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往事
一顆沙粒落進貝殼，經過歲月的磨礪，會綻放出珍珠的光澤；一個熱血青年投筆從戎，經過戰爭的洗禮，眼神中散發出睿智深沉的智慧光芒。
都說時勢造就英雄，其實英雄也能成就一個偉大的時代。他們是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參與過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鞏固和發展，他們都有一個紅色的心。
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一個烽火硝煙瀰漫的年代，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一次刻骨銘心的回憶。經歷過那段崢嶸歲月的人，身上無疑都烙上了那個時代的痕跡。遲暮之年，當他們回首往事的時候，不覺得曾經的痛是痛，曾經的血淚是苦難，而是一種美好的回憶。也許，是該給自己一個交代，給那個年代一個交代。於是，他們拿起筆，開起口，將那個年代的故事娓娓道來……
它的詞藻或許並不華麗，文句或許並不優美，質樸的表達卻是對那個年代最真實的記錄。
朱德：革命雄師會井岡，集中力量更堅強
朱德，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長。
新中國成立後，朱德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1955年9月，朱德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井岡山基礎的建立是一九二七年冬天，毛澤東同志帶領秋收暴動的部隊去開始的——那時我們正在湘南起事，我們是有過聯繫的：在湘南敵人沒有大舉“圍剿”之前，我們計劃打通安仁、茶陵，以便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結果，敵人來了“圍剿”。那是幾省進行的，有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四川的，軍隊多得很，五月就開始進行戰鬥。不久我們退到酃縣，把茶陵打開了，茶陵有着幾百民團。當我們從安仁打下來，很快地給他們來了一個襲擊。他們在離城五里地的地方，沒有步哨，正趁他們的哨兵在打牌，我們一捕捉到這一信息，就開始急襲進城，城裡還一點不知道，隊伍還規規矩矩的。見我們來，還敬禮。就進去一下把他們的槍繳了。
然後隊伍又退到酃縣，同毛澤東同志會合了，他們正由南面桂東、汝城退下來。這是我們兩人第一次會面。
在大餘時，就派人同他們通氣，後來，由我派他的弟弟毛澤覃上井岡山找毛澤東同志，把南昌暴動及東江戰爭經過報告給他。湘南暴動時，他就找到了我，我倆在一起了。
五月到了井岡山，編成“第四軍”，我被推舉爲軍長，毛澤東當政治委員。下面分成三個師，我兼帶第十師，毛澤東帶第十一師，陳毅帶第十二師。
敵人很快兵分幾路，打到酃縣的邊邊上來，我們撤，把軍屬及工作人員安排在井岡山上，寧岡在山腳下，有敵人佔據着。
山在酃縣、寧岡中間爲羅霄山脈，山上有村子，分大小五井。很多繁密的樹林，摻雜着竹林，也有小松樹，那真是山高水又深……據說山頂上有五石凹，爲五井，可是人沒法到的，一下山，就有六十里路，再往南方走出村口，還有六十里路，就是一百二十里，山的周圍就有五百多裡，山路是很陡很險的。兵營和修械廠、醫院都擺在山上，隊伍來到山腳下，離寧岡只有幾里路。城裡駐有朱培德一團人。寧岡的四面都是山，中間是一塊小小的盆地、人口只有兩萬，出產着很多果子，種一年可以供給兩年吃的米糧，因爲運出去困難，得一兩天路，米一塊錢買六七十斤。南瓜長得很好，一顆有四五十斤重……
敵人向山上包圍了，不過羣衆條件差，沒有東西吃，到處都如此。這時，我們一縮縮到樹林子裡去，山上有筍，人口很稀少，五個村子有二三十戶人家，都是用樹皮蓋房屋，山上種地是不大好的，卻有大量的果子，所以沒有人種糧食，都是從山下面往上搬。山上水好得很，猴子非常之多，榛子樹很多。這時我調動部隊從山的北面爬到南面，把先到山腳下的一營敵人打垮了，就歇息下來。不久，敵人來反攻了，我們一下又狠打他們，他們拼命地往泰和逃去。我們卻斜着一插插到永新，寧岡敵人恐怕我們佔永新斷了歸路，也由寧岡撒下來。我們去早一個鐘頭，便佔據了永新城，那是很富庶的一個地方，我們當時很困難，有一萬多人，這時我們補充了一些兵力和物資。解決了沒有衣服穿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糧食問題。這幾個仗打得都很好，都是腳跟腳地打，二百多裡出其不意地襲擊了敵人。
摘選自《朱德自述》
彭德懷：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會議
彭德懷，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軍長兼第十三師師長。
新中國成立後，彭德懷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55年，彭德懷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在邊區特委成立後，十一月間，天氣晴和，農民秋收已畢，我和滕代遠等同志率領五個大隊，準備向井岡山前進之際，根據得到的敵情分析，湘贛兩省白軍又有向邊區“會剿”之勢。爲了把江西白軍部署搞亂，我軍襲佔了萬載城，約佔一星期之久，籌款萬餘元，補充了部隊冬服。這時，贛省白軍約兩三個團，由南昌方向向萬載前進，當敵人離城半日行程時，我們即經萍鄉和宜春之間向井岡山前進。
在蓮花城北約四十里處，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派何長工同志率約二三百人，先我到達該地，在道側兩翼大山埋伏。約花了一個多小時，彼此才溝通，他們才知道是紅五軍派來聯絡的部隊，他們的任務也是要北進同五軍取得聯絡的。蓮花城有白軍一個團駐守，我們於夜間從蓮花縣城西繞過，直插礱市（即現在寧岡縣城），到達該地是在廣暴紀念前幾日。先在礱市會見了朱德軍長，第二日到茨坪會見了毛黨代表。他首先就說：你也走到了我們一條路來了，中國革命條件是成熟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勝利，民主革命也要勝利。我想，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弄清楚，我們五軍內有些同志就是把兩個革命不加區別地混在一起，把消滅地租剝削和消滅資本剝削當做一回事。我當時在這個問題上雖感覺不妥，但理解不深，所以沒有發言權。
過了幾天，四五兩軍開聯歡會和廣暴紀念大會。搭起的臺子，搭的不穩固，人一上去講話時，就垮下來了。有人覺得不吉利，朱德軍長講：“不要緊，垮了臺，搭起來再幹吧！”又把臺搭起來開會。在會上朱軍長、毛黨代表講了話，我也講了話，內容都記不起了。
又過了兩三天，黨的六次代表大會決議送到了。紅四軍前委召集了擴大會議，五軍軍黨委常委同志均參加了這次會議。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同志主持會議，逐段詳細地討論了這個決議。我對這次會議印象很深，認識了中國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之間，而不是什麼不斷高漲；對民主革命的性質、任務，黨的十大綱領等有了比較深刻些的認識……
這次會議正是我三十週歲時開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
在會議期間，湘贛兩省反動軍隊，正在調整部署，準備“圍剿”井岡山。當時紅四軍還是草鞋單衣，冬服未解決，無鹽吃，每天三分錢的伙食也難解決，只有離開井岡山到白區打土豪才能解決。可是傷病殘人員無法安置，又不可能帶走，如此，勢必派隊留守。當時，四軍全部也不過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會更加單薄。爲這些問題，四軍前委開會討論了多次，我也參加了這些會議。最後決定由紅五軍五個大隊約七八百人留守井岡山，並讓我任四軍副軍長，保護井岡山傷病員及一些家屬小孩。我知道這是一個嚴重而又危險的任務。我回去同代遠談了，他當時是五軍黨委書記，由他召集了五軍黨委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我、鄧萍、李燦、賀國中，可能還有李光。討論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爲，我們是來聯絡的，任務已完成，應立即回湘鄂贛邊區，傳達“六大”決議。如果我們長期留在井岡山，就會影響湘鄂贛邊區的發展。一種意見是接受前委指示，保衛井岡山後方，使紅四軍主力安全脫離敵軍包圍，向白區發展。如果紅五軍不承擔這項任務，紅四軍離開後，湘贛邊區政權也可能受到損失，甚至搞垮。故我們應當承擔起來。第一種意見是大多數，第二種意見是我和代遠。我們說服了不同意見的同志，準備犧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發展。
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計劃轉移到敵後，也就是敵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隊，尋找戰機夾擊敵軍，以打敗敵軍的“圍剿”。他們從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進時，江西敵軍之謝文彬旅即尾隨紅四軍之後。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殲滅或擊潰該敵的。我四軍進至大餘、南康，遭受謝文彬旅襲擊，經贛南安遠、尋鄔向閩西南轉進了，這就完全脫離了井岡山。堅守井岡山的五軍，五個連分守五條路，成爲孤軍奮戰了。
摘選自《彭德懷自述》
羅榮桓：離開了黨，一切都要失敗
羅榮桓，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十一師第三十一團三營黨代表。
新中國成立後，羅榮桓先後出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等重要職務。
1955年，羅榮桓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人民，向反革命進行了武裝鬥爭。南昌起義就是黨在這危急關頭，以武裝起義來挽救革命失敗的嘗試。這個起義向全國人民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鬥爭的旗幟。接着“八七”黨中央緊急會議，堅決地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決定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號召各地農民進行秋收起義。
……
秋收起義開始於1927年9月9口，在“第三次攻打長沙”的口號下，一團從修水出發，取道長壽街，進攻平江；三團由銅鼓取道東門市，企圖在瀏陽與北上的二團會合，圍攻長沙。起義發動後，收編的丘國軒突然叛變。毫無防範的一團二營，在長壽街受到該部的襲擊，被全部打垮。三團在東門市受到優勢敵人的伏擊，傷亡較大。二團佔領瀏陽城後，也被敵人包圍，在突圍戰鬥中損失殆盡。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進攻長沙，顯然是一種軍事上的冒險行動，加之沒有廣泛地爭取羣衆的配合和戰術上的分兵，致使起義的部隊遭受嚴重挫折。
毛澤東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餘部，決定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進攻，部隊從此踏上了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正確的道路。南進途中，在蘆溪又受到敵人的伏擊，部隊一共剩下不到1000人，到達江西永新縣境的三灣，便立刻進行整頓。
首先是整頓組織，一個師縮編成一個團，改稱爲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實際上只有兩個營共七個連。整編後，幹部多餘了……毛澤東同志採取堅決的措施，根據自願，要留則留，要走的就發給5塊錢路費，疏散到農村去。整頓後留下來的是經過戰鬥和艱苦生活考驗的革命者，人雖少，卻精幹得多。
接着，毛澤東同志開始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班有小組，連有支部，各團建立黨委，在連以上各級設置了黨代表。並且成立了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同志擔任書記。於是，這支部隊便開始完全處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
爲了掃清軍隊的一切不良制度和習氣，毛澤東同志果斷地採取了許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員會就是這時候產生的。反對舊軍隊的一套帶兵方法，實現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帶兵方法，這就需要進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員會就是實現民主的一個組織形式……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羣衆覺悟，才能建立鞏固的集中……
改善官兵關係的措施，貫徹到各個方面，也表現在物質待遇的變化上。秋收起義以前，軍官每頓飯都四菜一湯，和士兵的待遇懸殊很大。三灣改編以後，因爲鬥爭很艱苦，那時最需要的是官兵艱苦與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幹部和士兵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關係，對幹部的考驗和改造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南進到達寧岡古城後，毛澤東同志召集了“古城會議”，總結了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派人與中央及省委聯繫，並繼續整頓部隊內部。這時，由於地方黨組織的幫助，還建立了一個後方。
……
打茶陵回井岡山後，毛澤東同志親手訂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改爲八項注意），將革命軍人如何對待人民羣衆，用最具體、最簡要的語言固定下來。多少年來，它一直指導着每一個指戰員的行動。
部隊內部繼續進行着民主改革。各級黨的組織，黨代表制肯定下來了；各級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員會更是普遍建立，並起着積極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當時連的主要幹部都有馬，但誰也不騎，打仗時用來馱傷兵，平時用來馱病號。部隊的改造需要經過長期的鬥爭。這是因爲舊軍隊的一切壞習氣、壞作風，還不斷通過補充的俘虜兵反映出來。同時源源而來的參軍農民，也帶來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後的東西。因此，經常要和這種侵襲作鬥爭。
經過這種經常的、深刻的內部和外部的鬥爭，部隊真正達到了“軍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緒高漲，極少有開小差的事例。
……
黨始終是軍隊的領導者、組織者和鼓舞者，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革命的軍隊。離開了黨，一切都要失敗……三灣改編的重要歷史意義，就在於正是從這時開始，確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新型的革命軍隊的基礎。後來，就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從政治、思想方面肅清舊式軍隊的殘餘習氣，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軍隊的組織、制度和作風。毛澤東同志的系統的建軍思想，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形式。
摘選自《親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
譚震林：毛澤東遊擊戰爭的十六字訣
譚震林，時任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書記和工農兵政府土地部長。
建國後，譚震林歷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我是攸縣人，12歲就當學徒，做印刷工人。大革命時，我在攸縣總工會當幹事兼國民黨農工部特派員。馬日事變後，我在攸縣站不住腳，就到長沙找黨組織，但一個熟人也沒有，找不到黨組織。聽說武漢情況還好，我又到武漢，也沒有找到黨組織，只好跑回家。然而，要回到攸縣老家是不行了。我在茶陵當過學徒，就到茶陵找老闆。老闆只知道我搞過工運，但不知道我是共產黨員。他說，你在這裡躲一兩個月是可以的，但不要到外面去，只能在裡面工作，晚上要出去走走還可以，不能到外面搞工作。這樣我就在書店當裝訂工。白天我在店裡做工，晚上就出去活動。茶陵搞工運工作的人我都認識，這樣，我就去找工會基層幹部，進行革命活動。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第二次打下茶陵縣城。當時縣委在山上沒有下來，我去接頭，找到宛希先，問他怎麼辦？他說，你是工人，首先組織工會。不久，成立了縣總工會，接着又成立了各行各業的工會，大家選我當縣總工會主席。地點設在江西會館……
……4月底，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龍市會師，成立紅四軍，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同志親自率領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團及各縣幹部大力經營永新。當時我們的力量擴大了，具備了大力經營永新的條件，寧岡全縣是我們的，部隊一部分到了蓮花、安福、吉安。……在永新，我們半個月內分兵發動羣衆，建黨、擴軍，成立紅色政權，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形成了比較鞏固的根據地。後來紅軍大隊前往湘南，敵人11個團進攻永新，毛澤東同志僅以三十一團一個團的兵力，充分依靠地方赤衛隊、暴動隊和廣大羣衆，堅壁清野，用四面遊擊的戰術，將敵11個團困在永新縣城附近30裡內達25天之久……
井岡山地區地域廣大，地形複雜險要，羣衆條件又好，十分有利於開展人民游擊戰爭。毛澤東同志所制定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就是在井岡山斗爭這樣特定的條件下，隨着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著名的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以及“分兵以發動羣衆，集中以應付敵人”，“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都是在當時粉碎敵人三次圍攻的多次戰鬥中，鑑於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而總結和豐富起來的……毛澤東同志說：“我們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他還說：敵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所以，我們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敵人不知我們去向，就得重新調查。我們先領他兜幾個圈子，等他的弱點暴露出來，就要抓得準，打得狠，打得乾淨利落，有所繳獲，就像做買賣一樣，賺錢就來，蝕本不幹。總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你來打我叫你們打不着，我來打你一定把你吃掉。其後著名的龍源口戰鬥，我軍先是向西佯攻酃縣，誘引不知虛實的贛敵楊池生、楊如軒部深入，而後繞一圈子，突然回師東進寧岡新城，佔領新、老七溪嶺有利地形，經過一天鏖戰，全殲敵一個團，擊潰敵兩個團，又乘勝猛追四十里，第三次佔領了永新縣城。
……
1928年底，敵人向井岡山發動第三次“會剿”，這時彭德懷同志帶領紅五軍到了井岡山。毛澤東同志考慮紅四軍、紅五軍都留在山上，山上養不起，決定留彭德懷同志帶領紅五軍守山，毛澤東、朱德同志率紅四軍主力三千多人下山。陳正人留在山上，我也下山，隨軍行動，擔任前委的工農運動委員會主任。
摘選自《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粟裕：我親眼見過“朱德的扁擔”
粟裕，井岡山時期任紅四軍連長、黨代表。
建國後，粟裕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第一政治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
1955年，粟裕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
我在井岡山和中央根據地時期，是我從一個基層幹部成長起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路途上邁開重要一步的時期。這裡，我主要談談自己在軍事鬥爭中的親身經歷和體會。
……
爲了加強黨的政治工作，一些優秀的共產黨員被調到連隊擔任政工幹部。我在井岡山時，工作多次調整，時而任連黨代表，時而任連長，都是爲了加強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連隊裡新戰士和解放過來的戰士多了，需要加強政治工作，就調我去任連黨代表；某個連長軍閥習氣太重了，要調動他的工作，又讓我去任連長。
我所在的第二十八團，在黨的領導下屢建戰功，但輕視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軍人，看不起政工幹部，認爲政工幹部只是擺樣子，賣嘴皮子的，賣狗皮膏藥的……我剛作政治工作，沒有經驗，只有在實踐中慢慢地摸索。
那時部隊打人風氣比較嚴重，雖然已經有明令廢止肉刑，但還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第二十八團有一個幹部，因好打人而得名“鐵匠”，意思是他打人像鐵匠打鐵一樣狠。有個舊軍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癮，打得軍需、上士、傳令兵、伙伕差不多都跑光了。還有老兵打新兵的。事實上越是打人，紀律越渙散鬆垮。如果哪個單位戰士逃跑多，幾乎不用調查，就可以斷言那個單位打人成風。
建立和開展政治工作的過程也是我的自我改造過程。我是反對打罵的，但也因受舊傳統的影響，對於做壞事的人，還是覺得需用變相的體罰。我們連一個通信員好賭博，屢教不改。一次他賭博被我抓到了，我很生氣，就對他罰站。讓他腳跟併攏，兩腿半彎曲下蹲，雙手舉起，我們把這個稱作“兩腿半分彎”。身體再壯的人，這麼站久了也受不了。這個通信員雖然吃了苦頭，惡習仍然不改。我覺得舊的管教辦法實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賭博，我也不罰他了，耐心地同他談話，啓發他的覺悟，對他進行說服教育。我同他談了一兩個小時，他流淚了，被說服了，發誓以後不再賭博。後來，他果然改了，並且發現別人賭博還來告訴我，幫助做工作。我感慨地想，對自己的同志，舌頭真是比拳頭還靈啊！
就這樣，我自己的思想也得到改造。
……
本來井岡山的經濟基礎就差，加上敵人的封鎖，就更困難了，部隊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布匹很難買到，軍衣都是自己動手作。領到白布，用鍋灰煮成灰顏色，裁好後自己一針一線地縫。我第一次做褲子時，不會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條褲子拆開來照樣子裁，然後再縫起來，做一條褲子縫兩次。穿着自己做的褲子格外高興。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爛爛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號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不穿棉衣，讓給傷病員穿。所有幹部、戰士都會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糧食外，油鹽菜金五個銅板。基本上餐餐吃紅米、南瓜。南瓜吃了脹肚子，不好受。戰士們風趣地編了一首歌謠：“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由於敵人的封鎖，最困難的是部隊吃不到鹽。不吃鹽，行軍、作戰沒有勁。後來自己熬硝鹽吃。硝鹽就是把房屋牆角下長的一種白毛刮下來，用水熬。那東西又苦又澀，但畢竟比沒有鹽好一些。後來，中央蘇區建立起來了，條件好一些了。籌款籌得多，有時還可以發點零用錢，多時每人一次可發到四五元，大家可以剃頭，買牙刷、買肥皂了，而且還可找機會改善一下生活，在江西地區就買雞子吃，到福建地區時還可以買到罐頭吃。但更多的情況是連續幾個月不發錢。生活雖然苦，但從朱軍長、毛委員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樣，只有軍醫受優待，那時醫生很少，給他們每月十元津貼。大家都知道，舊軍隊常常有鬧餉的事，而我們的部隊，因爲官兵一個樣，從來沒有鬧餉的，也不怨恨誰。部隊中流傳一副聯語：“紅軍中官兵夫薪餉穿吃一樣，軍閥裡將校尉起居飲食不同。”
……
朱軍長、毛委員和大家一起從山下往山上挑糧，有一次朱軍長開會回來，正遇到挑糧的隊伍，就下了馬，把體弱同志的糧擔放到馬背上，自己又搶過一副扁擔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們想方設法不讓朱軍長同大家一起受累，於是纔出現了“朱德記”扁擔的佳話。我就親眼見過這根扁擔。
摘選自《粟裕戰爭回憶錄》
蕭克：我是湘南起義部隊中第一個見到毛委員的
蕭克，井岡山時期任紅四軍連長、營黨代表、營長、第一縱隊參謀長。
新中國成立後，蕭克先後擔任中央軍委軍訓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校長，國防部副部長兼軍事學院院長和第一政治委員等職務。
1955年，蕭克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
我們在龍溪洞休息了一兩天，就在毛澤東師長的率領下向井岡山前進。當時，並不曉得什麼井岡山，只知道在湘贛兩省交界的地方有片大山，毛澤東率領的部隊就在那一帶活動。毛澤東是中央委員，部隊中很多人習慣稱他爲毛委員。大革命時期，我曾經讀過他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爲其中揭示的真理深深折服。這次，與他接觸了短短的幾天，他那軒昂的氣度，敏捷的談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因爲我是湘南起義部隊中第一個與他見面的，40年後——1968年的“五一”勞動節，我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笑着談起了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他說：“我們是在龍溪洞見面的，那時候，你們有多少人？多少槍？”
我真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了，毛主席還記得我和他的那次見面，還記得我們那支小小的農民起義武裝。我回答說：“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條槍，三百多杆梭鏢。”毛主席聽後不住地點着頭說：“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
佔領永新後，二十九團就到城東面的石灰橋、高橋頭等地做羣衆工作，建立農民協會、蘇維埃政府、游擊隊。因爲工作對象是農民，我們自己也是農民，建立和參加過農民革命組織，所以我們這支農民隊伍做地方工作也很得力。
二十九團團長鬍少海在社會活動方面有經驗。他是湖南宜章人，出身於惡霸地主家庭，但他在外讀書，接受了進步思想，曾打着孫中山的旗號在湘粵邊搞軍事活動。大革命時期受共產黨的影響，成爲革命的同情者。湘南起義時，朱德就是以他的名義，把部隊帶進宜章城，取得年關暴動勝利，並揭開了湘南大起義的序幕。暴動後，胡少海任農軍團長，而他的弟弟胡老六是宜章各區民團首領之一。有一次，胡少海率宜章農軍與民團在他的家鄉大戰一場。兄
弟倆各爲紅白兩方面的指揮官，鏖戰結果，紅軍勝利了，在追擊時，胡少海邊追邊罵：“老六，今天要打死你！”這件事，對我們影響很大，大家都讚揚說：“胡團長真是大義滅親。”
1928年6月中下旬，江西敵人楊池生部三個團向龍源口進犯，其中一個團攻新七溪嶺，兩個團攻老七溪嶺。四軍二十八團在老七溪嶺迎戰敵人兩個團，我們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的一個營及特務連守新七溪嶺。
23日早晨6點戰鬥打響，我連控制最前面的一個山頭。可能是因爲擔任遲滯敵人前進任務，頭天晚上，上級命令我們撤下去，撤下後不久又命令我們回到山上。等大部隊到來，我們才一起向敵陣地攻擊。
衝到山腳時，我突然覺得右腳被石頭重重擊了一下，低頭一看，鮮血順着腳腕流到了地上，扒開鞋襪，見一顆子彈貫穿了腳腕，傷口冒血。我被人揹下火線，接着又被送到井岡山的小井醫院。這是我從軍以來第一次受傷。小井是井岡山上的一個小村莊，有十幾戶人家和店鋪。紅四軍成立後，在這裡設立了一所醫院。說是醫院，實際就是在民房旁搭幾間茅屋，屋內的地上鋪着稻草，四圍用木頭圍起來，算是病牀。輕傷員都睡這種地鋪，重傷員就用門板架個牀。醫院設備簡陋，但治療還是很正規的，分內外各科和藥房。藥很少，尤其是西藥，主要靠打仗繳獲些，有時到城市的西藥房買一點。
除了較重的外傷，一般都用中草藥治療，就這樣也治好了不少人。一到醫院，醫生就給我做了檢查，由於傷口大，失血多，腳已經腫起來了，但萬幸的是，沒有傷到骨頭。上完藥，醫生告訴我，安心休養一段就能好。
醫院的環境很安靜，生活也不錯。當時傷病員都發負傷費和營養費，我住院期間部隊在蓮花縣罰土豪的款，還專門派隊伍送上山，給我們每人發了2元錢。山下的老百姓經常挑着東西來賣，有雞蛋、黃瓜、油豆腐等，就擺在病房的窗外，伸手可以買到。在那種殘酷的戰爭環境下，有這麼一塊寧靜的後方，真是太好了。
……
那時，我們都有一種信心，覺得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綠林”佔山爲王，割據一塊地盤，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隊伍好，人才也多，還怕搞不了？當然這還是一種樸素的農民戰爭思想，毛澤東“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理論則是大大提高了一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使我們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
摘選自《蕭克回憶錄》
宋任窮：風展紅旗上井岡
宋任窮，時任紅四軍連黨代表。
建國後，宋任窮歷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55年，宋任窮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
秋收起義的部隊到蓮花縣，遇到敵人拂曉襲擊，在蘆溪打了一仗。由於我們開始打仗不多，缺乏作戰經驗，傷亡失散人員較多。總指揮盧德銘同志在這次戰鬥中英勇犧牲。毛委員對戰鬥中傷亡的同志，特別是對盧德銘同志的英勇犧牲深表惋惜。
1927年9月，部隊從蘆溪經蓮花縣到達永新的三灣，部隊就在這裡進行了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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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灣改編後的團長是陳皓……改編後的團下設一、三營，團部還有一個特務連，沒有第二營。三營營長是張子清，營黨代表似爲李運啓……我在三營七連當文書。七連有兩個文書。除了我以外，還有高自立。八連黨代表是相嶽斌。九連連長是王良，黨代表是羅榮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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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了打遂川的戰鬥。這一仗打得很漂亮。拿下遂川后，部隊在遂川過了一個愉快的春節。原三營營長張子清調出當團長了，由伍中豪接任三營營長，營沒有設黨代表。伍中豪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的，是一位儒將，很能打仗，還喜歡作詩。平日愛喝酒，酒興濃時，便詩興大發。他拿到分的伙食尾子，便喊警衛員上街打酒。打來的酒，他三口兩口就喝完了，又喊警衛員去打酒。警衛員說，你的伙食尾子全打了酒了，哪裡還有錢去打酒？
我的名字宋任窮就是在打遂川后的那個春節，伍中豪喝酒時爲我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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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七連調到營部當文書，主要任務是抄寫營部起草的文件……團部設在遂川城的天主教堂裡，營部在城內的一間民房裡。毛澤東同志也住在遂川城裡。
不久，部隊又從遂川返回來打寧岡新城。這次戰鬥很乾脆，全殲敵人一個營，國民黨的縣長都被我們抓到了。這次我在後面搞傷兵工作。在戰鬥中，營長伍中豪身先士卒，帶頭爬城，負了傷。
參加秋收起義的部隊經三灣改編後，在毛委員率領下向井岡山挺進。當時湖南、江西邊界各縣的黨組織全被敵人破壞，剩下爲數不多的共產黨員也都在各地進行隱蔽鬥爭，僅存的兩支農民革命武裝就是袁文才部和王佐部。
袁部駐在井岡山腳下的茅坪一帶，王佐部駐在井岡山腹地，各有幾百人和六十餘支槍，在井岡山地區很有影響。我們要在井岡山站住腳，建立革命根據地，擴大工農武裝力量，必須團結這兩支武裝。
參加袁文才、王佐部隊的，都是當地的貧苦農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時期就受到過黨的影響，他們同國民黨反動政府和豪紳地主階級有深刻的矛盾，因而有很強的反抗精神。
他們平時分散住在老百姓家裡，比較守紀律，專打土豪，劫富濟貧，不侵犯羣衆利益，因此受到井岡山老百姓的擁護和保護。羣衆經常爲他們通風報信，敵人的暗探很難從老百姓那裡探到關於袁、王部隊的情況。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候，他們還在山上掩護過避難的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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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會議不久，毛澤東會見了袁文才……毛澤東向袁文才詳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充分肯定了袁部反抗豪紳地主階級的革命精神，並決定贈送一百多支槍給他們。袁文才聽了非常興奮，他雖然爲人高傲，但對毛澤東十分佩服，併爲毛澤東誠懇合作的態度所感動。次日，袁文才帶領部隊和當地羣衆熱烈歡迎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從此，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下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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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兩部合編爲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爲副團長，賀敏學爲團黨委書記，何長工爲團黨代表。黨從第一團派去一批政治幹部和軍事幹部。從此，袁文才、王佐部正式成爲我黨直接領導下的工農革命軍。
朱德、毛澤東會師後，第二團改編爲紅四軍第三十二團，成爲工農紅軍的主力之一……我和曹裡懷調到宣傳科任幹事。還將參加過湘南暴動的部分同志分別補充到兩個營裡。袁文才、王佐對這些外來的同志一概表示歡迎，採取團結合作的態度，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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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積極培養和發展政治覺悟高的士兵和基層幹部入黨，做到每個班都有黨員。後來，像刁飛林、李清賢這樣的軍事骨幹也提高了政治覺悟，入了黨。
我們開設政治課和文化課，講解工農紅軍的性質和任務，宣傳爲勞苦大衆求解放的思想，還幫助文盲識字，提高戰士的文化水平。並組織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公佈伙食賬目，禁止打罵士兵等，使袁文才、王佐部原來的一些不良習氣慢慢得到了改變。這些做法，得到絕大多數士兵的擁護，袁文才、王佐也都積極支持。在茨坪，王佐還把二營營部的兩間房子主動騰給紅四軍後方留守處使用，當時的留守處主任是葉重開，湖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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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聽說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感到十分痛惜……經過黨的教育以及革命鬥爭的鍛鍊和考驗，袁文才、王佐經歷了許多次戰鬥，作戰勇敢，逐漸成長爲無產階級的堅強戰士。他們雖有缺點錯誤，但不堅持錯誤，仍不失爲優秀的共產黨員、傑出的紅軍指揮員……1950年，袁、王被追認爲烈士。我們永遠懷念這兩位對建立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貢獻的革命先烈。
時隔五十九年，於1988年5月，我重返井岡山，懷着追往憶昔的心情遍訪當年戰鬥過的地方，瞻仰革命先烈的陵園，還專門看望了袁文才、王佐兩位烈士的後代，王佐同志的兒子那年已經六十七歲了。
摘選自《宋任窮回憶錄》
何長工：毛澤東派我找朱德部隊
何長工，時任工農革命軍二團黨代表、紅四軍三十二團黨代表。
建國後，曾任重工業部副部長、地質部副部長、黨組書記，軍事學院副院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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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一直非常關心周恩來以及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同志領導的南昌起義。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陽特委聯繫，並且要我打聽南昌起義部隊的下落，相機和鄰近地區革命力量取得聯繫。
10月5日我自井岡山出發，10日到達長沙。到長沙後，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將秋收起義經過，向省委作了報告。當時，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陽特委了，由他們聯繫，而要我繞道粵北去聯繫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於12月中旬輾轉來到了廣州，準備由那兒經由粵北返回井岡山。正巧又趕上廣州起義。敵人被革命的聲勢嚇壞了，馬上調江西、湖南的隊伍向廣東集中，進行鎮壓。從廣州到韶關的火車也不通了，情況非常混亂。我在旅館老闆的掩護下，躲過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後，方搭上火車，夜間來到了韶關。
幾個月的奔波，身上髒得很，一下車住下旅館，就忙着去洗澡。韶關駐紮着雲南軍閥範石生的第十六軍。恰好有幾個軍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氣濛濛的，誰也看不清誰。只聽見他們在談論：“王楷的隊伍到犁鋪頭了。聽說他原來叫朱德，是範軍長的老同學。”另一個說：“同學是同學，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隊。我們對他有嚴密的戒備。”這個無意中聽到的消息，真使我興奮極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南昌起義保留下的部隊，原來在這裡！我匆忙洗完澡，結了賬，看看鐘，已經是下半夜一點了。心急如焚，顧不得天黑路遠，馬上離開韶關向西北走去。
犁鋪頭在韶關和樂昌之間，離韶關四十多裡。我穿着西裝，黃呢子大衣，黃皮靴，裝得像個小康之家的子弟，手裡挾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沒有碰到什麼人盤問與檢查，安全地到達了犁鋪頭。
朱德同志部隊的哨兵，把我轉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見我的是一個兩肩披着長髮、一臉大鬍子的年青人。他帶我進到裡邊屋裡，我一眼就看見了蔡協民同志，由不得大喊一聲，撲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這兒碰到你！蔡協民同志也吃了一驚，嚷道：老何，你怎麼來了？原來我們在湘西洞庭湖一起做過秘密和公開工作，處得很熟。經他介紹，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參謀長王爾琢同志。我開玩笑說：你這把鬍子，簡直像馬克思。蔡協民同志說：王爾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頭不刮鬍子呢。
大家正談得熱鬧，從裡間屋裡走出一個人來，精神飽滿，和藹的笑容，全身嚴整的軍人打扮。蔡協民同志把我介紹給他。他和我緊緊地握了握手，輕聲而謙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時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陳毅同志。
我把毛澤東同志上井岡山，直到我這次由廣州脫險，意外地找到此地來的經過，向他報告了。朱德同志高興地說：好極了。從敵人報紙上看到了井岡山的消息。我們跑來跑去，也沒有個地方站腳，正要找毛澤東同志呢，前些天剛派毛澤覃同志（毛澤東同志的胞弟）到井岡山去聯繫了。接着他詳細地詢問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情況，問井岡山的環境怎樣？羣衆多不多……談話中，不斷有人來找他，一會兒是縣委書記，一會兒是赤衛隊長，人們進進出出，川流不息，看樣子將要有什麼大的行動。我們的談話時斷時續。朱德同志不時地回過頭來，向我抱歉地笑笑，後來就叫陳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給了我一封介紹信和一部分盤資，握着我的手說：希望你趕快回到井岡山，和毛澤東同志聯繫。我們正在策動湘南暴動。1928年1月上旬，我回到井岡山。不久，就聽到朱德同志發動了湘南暴動的消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