央蘇區的工作會另派人去，就不用你操心了！”
蔡和森遭到了王明的斷然回絕，心中十分苦悶。過了不久，王明突然下達指示，讓蔡和森主持廣東省委的工作。當時，廣東省的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省委書記鄧發被捕、廣東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省委機關暫時移往香港。蔡和森接到指示後，以黨的
利益爲重，不計較個人安危與得失，服從組織決定、離開上海去香港。
臨行的前—天的晚上，蔡和森的外甥女劉昂正好從香港回來，見蔡和森收拾行李，就問：“舅舅，你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呀？”
蔡和森說：“巧了，我要到你剛來的地方去。”劉昂一聽十分着急，忙說：“那裡的情況很危險，舅舅千萬別往虎口裡送呀！”蔡和森聽完劉昂的介紹後平靜地說：“別長敵人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呀呀。”
劉昂認真地堅持道：“舅舅，我勸你還是好好考慮一下，和領導講一下，不要去了。” 蔡和森生氣了，大聲說：“幹革命，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怎能只考慮個人的安危呢！”
劉昂見舅舅生氣，不敢再勸阻，只好囑咐蔡和森要多注意安全。
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去
1931年3月，蔡和森不畏艱險，帶着家人從上海來到了香港。蔡和森到達香港不久，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機關就得知了消息，並立刻派已由共產黨內叛變的顧順章追隨到香港。他一時找不到蔡和森的住址，也摸不清蔡和森的出行規律，只好悄悄地等待時機。
叛徒顧順章認識蔡和森，這給蔡和森的安全帶來很大威脅。顧順章到達香港後，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也得到了情報，並及時把情報通知了廣東省委。
6月10日，香港海員舉行一次重大的會議，省委其他同志考慮到蔡和森的安全，沒有安排蔡和森出席這個會議。蔡和森聽完秘書的解釋後，着急地說：“我不去怎麼能放心啊，海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他們召開這麼重要的大會，我怎能不去參加呢？”秘書說：“這麼大的羣衆集會，很可能混進密探務，爲了您的安全，省黨委決定您不必去了。”蔡和森只好答應了。
其實，海員大會的地點，離蔡和森的住所不遠，不能參加會議的蔡和森在屋子裡來回踱步，不時地望向窗外。會議從上午8點開始，—直開到中午仍未結束，聽着會場方向傳來的掌聲，蔡和森在屋子裡實在耐不住了，他不顧家人的勸阻，決定去會場參加會議。
蔡和森來到會場後，精神抖擻地站在海員們的面前，向充滿革命熱情的羣衆招手。不料叛徒顧順章早在門口等着，他尋找了半天也沒發現蔡和森，正當他失望之時，蔡和森出現在人羣裡。叛徒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冷笑，他向幾個特務遞了個眼色，就悄悄地走了。幾個便衣特務一起撲上前來抓住了蔡和森。
蔡和森被拘捕後，被送到英國領事館。黨組織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設法營救，並讓有廣泛社會關係的李少石想辦法。李少石接到任務後，便去找知名的社會團體從中斡旋，並與香港英國當局取得了聯繫。雙方談判的條件是：由李少石拿出一筆鉅款，保釋蔡和森出獄。
李少石多方籌集，把鉅款湊齊，可等他到英國領事館時，蔡和森已在兩個小時前，由英方引渡給廣東軍閥陳濟堂，並被投入廣州監獄中。
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的重要人物恨之入骨，一開始就動了重刑。蔡和森橫眉冷對，沒有暴露出黨組織的任何情況。蔡和森被折磨得傷痕遍體，躺在牢房裡無法活動。難友們見了都非常難過。蔡和森強打精神，支撐起身子，鼓勵難友們說：“不要悲傷，要堅持鬥爭，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共產黨人的！”
敵人的殘酷折磨，絲毫不能動搖蔡和森的堅強意志。狠毒的敵人最後使出了滅絕人性的手段。最後一次審問時，敵人居然把蔡和森的手腳用鐵釘釘在牆上。蔡和森仍然未吐露一個字。最後一刻，蔡和森被敵人的亂刀刺死。他犧牲時，年僅36歲。
就這樣，一箇中國共產黨的傑出理論家，爲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蔡和森雖然犧牲了，黨和人民衆遠懷念着他，毛澤東曾在一次談話中說過：“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向蔡同盟
“革命夫妻有幾人，當時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氣巍然並世尊。”這是新中國誕生前夕，國民黨元老、著名詩人柳亞子先生緬懷紅色革命伴侶蔡和森與向警予的詩句。
向警予與蔡和森是同年出生，只少5個多月，1895年9月4日出生在湘西漵浦縣城一個商人的家庭裡。向警予屬土家族，原名俊賢，乳名“九九”。
蔡和森與向警予還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向蔡同盟”的筆名——振宇。蔡和森主編《嚮導》週報期間，他們曾經常一起用這個名字在週報上發表評論文章。振宇，即“警予”的諧音。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之時， 毛澤東在長沙的摯友便是蔡和森與向警予。1912年春，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兩年後，轉學至長沙私立周南女校，與蔡和森的妹妹蔡暢成爲同學。通過蔡暢結識了蔡和森與毛澤東等進步青年，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16年向警予在周南女校畢業後回漵浦老家，打破當時“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在新式學堂任校長，試圖走教育救國之路。她在校內要求女生放腳，爲她們解開裹腳布，並向其父母作動員，開展婦女解放運動。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等在湖南長沙劉家臺子蔡家發起成立新民學會。不久， 蔡和森受學會委託，前往北京聯繫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毛澤東等也相繼去了北京。向警予得到消息，很想跟他們幹一番“真事業”。於是，她也來到北京，先拜訪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再赴河北布里村留法工藝學校會晤了蔡和森，二人逐漸加深了友誼。
1919年7月，向警予應蔡暢之邀，離開漵浦，赴長沙發起女子赴法勤工儉學行動，並加入毛澤東、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學會”，成爲第一個女會員。12月25日，蔡和森、向警予等30餘人遠涉重洋，赴法國勤工儉學。“向蔡同盟”的愛情之舟也隨之揚帆起航了。
在漫長的航行船上，在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研究學習當中，在你爭我論的雄辯裡，共同的革命理想，使蔡和森和向警予兩顆青春火熱的心，怦然跳動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從此，蔡和森和向警予開始了戀愛。經過35個晝夜的海上航行，他們於2月2日抵達巴黎。在巴黎逗留5天后，到達法國的一個小縣城蒙達尼，正式開始了勤工儉學生活。在激情澎湃的日子裡，他們兩個各自交換詩作，表達彼此的愛戀，表達對革命的嚮往。
1920年5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在法國蒙達尼正式結婚。這雖然是個簡單的婚禮，卻引起很大轟動。看熱鬧和祝賀的人們不僅有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同學，還有許多素不相識的蒙達尼人。其結婚照爲蔡和森和向警予兩人捧着一本打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資本論》。表明他們的結合，不僅僅是男女之間愛情上的信誓旦旦，更是革命理想事業上的同盟，同舟共濟。婚禮上，二人還將戀愛過程中互贈的詩作編印成書，題爲《向上同盟》，分贈給大家。隨後，人們把他們的結合稱爲“向蔡同盟”。
在國內的毛澤東聞知此訊極爲高興，十分讚賞他們自由戀愛的行爲，認爲這是開了一個很好的先例，應該成爲大家的榜樣。後來，毛澤東與楊開慧、李富春與蔡暢等的結合，就是“向蔡同盟”之後的又一支浪漫曲。
留法期間，蔡和森與向警予致力於俄國十月革命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蔡和森與毛澤東、陳獨秀等保持通信聯繫，信中第一個提出“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箇中國共產黨”，並系統闡述了有關建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組織原則。他還與向警予、周恩來、趙世炎、鄧小平、李富春等一起籌建中國共產黨旅歐的早期組織，是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1年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參加領導學生運動而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不久，已懷孕的向警予也回到上海。回國後，他們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爲我黨最早的一對夫妻黨員。在1922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蔡和森當選爲中央委員，向警予則當選爲候補中央委員。同時，蔡和森還擔任中央宣傳部第一任部長，向警予擔任中央婦女部第一任部長。夫妻倆都成爲了中國共產黨早期卓越的領導人。
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歲月裡，蔡和森與向警予共生有一女一子：蔡妮、蔡博。1922年4月1日，向警予在上海生下第一個孩子妮妮。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孩子被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1924年5月，向警予再次懷孕，和蔡和森一同回到湖南老家探親。5月25日，向警予在湘雅醫院生下兒子博博。出生不到1個月，就由蔡和森的姐姐蔡慶熙哺養。這兩個孩子都被譽爲“向蔡同盟”的結晶。
1927年4月，蔡和森、向警予的兩個兒女在長沙最後一次見到了媽媽。在蔡父蔡母的張羅下，一家人到照相館拍攝了一張合影，算是唯一的“全家福”。在這張照片上，不常見到媽媽的兒子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向警予懷前。
向警予到武漢後，在緊張激烈的階級搏鬥中，這位心中裝着中國革命解放大業的母親還給兒女們寫了幾首充滿母愛柔情的兒歌，其中的一首這樣說：“希望你像小鳥一樣，在自由的天空飛翔，在沒有剝削的社會成長！”
1928年3月20日，留在武漢組織並參加地下鬥爭的向警予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審訊和毒打，她堅貞不屈，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和優秀品質。在“五一”國際勞動節之時，向警予被殘酷殺害，年僅33歲。
蔡和森得知向警予被捕後，想方設法營救。特別是驚聞向警予犧牲噩耗，悲痛不已，撰文《向警予同志傳》以悼念。他在傳末寫道：“偉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瞿秋白
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裡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爲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着，不會死去。
——毛澤東爲《瞿秋白文集》題詞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曾擔任過兩屆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醉心於學習
瞿秋白出身書香門第。瞿家世代爲官，但到他父親瞿世瑋這一代，已經只剩一個徒有虛名的“浙江候補鹽大使”。其父一生喜愛繪畫，在濟南教書得以餬口。母親與其父一樣，喜愛詩文。瞿秋白幼年所學的唐宋詩詞均是由瞿母所教授。
瞿秋白小時候很聰明，酷愛學習。他7歲時進入私塾讀書，8歲進入冠英兩等小學堂。12歲，考入常州府中學堂預科。因家境日漸貧寒，17歲的瞿秋白未能中學畢業。中學期間的校長是同盟會會員，常在學生中組織軍事練習，教導學生反帝反清的革命思想。因此，對少年時期的瞿秋白影響很大。
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瞿秋白一家人的生活每況愈下。在1916年年關時，瞿母忍受不了生活的種種逼迫，自殺身亡。迫於家境的艱難，爲母親辦完喪事之後，瞿秋白的兄弟姐妹打算各奔東西。
1916年，瞿秋白在堂哥瞿純白的幫助下，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語。第二年，他前往北京，考入北京免費大學——俄文專修館。在那裡，他不僅學習俄語、英語、法語，還學習文學與哲學，並開始試着翻譯托爾斯泰的作品。他每天夜以繼日地學習，最終因體力不支，患上肺病。世俗、黑暗的社會，讓瞿秋白開始“研究國故”，談論佛學。他認爲，只有文化才能救國。
尋找新信仰
1919年5月4日，瞿秋白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並組織俄專等學校的學生遊行，向大家宣揚“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等理念。5月6日，瞿秋白組織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並擔任學聯評議部的議員。5月19日，北京學聯實行總罷課。罷課後，瞿秋白分別遭到兩次被捕入獄。第二次入獄時，瞿秋白竟因勞累和傷痛而吐血。對此，瞿秋白曾在給姐夫的回信中提及“幹了這平生痛快之事，區區吐血，算什麼一回事！”
通過一系列愛國活動，瞿秋白逐漸認識到，中國民族要想實現民族獨立，必須拋棄舊的封建思想，找到新的信仰與新的人生觀。同年11月，瞿秋白與鄭振鐸、耿濟之等人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新文化。《新社會》宣傳“沒有一切階級”，大家都是平等、自由、博愛的新思想。
1920年3月，瞿秋白加入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4月的《新社會》，就開始介紹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私有制和國家的產生和消亡的學說，認爲想要改變這一現象，必須實行“激烈的改革運動——革命——根本的改造”。同年5月，《新社會》被北洋政府查禁。對此，瞿秋白並沒有灰心，於同年8月另創《人道》旬刊，繼續宣傳新思想和社會革命。
探求新的道路
1921年1月，瞿秋白以北京《晨報》記者的身份，前往蘇聯考察。在這之前，親朋好友們都很擔心瞿秋白的身體狀況，好言勸阻他不要去。他卻說：“我入俄的志願——擔一份中國再生時代思想發展的責任。爲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於是，瞿秋白義無反顧地來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瞿秋白看到中國與俄國的天壤之別。俄國實行的是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此，他一心希望中國
也能儘快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1921年3月，瞿秋白又一次生病。他還是跟往常一樣，積極參加與勞動羣衆、知識分子互動，進行交談，獲取經驗。同年7月，經醫生診斷，瞿秋白患上了肺結核，臥牀一個月，直到9月仍然出現吐血的情況。在俄國朋友的勸說下，瞿秋白也曾打算回國修養，但終究因感覺自己身上的擔子很重，而放棄了回國。隨後，瞿秋白又一頭扎入忙碌的工作之中。
在俄期間，瞿秋白讀了不少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寫出幾十篇文章，分別發表在北京《晨報》與上海的《時事新報》上。1921年5月，瞿秋白擔任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俄文老師，兼政治課的翻譯員。
1922年1月21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瞿秋白也受邀參加。此時，他的身體已經遠遠不及從前。醫生告知他的肺葉已經潰爛，生命最多隻能維持兩到三年，希望他能好好休養。瞿秋白不顧醫生的勸阻，堅持在大會上帶病擔任翻譯工作。最終，瞿秋白因病情加重，出現神志模糊、高燒不退的症狀，被人擡回高山療養院。
瞿秋白在俄期間，寫下了不少書籍。從書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在不斷成長進步。他在《我》一文中說到“‘我’不是舊社會之孝子順孫，而是‘新時代’的活潑稚兒；我自是小卒，我卻編入世界的文化運動先鋒隊裡……”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此時的瞿秋白已經從一名民主主義者成長爲一名無產階級戰士。
回國投身革命
1922年2月，經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5日，瞿秋白參加共產國際在彼得堡舉行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商討確定統一戰線方針和東方問題。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回國抵達北京。闊別兩年之久的祖國，此時依然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之下。瞿秋白決心用自己在俄國兩年時間裡所學到的俄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道路和方法，改造舊中國。同年6月，他奔赴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瞿秋白被選舉爲中央委員。會議期間，瞿秋白、毛澤東、張太雷等人反對黨內“左”和“右”的錯誤思想，使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的正確決議，開始了國共第一次合作。
1924年年初，瞿秋白、李大釗、林伯渠、毛澤東等人一同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兩黨的合作的關係加快了中國革命的腳步，但國民黨之中仍有一小部分右派人士，堅持反對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加入，反對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在瞿秋白的領導之下，黨內同志們積極參加“西山會議派”、“國家主義派”等一系列的反對右派活動。此間，瞿秋白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大學”，爲革命培養了不少精英骨幹。
1926年1月，瞿秋白與毛澤東、林伯渠、吳玉章等同志一同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堅持與國民黨右派展開鬥爭。大會上，瞿秋白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這年春天，病魔又一次向瞿秋白襲來。他的肺病加重，每日咳血，身體一日不如一日。住院臥牀期間，瞿秋白堅持寫下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一書。
堅持真理
1926年7月14日，國民黨公佈《北伐出師宣言》。陳獨秀在國民革命軍從北伐出師後，竟然自顧自地在《嚮導》上發佈了一篇放棄黨對北伐領導的錯誤理論，還主張把北伐的軍事領導權拱手相讓於蔣介石。對此一事，瞿秋白極度不滿，便寫了一本短小精悍的小冊子。上面寫道：“斬首是中國皇帝的東方文化，是中國的家常便飯。但是我要做一個布爾什維克，我將服從真正列寧主義的紀律，我可不怕中國皇帝的斬首。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別的派別，有機會主義，——中國托洛茨基式的機會主義，實際上是第二國際主義之雛形……如果再不明白公開的揭發出來，羣衆和革命要拋棄我們了……一切爲革命的勝利！”這篇文章在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發佈，人手一本。瞿秋白勇敢揭發了陳獨秀的錯誤思想，可見他對革命是多麼的忠貞。中共五大上，瞿秋白當選爲中央委員、政治委員、兼政治局常委。
1927年初，毛澤東對湖南興起的農民運動做了周密的考察，寫出一份《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文章只有一小部分被髮表在《嚮導》上，其餘部分則被彭述之扣下，不讓發表。對此，瞿秋白氣憤地對彭述之說：“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革什麼命！”隨即，他爲這篇文章加了一篇序言，與毛澤東的原文一起印刷成手冊，四處散發。
4月，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人。7月12日，共產國際指令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陳獨秀被撤職。在隨後召開的八七會議上，瞿秋白被任爲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轉折點，挽救了處於危機時刻的共產黨人。在這次會議上，瞿秋白做出正確的決定，及時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與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具體方案。
從“偏”到“正”
在瞿秋白任職的一年時間裡，中共中央先後組織領導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秋收起義。對於這幾次武裝起義，瞿秋白只做政治指導，對於軍事則選擇放權。直到1927年11月，瞿秋白發現自己的思想有“左”傾錯誤。12月，廣州起義的失敗給瞿秋白很大的打擊，同時也讓瞿秋白有所醒悟，及時地糾正了自己所犯的“左”傾錯誤，於次年三、四月，在中央臨時常委會上作了誠懇地自我批評，其思想逐漸走上正確的道路。
1928年5月，瞿秋白到達莫斯科。6月，他參加了在莫斯科遠郊的茲維尼果羅德鎮主持召開的中共六大。大會上，瞿秋白認真檢查了自己的錯誤，繼續當選爲中央委員。六大之後，瞿秋白在莫斯科待了兩年。在這兩年裡，瞿秋白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李立三和向忠發則在國內進行直接領導。1930年春，瞿秋白被撤銷了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
1930年夏，瞿秋白回國後，發現李立三等同志又犯了“左”傾錯誤，導致黨和革命受到了巨大損失。同年9月，瞿秋白主持召開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
次年年初，第六界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大會上，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離開了中央政治局。
投身最愛
離開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後，瞿秋白並沒有喪失信心，而是用另一種方式繼續爲共產主義事業做貢獻。瞿秋白一邊在上海養病，一邊做革命書籍翻譯。儘管瞿秋白身居白色恐怖之中，又身患重病，每月只有十幾塊錢的生活費，但他一點也不畏懼，每天堅持工作約16個小時。在此後的兩三年時間裡，瞿秋白翻譯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聯文學作品達一百多萬字。一段時間以後，同志們再見到瞿秋白時，都感到很驚訝，沒有想到他會如此的安詳與平靜，偶爾還展現出很風趣的樣子。對此，同志們都很欣慰。
在上海的兩三年時間裡，瞿秋白與魯迅結爲摯友。在瞿秋白身處險境之時，魯迅曾給予了很大的幫助，不僅爲瞿秋白一家找到了安全住所，還爲他提供了很多書籍。
1933年年底，據中央指示，瞿秋白被調往中央蘇區瑞金工作。離開上海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與魯迅徹夜長談，並接受了一副魯迅親筆寫的立軸：“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瞿秋白抵達瑞金之後，出任中共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主席團成員和教育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兼蘇維埃大學校長。
多才多藝的革命者
瞿秋白多才多藝，他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喜愛繪畫、篆刻、書法、詩詞、古玩等等，而且他的愛好多源於名家指導、教誨。
瞿秋白喜愛繪畫，且在繪畫上有很高的造詣，源於其父的指導和教誨。他的父親瞿稚彬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畫家。現存於世的瞿秋白早年畫作只有兩幅：一幅是收藏在瞿秋白故里常州博物館內的山水畫《江聲雲樹圖》，是1916年17歲的瞿秋白爲表妹金君怡而作；另一幅是收藏於上海博物館的山水畫《松風琴韻圖》，是1919年清明節20歲的瞿秋白爲摯友李子寬而作。
瞿秋白喜愛篆刻，源於父親的指導同時得到石刻造詣極高的國文教師史蟄夫的傳授。瞿秋白的石章刻得蒼勁古樸，很見功力。瞿秋白自己刻有雙、霜、爽、秋白、鐵梅、滌梅、梅影山人等多枚圖章，同時還經常爲朋友刻章。有一次爲他的幼年好友、後來的秘書羊牧之刻一篆書名章，瞿秋白把羊字的角刻得特別大，羊牧之說羊字的角太大了，要瞿秋白重刻。瞿秋白卻笑着對羊牧之說：“角大能克敵，角大能催堅，角大能自衛，怎能不大？”說完兩人都笑了起來。可見瞿秋白把對事物的深刻認識也刻進了自己的作品中。
瞿秋白在書法方面也有一定造詣，曾受著名書法家莊蘊寬的指導和教誨。瞿秋白從小特別喜愛“顏體”，即唐代書法家顏真卿所寫的字體。後來，見莊蘊寬的魏碑寫得很好，就開始專心向他學習臨摹魏碑書法的代表作“龍門二十品”，即選自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中北魏時期的二十方造像題記。瞿秋白非常刻苦認真，專心致志，深得其中之味，他的書法一直保留着魏晉風格。
此外，瞿秋白還喜愛古玩、文物，既學識淵博，又鍾愛和珍惜。他在上海居住時，居家的掛錶上繫着他收藏的一個“半兩”古錢幣。有一次，瞿秋白問秘書羊牧之：“你曉得這個錢是什麼朝代的嗎？”羊牧之搖頭答道：“不知道。”瞿秋白解釋說：“‘半兩’大體上有兩種，一種是漢半兩，輪廓比這個要小一些；這是秦半兩，大一些。秦半兩是不可多得了。”
還有一次，瞿秋白在武漢與羊牧之同遊黃鶴樓，在回去的路上他曾感慨地說：“黃鶴樓，名存實亡了。革命勝利後，一定要照原樣整修重建，保存古蹟。”
瞿秋白喜愛文學，雜文藝術可稱得上爐火純青。曾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等欄目發表。魯迅看後，每每無限驚歎於瞿秋白文情並茂的新作是那麼精美絕倫。他的最愛是詩詞，這要得益於母親對他指導和教誨，他的母親文史詩賦均有很高修養，對瞿秋白的文學啓蒙起了重要作用。瞿秋白寫下的詩詞有很多，1935年他在長汀國民黨監獄，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寫下了許多佳作。其中流傳最廣的是《卜算子·詠梅》：
寂寞此人間，
且喜身無主。
眼底雲煙過盡時，
正我逍遙處。
花落知春殘，
一任風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來
應有香如故。
這是一首充滿革命豪情的詞，瞿秋白借詠梅抒懷，寫出了他當時的境況和心態。作爲一個革命者，明知身陷囹圄，危在旦夕，卻視死如歸，堅定不移的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從容就義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轉移，開始長征。瞿秋白因肺病加重，無法參加長征，被留在瑞金繼續擔任中央蘇區的領導工作。
1935年初，瞿秋白的病情惡化。黨組織決定把瞿秋白送到上海看病。在去往上海的途中，瞿秋白等人不幸被國民黨抓獲。在敵人的嚴刑逼問下，瞿秋白不屈不撓地進行鬥爭，沒有向敵人透露半點黨組織的機密。隨後，他又被帶到國民黨三十六師師部。師長宋希濂對瞿秋白的文筆頗爲欣賞，因此對瞿秋白非常客氣。瞿秋白心裡很清楚，這只是敵人的小把戲而已。面對敵人的軟硬兼施，瞿秋白絲毫沒有動心。他抓住生命最後一段時間，寫下了一篇長約兩萬字的文章——《多餘的話》，作爲臨終前對自己的認知與分析。整篇文章展現了一個踏踏實實的瞿秋白，總結了他其一生的弱點、缺點以及經驗教訓。他用一種誠懇的態度，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黨和人民。
敵人抓獲瞿秋白三個月之久，沒有從他嘴裡套出一點有用的東西。1935年6月2日，蔣介石發電報決定將他秘密處死。但是過了幾天之後，沒有一點動靜。原來是蔣介石心存幻想，還想在最後關頭試探一下瞿秋白，準備利誘。但瞿秋白對這些根本就沒有興趣。蔣介石的做法最終落得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監獄的敵人對瞿秋白說：“如果殺盡共產黨人，革命便成功了！”瞿秋白當面訓斥道：“沒有共產黨人，革命不會成功！”
1935年6月18日，福建省長汀縣，瞿秋白坦然地走在前往中山公園的路上，唱着俄語《國際歌》和《紅軍歌》，高聲喊着“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到達中山公園後，四周是那麼的寂靜，連小鳥都停止了鳴叫。瞿秋白走上涼亭，眼前有四碟小菜，一壺美酒。他獨自一人坐在石凳上飲酒，表情很坦然，完全看不出是一個將要被殺之人。酒喝到一半的時候，他從容地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我們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說完這番話，瞿秋白起身走到公園涼亭前拍了遺照。他的姿勢是那麼的灑脫，雙手向後揹着，昂首直立，閒靜之中流露出一股莊嚴肅穆的氣概。瞿秋白緩步走出中山公園，走向位於長汀縣西外街的羅漢嶺，到達刑場後，他尋找一處草坪盤膝而坐，對劊子手微微一笑說：“此地甚好！”
瞿秋白從容就義時，年僅36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