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使者
正當“南陳北李”分別在上海和北京緊鑼密鼓地籌辦建黨事宜的時候，一位神秘的使者從俄國遠道而來，爲兩人建黨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
1920年4月初，俄共（布）遠東局的維經斯基帶着妻子、秘書兼翻譯楊明齋從海參崴來到北京，下榻在離王府井不遠的俄國公寓。
維金斯基，又譯作魏金斯基，中文名吳廷康。1893年出生在俄國，1918年在海參崴加入俄共（布）。當時，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正在考慮派一個代表去中國，年僅27歲的維金斯基成爲最佳人選，攜代表團來到中國。雖然維金斯基的年紀不大，但他經歷過嚴峻的生死考驗，具有地下工作的經驗，同時還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這些條件都方便他在國外開展工作。
維金斯基的秘書楊明齋，是一位在俄華僑。楊明齋，原名楊好德，1881年出生在山東平度縣。早年間，他從山東前往西伯利亞，在那裡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十月革命後，他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不久，他被派往海參崴做地下工作。
整個代表團由維金斯基夫婦和其秘書楊明齋夫婦組成，僞裝成兩對來華旅遊觀光的夫妻，以俄文《生活報》記者的公開身份在京秘密活動。
雖然楊明齋也是第一次來北京，但是相對於不懂漢語的俄國人來說，行動起來還是方便許多。根據維金斯基的指示，楊明齋首先來到了北京大學，拜訪了這裡一位號稱“中國通”的俄文老師。這位俄文老師告訴他，要想了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就不得不見陳獨秀和李大釗。通過這位俄文老師的引見，維金斯基前往北京大學拜訪了李大釗。
關於李
大釗和維金斯基兩人會面的情況，當時正在北大讀書的羅章龍見證了這次會見，他後來回憶道：
維金斯基拜訪李大釗也不是盲目而來，而是事先做了些準備工作。首先維金斯基瞭解到李大釗先生是贊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釗見面談了一席話之後，便要求見見參加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同學。這樣大釗先生就找了幾個同學和維金斯基見面。人數不多，其中有我和張國燾、李梅羹、劉仁靜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爲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我們同維金斯基見面的談話會，是在圖書館舉行的。會上，他首先介紹了十月革命。他還帶來一些書刊，如《國際》、《震撼世界十日》等……這次談話內容相當廣泛。當時我們很想了解十月革命，瞭解革命後的俄國，他談的這些情況，使我們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興趣。這就使我們對蘇維埃制度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看到了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輪廓。
維金斯基這個人工作很細緻。他同李大釗先生談得很融洽，對李大釗先生評價很高。他在座談會上曾暗示說，你們在座的同學參加了五四運動，又在研究馬克思學說，你們都是當前中國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勵在座的人，要好好學習，要了解蘇俄十月革命，正因爲如此，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我們認爲他談的這些話，很符合我們的心願。
爲了進一步瞭解中國革命的情況，維金斯基一行人在見完“北李”後來到上海，準備拜見“南陳”陳獨秀。當然，維金斯基此番到上海不僅僅是爲了拜見陳獨秀，更重要的是廣泛接觸在上海的中國革命者，考察把上海作爲共產國際東亞
書記處駐地的可能性。
維金斯基一行抵達上海後，仍舊以俄文《生活報》記者的身份公開活動。一切安頓好後，他便帶着李大釗親筆寫的介紹信，來到位於漁陽裡2號的寓所裡拜見陳獨秀。大概是因爲身上帶着李大釗的親筆信，維金斯基與陳獨秀的見面和談話進行得非常順利。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當時，陳獨秀的寓所還是《新青年》的編輯部，一些傾向於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經常在此聚會。陳獨秀安排他們與維金斯基進行了多次會談。基本上與北京的會談相似，維金斯基主要向大家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俄共布爾什維克黨的情況，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蘇俄的勝利，並一起着重討論了社會主義和如何改造中國的問題。作爲當時的參與者之一，陳望道後來回憶說，大概是1920年5月，大家都住的很近，經常在一起反覆討論，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隨着會談的緊密和話題的深入，兩人自然而然談到了建黨問題。
維金斯基在與陳獨秀、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保持緊密聯繫的同時，也忙碌着與中國其他地區革命運動的領袖聯絡，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收穫。他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確定了以下工作計劃：一，協助建立共產主義小組，並將這些小組合併爲共產主義政黨；二，通過知識分子組織與工人建立聯繫；三，協調各革命派別的聯絡，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和國民黨員。
5月，維金斯基在上海創辦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這一組織的成立，是共產國際推動遠東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大步驟。在維金斯基的指導和幫助下，“南陳北李”建黨的相關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