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詞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孔子主張以禮治國，認爲“不學禮，無以立。”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耳且格。”
歷代儒家莫不將禮看成修身治國屢試不爽的法寶。
儒家最高的理想國莫過於“天下爲公”的大同之世，但此理想難於在現實中建立，退而求其次，即爲“天下爲家”的小康之世。
以此達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爲已”的目的。
與此同時，儒家認爲：禮的作用在於區分上下貴賤尊卑，維持等級制度，孝親尊君，進而穩定社會秩序，加強君主專制。
正因爲如此，中國曆代統治者、政治思想家均將禮視爲治國安邦的根本指導原則。
孟子“仁政”主張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而在人性中孟子強調仁、義、禮、智四端，並將禮看成體現仁義，進而實現“王道”的重要途徑。
荀子吸收諸子百家思想，認爲禮是治國安民之本。他說：“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所以他的禮法一體論爲統治者所崇。
禮治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傾向，調整社會、治理國家，無外乎兩種主要手段，即法律規範和道德規範。
中國古代治理國家，兩者兼用，以後者爲主，二者的結合融通，即爲禮。
誠如近代學人章太炎先生在其所著《檢論》中言：“禮者，法度之通名，大別則官制、刑法、儀式是也。”
中國古代的“法”有多種含義，但常用是指刑，尤今之刑法、刑罰。
西周時期，實行“禮治”，刑被禮所包容，刑即禮的一部分。
禮不僅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具有法律意義，人們的行爲違禮即被視爲觸刑。
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闢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二者功用有別，目的一致，禮是靈魂、統帥、總的原則，而刑則是禮的條文化、具體化。
西漢至清末，刑雖成爲獨立規範體系，不再爲禮的一部分，但與禮比較，刑仍處於從屬地位。借用中國傳統哲學範疇，禮爲“體”，而刑爲“用”。即所謂“禮法合一”。
中國古代以農爲主，工商業不甚發達，由此導致古代法律規範體系是諸法合體，刑重民輕。
但這不能說中國古代沒有民事法律規範，只不過是沒有形成獨立的民事法典而已。那麼，社會上大量的民事法律關係用什麼來調整呢？
一部分由刑法調整，更大部分，特別是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戶婚土田”所謂“細故”，直接用禮來調整。
自西周以來，用禮調整社會成員的身份、財產、繼承等重要民事關係。
中國古代地方上司法與行政合一，而地方行政長官自隋唐以後絕大部分來源於科考。
他們飽讀詩書，深諳禮的規範，因此以禮斷案，駕輕就熟。誠如近人蔡元培先生所言：“我們古代有禮、法之別。法者，刑法也；而今之所謂民法，則頗具於禮。”
綜上所述，禮治作爲一種治國模式，它高居於其他模式，如中國傳統的“法治”和治國手段之上，成爲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傾向。
大唐，正是一個以禮治國典型例子，自科舉來，禮法，已經在慢慢的滲入華夏鄉土。
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禮殺人，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禮，其誰憐之？
後世的理學，存天理，滅人慾，再後來的以禮殺人，恐正源於科考以後，以禮斷案的儒生。
姬長安其實正在試圖改變科舉，年前，姬長安開了一次恩科，不過效果其實十分的不理想，由於沒有殿試（殿試始於唐高宗），所以姬長安並沒有考校過那些秀才，但是姬長安看了那些試卷，就頭疼。
全部都是老成持重之語，曰禮曰仁曰德，沒有一個合姬長安心意的。
而且可能是因爲時間太短的緣故，姬長安的不拘一格，任何人都可以考試的命令，簡直可以用慘淡來形容，姬長安沒辦法，只好下令，這項命令長期有效，然後就丟到一邊了。
現在，姬長安只想讓諸子百家的人過來了。
大概還有幾個月的時候，諸子百家的人應該就能到，姬長安倒是十分的期待。
姬長安開口吟道：“安得百家諸子，開闢璀璨文明，師從孔孟言，德效老莊經，公孫尹文非馬，韓非商鞅尊法，兵謀孫家語，連縱間蘇秦，陰陽五行鄒衍，市賈不貳許行；家子所興，文韜武略，有慕中華士，不辭來朝！”
姬長安已經可以想象那種場景了，儒家爲皮，法家爲骨，道家統治信仰，墨家制造器械，兵家統兵，名家與縱橫家合縱連橫，遊說天下，農家提高糧食產量，小說家強健人民精神……
姬長安想建立一個偉大的，萬世不易的帝國，這是始皇帝的夢想，也是所有皇帝的夢想，更是姬長安的夢想。
姬長安相信，遲早有一天，這件事情，不會再是夢想，而是真正的現實。
長達一個世紀的生命，足夠姬長安去實現這個夢想了。
姬長安很貪心，他想要愛情，想要權利，想要實現自己的夢想，想要很多很多。
姬長安看着白茫茫的雪地，並不認爲自己的貪心不可以實現，相反，他覺得，自己的那些夢想，簡直是觸手可及，只要自己，統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