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初，我接到中西部一個退休牧師的電話，告訴我有關他女兒未婚夫的事情：那個男人叫維吉爾，50歲，幼年起就幾乎失明，有嚴重的白內障，而且據說還患有色素性視網膜炎（一種會慢慢侵蝕視網膜的無法治癒的遺傳病）。由於他的未婚妻艾米患有糖尿病，需要做眼睛常規檢查，最近也帶他去見了自己的眼科醫師斯科特·哈姆林大夫，此舉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希望。
哈姆林大夫認真聽完維吉爾的病史後，無法確定他患的就是色素性視網膜炎。因爲看不到厚厚的白內障後面的視網膜，所以目前很難確定。但是維吉爾仍然能感受到光亮、昏暗、光線射入的方向和麪前晃動的手影，所以很明顯他的視網膜並沒有完全破壞；而且白內障摘除術是個相對簡單的手術，只需局部麻醉，手術風險很小。也就是說，進行手術不會損失什麼，反而有可能獲益良多。
艾米和維吉爾很快就要結婚了，如果他能看見豈不是太棒了？失明瞭大半生之後，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的新娘、婚禮、牧師還有教堂！艾米的父親告訴我，哈姆林大夫同意手術，維吉爾右眼的白內障兩星期前被摘除了。手術神奇地奏效了！
手術第二天、也就是拆繃帶的那天，艾米開始記日記。在第一篇日記裡她寫道：“維吉爾能看見了！……感謝上帝保佑！40年來維吉爾第一次看到了！……維吉爾的家人興奮極了，他們歡呼着，不敢相信這一切！……他的視力不可思議地恢復了，真是奇蹟啊！”但是第二天，她在日記裡說到了一些問題：“維吉爾在努力適應能‘看見’這一新狀態，從‘看不見’到‘看見’真的很艱辛：他得快速思考，但目前還無法相信所見之物……像嬰兒剛學會看一樣，對他來說一切都是新的，讓人興奮又提心吊膽，不確定眼前看到的意味着什麼。”
神經科醫生的生活不像科學家那麼有條不紊，卻有一些新穎而出其不意的情況發生，這些情況就像“窗戶”和“窺孔”，可以用來洞察自然的紛繁複雜，而這種紛繁複雜無法在日常生活中預料到。17世紀的威廉·哈維寫道：“大自然在展現機體除常規活動以外其他活動過程的情形下，才最坦誠地揭示其秘密。”這個有關一位自幼失明的患者在成年重見光明的電話也暗含了這樣一種情形，其罕見性正如眼科醫生阿爾佩託·瓦爾沃在《長期失明後重獲視力》一書中寫的那樣：“實際上，過去一千多年來，我們瞭解的類似例子最多20個。”
人們首先會想到這樣的問題：這種病人的視覺是什麼樣的？從重見天日那一刻起視覺就和一般人一樣嗎？常識告訴我們：打開眼睛，取走障礙物（用《新約》裡的話說），盲人就獲得了視力。
但果真如此簡單嗎？要想看見，經驗不是必需的嗎？人們不是得學着看嗎？對這一問題的相關文獻我不是很熟，但對1963年《心理學季刊》上心理學家理查德·格雷戈裡和吉恩·G．華萊士寫的一篇精彩個案，我卻讀得出了神。我這才瞭解到，曾經有幾百年的時間，這種病人（無論是假設的還是真實的）深深吸引過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注意。17世紀哲學家威廉·莫利紐克斯的妻子是盲人，他曾經問過朋友約翰·洛克：“如果一個人先天失明，現在長大成人並學會通過觸覺區分立方體和球體，假??現在他又能看見了，那麼在摸到物體之前他能通過視力區分哪個是立方體，哪個是球體嗎？”洛克在《人類理解論》（1690）裡思考了這一問題，認爲答案是否定的。喬治·伯克利在《視覺新論》（1709）中更詳細地考察了這一問題以及視覺和觸覺的整體聯繫，他總結道：觸覺世界和視覺世界並非必然相連，只有在經驗的基礎上二者才能建立聯繫。
但是從那之後20年過去了，這些觀點才付諸檢驗。1728年，一名英國外科醫生威廉·切塞爾登從一名先天失明的13歲男孩眼裡摘除了白內障。儘管男孩年輕聰明，但還是在最簡單的視覺感知上困難重重。他沒有距離感，也不知道什麼是空間或大小，對素描、油畫和用二維平面表現現實事物困惑不已，這些都讓人感到奇怪。後來正如伯克利預料的那樣，隨着慢慢將視覺體驗和觸覺體驗聯繫在一起，他才逐漸在一定範圍內理解其所見。切塞爾登這個手術之後的250年裡，很多病人出現過類似情況：幾乎全都經歷過極度的“洛克式”困惑和混亂。
後來我得知，繃帶從維吉爾的眼睛上摘下後，他看到醫生和未婚妻，就笑了起來。毫無疑問，他看到了什麼。但他看到了什麼呢？“看”對這個從來“沒看”過的人意味着什麼？他一下子進入了一個怎樣的世界？
爲愛復明
維吉爾出生於肯塔基州的一個小農場裡，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爆發不久。嬰兒時期，他視覺正常，不過（母親認爲）在蹣跚學步時視力就開始很差，有時會撞到其他東西上，就像沒看見它們似的。3歲時，他得了腦膜炎（大腦和其薄膜發炎）、小兒麻痹症和貓抓熱（良性淋巴網狀內皮細胞增生症），三病纏身，病得厲害。病重期間，他全身**、幾乎失明、雙腿癱瘓，還伴有一定程度的呼吸麻痹，10天后不省人事。他昏迷了兩週，甦醒過來時，按其母親的話說似乎成了“另一個人”：懶得出奇、冷淡、被動，完全不是之前那個生機勃勃、淘氣搗蛋的孩子了。
第二年，他雖然沒有完全恢復正常，但腿有了力氣，胸膛也更結實了，視覺也顯著恢復，但是視網膜卻被嚴重損壞了。然而，他的視網膜損傷到底完全是由重病造成的，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與其先天視網膜退化有關，這點從未有人弄清楚。
維吉爾6歲時，雙眼開始長出白內障，他又一次失明瞭。同年，他上了盲童學校，最終學會了布萊葉盲文，也能熟練使用手杖。但他不是個出色的學生，他不像有些盲人那樣敢於冒險、積極尋求獨立，在校期間一直表現出驚人的消極被動——其實生病以來他一直如此。
20歲時維吉爾畢業了。他決定離開肯塔基州，去俄克拉何馬州的一個城市接受培訓、找工作、尋求自己的人生。他接受了按摩治療師培訓，很快在基督教青年會找到了工作。他很擅長這份工作，而且很受敬重，青年會很樂意留他做終身員工，還爲其提供了一所小房子，就在他之前住所的馬路對面。過去他一直和同在青年會工作的一個朋友住在一起。維吉爾有很多主顧，他對按摩細節的描述引人入勝，看得出他對自己的工作樂在其中，很是享受。以這種中規中矩的方式，維吉爾締造了屬於自己的人生：工作穩定，也有了身份；自立自主，還擁有朋友；能讀布萊葉盲文版的報紙書刊——儘管隨着近年來有聲讀物的出現它已經越來越少。他酷愛運動，尤其是棒球，喜歡收聽廣播裡的球賽，對棒球比賽、球員、結果和計分方式他無所不知。他談過幾次戀愛，還會坐公共汽車到另一個城市去看女朋友。維吉爾和家人關係密切，特別是和母親。他會定期從農場拿回好幾籃子食物，也能來回送幾籃子換洗衣物。總的來說，維吉爾的生活有一定侷限，但也安穩祥和。
1991年，他遇到了艾米——或者說他們再次相遇。因爲早在20多年前甚至更早他倆就彼此熟識。艾米的背景與維吉爾不同：她生於一個有教養的中產階級家庭，在新罕布什爾州上大學，獲植物學學士學位。她在鎮上另一個基督教青年會當游泳教練。1968年在一次貓展上她遇到了維吉爾，他們約會了幾次，當時她20出頭，他則大幾歲。但是艾米隨後決定回阿肯色州唸書，在那裡遇到了第一任丈夫，就和維吉爾失去了聯繫。她經營了一段時間苗圃，專門培植蘭花，但在患上嚴重的哮喘後就不得不放棄了。幾年後艾米和第一任丈夫離婚，然後回到了俄克拉何馬州。出乎意料的是，1988年維吉爾開始給她打電話，煲了三年電話粥後，兩人最終於1991年再次見面，艾米說：“突然覺得回到了20年前。”
在生命的這一時刻再次相遇，兩人都對結婚有某種渴望。對艾米來說，這也許是個積極的選擇。因爲她看到維吉爾老是過着一種（她感到）如植物般沉悶呆板的生活：去青年會，做按摩，回家，在家裡聽廣播球賽的時間越來越多，而每年出去和別人見面的次數卻越來越少。她感到讓維吉爾復明就像婚姻一樣，會打破他懶散的單身狀態，讓兩人都擁有一種新生活。
如同在別的方面一樣，維吉爾在自己的病症治療方面也很消極被動。這麼多年他已經被家人帶着看過很多醫生了，他們一致拒絕爲他手術，認爲他的視網膜十之已經喪失功能了，而維吉爾似乎也平靜地接受了這一現實。但是艾米不同意，她說，維吉爾已經看不到了，所以情況不會更糟，而且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也許能在失明將近45年之後重新看見。這種可能性雖然渺茫，但是想想就讓人激動萬分，而不會計較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最終，艾米促成了這次手術。不過維吉爾的母親因爲擔心節外生枝而強烈反對，認爲“他這樣就很好”。維吉爾本人在這件事上沒有表態，似乎不管他們如何決定他都樂意照辦。
9月中旬，手術的日子來了。維吉爾的右眼摘除了白內障，並植入了人工晶狀體，然後按照慣例打上繃帶，以保證24小時的康復期。第二天摘下繃帶，維吉爾的眼睛終於毫無阻礙地面對這個世界——真相揭曉的那一刻即將到來了！
但是期盼的那一刻出現了嗎？事情的結果（正如我之後弄清楚的那樣）還不至於像艾米日記裡描述的那樣不可思議，至少也是非常奇怪的。激動人心的那一刻遲遲未出現，最終落空了。維吉爾嘴裡並沒有喊出“我看到了”，他木然地看着面前還拿着繃帶的大夫，不知所措，目光分散，只是在大夫說“喂”的時候，他的臉上才掠過一個表情，似乎表明他看到了。
維吉爾後來告訴我，那一刻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光、運動、顏色統統混在一起，毫無意義，一片模糊，接着模糊之中傳來一個聲音“喂”。他說，那時，也僅僅在那時，他才終於認識到這片混亂的光和影其實是張面孔——確實，那是他的手術大夫的面孔。
他的經歷幾乎和格雷戈裡的病人S.B.的一模一樣，S.B.幼年時意外失明，50多歲接受了角膜移植手術，他是這樣描述當時情景的：
摘下繃帶時……他聽到一個聲音從面前響起並向一側傳去。他轉向聲音的源頭，看到了一片模糊。他意識到這一定是一張面孔……他似乎認爲，如果之前沒有聽過聲音，也不知道聲音由人發出，那麼他一定認不出那是張面孔。
我們這些人生來能看見，很難想象那種混亂。因爲我們天生感覺齊全，並且將感覺彼此相連，從一開始就構建了一個視覺世界——一個將可見事物、概念和意義相連的世界；每天早晨睜開眼睛就是一個需要我們花費一生去“學習看”的世界。我們並非被動接受世界，而是通過不斷經歷、分類、記憶和重新聯繫來建構自己的世界。但當維吉爾失明45年後睜開眼睛時，卻沒有視覺記憶來支持視覺感知，幼兒期僅有的一點視覺經歷也早已遺忘了，等待他的是個毫無經驗和意義的世界。他能看，但是看到的毫無連貫性；他的視網膜和視神經富有活性、能傳遞衝動，但是大腦卻無法賦予其意義——用神經科大夫的話說，他是失認的。
每個人，包括維吉爾在內，都希望事情越簡單越好。人們睜開眼睛，光射進來落在視網膜上，然後就看到了——我們想象中就是如此簡單。而且，像大多數眼科醫生一樣，摘除患者的白內障是外科大夫的經驗做法，否則病人後半生幾乎就看不到了；而如果手術成功，患者確實幾乎立刻就能恢復正常視力，因爲他們從未喪失過看的能力。但是，儘管外科醫生會對手術和術後可能的併發症會診討論，但對維吉爾可能遇到的神經和心理問題卻鮮有討論和準備。
白內障摘除後，維吉爾就能看見顏色和運動，也能看到（但不能辨認）大的物體和形狀，而且令人驚訝的是，他能讀到斯內倫標準視力表的第三行——這一行對應着大約20/100或更好一點的視敏度。儘管他最好的視力能夠達到20/80，這看似已經不少了，但他缺少連貫性的視野；這是因爲中央視力很差，眼睛幾乎不可能注視目標，所以眼睛不斷失去目標，再隨機搜索活動物體，找到之後又會失去。很顯然，視網膜的中央部位即黃斑（專職於高靈敏度和注視）幾乎不能發揮功能，他目前擁有的視覺能力單單是周圍的旁黃斑區域發揮作用的結果。由於他的視網膜上完整或相對完整的區域與萎縮的區域不斷交替，造成不同區域色素沉澱有多有少，所以它本身呈現的是受到蟲蛀似的帶花斑的影像。維吉爾的黃斑退化而黯淡，整個視網膜的血管也很細。
我後來得知，維吉爾的檢查表明舊疾會留下疤痕或殘留物，但是當前沒有顯著的症狀，這樣，維吉爾的視力可能會像現在這樣穩定地保持後半生。而且（既然情況最差的那隻眼睛首先做了手術），相當於右眼來說，一週後有待手術的左眼視網膜可能更管用。
“看得見”的困惑
雖然接完第一個電話後我就衝動地想搭下一班飛機去俄克拉何馬州，但是我當時無法立即前往。不過在接下來的幾周裡通過和艾米、維吉爾的母親，當然還有維吉爾本人通話，我也瞭解到維吉爾的進展。我還和哈姆林醫生以及遠在英國的理查德·格雷戈裡詳細地討論過應該帶哪些測試材料，因爲我自己從未遇到過這種病例，除了格雷戈裡我也不認識遇到這種病例的其他人。我帶齊了材料——立體物、圖畫、漫畫、錯覺圖片、錄像帶和由一個心理學同行拉爾夫·西格爾設計的專門的知覺測試，然後打電話給一個眼科醫生朋友羅伯特·沃瑟曼（之前因爲一個色盲病例我們曾共事過），我們開始商量拜訪維吉爾的計劃。我們覺得重要的不僅是做測試，還要看看他如何應付現實生活——家裡、外邊、自然環境下、社會情境下等。同樣關鍵的是，我們要看看他作爲一個人如何將自己的生活史——獨特的性格、需求和期望——帶入現今這一關鍵階段；我們還要見見一直鼓勵他做手術的妻子，維吉爾現在終於可以與她親密往來了；我們不僅要看維吉爾的眼睛和知覺能力，還要看一下他其他各方面的進展和生活方式。
現在已是新婚夫婦的維吉爾和艾米在機場出口檢票處迎接我們。維吉爾中等身材，但是過於肥胖，他行動緩慢，稍微一動就會咳嗽和喘息，顯然他並未完全恢復健康。他的眼睛來回掃視、左顧右盼，當艾米介紹鮑勃和我時，他像是沒有立即看到我們，朝我們這邊看但是沒完全看着我們。瞬間我有了一種強烈的感受：儘管維吉爾每分鐘都在笑着聽我們說話，但他並沒真正看我們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