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爭取民主和平而壯烈獻身
——李公樸
沒有主義就沒有信仰，沒有信仰就沒有力量。
——李公樸
李公樸（1902~1946），原名李永祥，後改名公樸。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愛國民主人士、傑出的社會教育家。1926年初，在廣東參加國民革命軍。1936年，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同年11月與沈鈞儒、鄒韜奮等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成爲了震驚全國的“七君子事件”。抗日戰爭爆發後，李公樸獲釋。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七君子事件”
當國家領土遭到侵略，當人民生命受到威脅，必然有人站出來救國救民。然而，在動盪年代，那些有識之士和進步青年卻因愛國而有罪。1936年11月23日，發生在上海的“七君子事件”轟動全國，包括救國會領導人李公樸、沈鈞儒、王造時、沙千里、鄒韜奮、章乃器和史良在內的七位愛國民主人士被捕。
事件的發端要從1935年12月27日說起。當天，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佈成立，沈鈞儒、李公樸、鄒韜奮、馬相伯等35人成爲執行委員。次年1月28日，上海成立各界救國聯合會，李公樸等爲執行委員會委員，爲組織領導上海市內的抗日救亡運動積極運作，會後，救國會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年過六旬的沈鈞儒和左臂受傷的李公樸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端，並帶領隊伍經北河南路、寶山路至大場路，沿途吸引了很多羣衆駐足觀看，有的還參與到示威遊行中，抗日救亡運動的呼聲越發高漲。
5月31日，上海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代表大會，李公樸當選爲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全救會”自成立以來，陸續發表《爲綏東事件宣傳》、《公開信》、《告同胞書》等文章，宣傳救國救民的方針政策，呼籲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抵抗日寇，同時不斷披露國民黨消極抗日，走親日派路線的罪惡行徑。
從“上救會”的示威遊行到“全救會”的強烈呼聲，這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傳，受到了廣大民衆的支持，同時也被國民黨政府視爲“眼中釘”。1936年11月23日凌晨兩點，國民黨下令抓捕了李公樸、沈鈞儒、王造時、鄒韜奮、沙千里、史良和章乃器。李公樸等七人被抓後，頓時引起一片譁然，上海各界紛紛譴責這種非法逮捕行爲。在輿論的壓力下，上海市市長奉命在11月26日的《申報》中發表聲明，稱“李公樸等自從非法組織所謂‘上海各界救國會’後，託名救國，肆意造謠，其用意無非欲削弱人民對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結赤匪，妄倡人民陣線，煽動階級鬥爭。更主張推翻國民政府，改組國防政府，種種謬說，均可覆按。……竟復由言論而見諸行動，密謀鼓動上海總罷工，以遂其擾亂治安，顛覆政府之企圖。”
當然，這樣的聲明僅僅只是無理無據的“空談”。國內乃至國外的各界人士紛紛聯名致電，提出儘快釋放“七君子”。
12月4日，李公樸等人被移送至蘇州看守所。途中，李公樸帶領大家唱起《義勇軍進行曲》，在奮進的歌聲中，彼此相互鼓勵，發誓絕不動搖。隨後，李公樸等人被蘇州高等法院以“危害國民爲目的而組織團體，並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提起公訴。“七君子”及辯護律師以“被告等愛國之行爲而誣爲害國，以救亡之呼籲而指爲與宣傳違反三民主義之主義，實屬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殘法律之尊嚴，妄斷歷史之功罪”進行了強烈反駁。
公訴未果，國民黨卻不肯罷休，將“七君子”關押在看守所長達8個月之久。“救國無罪”是李公樸矢志不渝的信念，“拼七人的自由，爭取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自由”是李公樸在獄中與敵人鬥爭的強大動力。
1937年6月11日、25日，法庭先後開庭審理“七君子案件”。站在“被告”席上的李公樸，在法庭上正義辯駁、據理力爭，充滿革命熱情，救國救民的堅定信念，全都顯現在那一問一答之間。
“救國會的宣言、綱領和宗旨是什麼？”
“抗日救國。”
“聯合各黨各派就是共榮，難道你不承認？”
“聯合各黨各派，是‘九一八’以後，國難會議以來，上下的共同主張。爲的是化解成見，共同抗日。”
“共產黨主張抗日，而救國會的宣言和綱領也主張抗日，你怎麼解釋？被共產黨利用？”
“四萬萬人都要抗日，我相信審判長也要抗日的，難道也被共產黨利用嗎？”
法庭上，李公樸睿智且從容，有力地駁回了法庭對他的公訴。關押和審訊都沒能使“七君子”屈服，國民黨開始變換策略，使出“攻心法”，讓杜月笙和錢新之前去“勸降”。杜月笙和錢新之都是上海有頭有臉的人物，與李公樸等人有過交往，國民黨想通過他們之間的關係，加之高官厚祿作爲條件，令“七君子”在思想上有所改變，並寫下悔過書。
“關於悔過書一點，在最早的時候，就有人暗示過，我們曾堅決地明白說，這是不可能的。……吾人是決不會簽署任何有失立場、有喪人格之文件。”李公樸在日記中表露了心聲，同時，“七君子”表示了態度：我們沒有“過”，用不着“悔”。
“入獄入獄，是誰所欲！愛國有罪，入獄何辱。”李公樸在心底一遍遍地吶喊。面對遙遙無期的囚禁，他是多麼想離開這裡，繼續爭取抗日救亡，呼籲民主團結！與李公樸有着同樣愛國熱情的宋慶齡，組織何香凝、張定夫、胡愈之、張宗麟等16人發表《救國入獄運動宣言》：“沈先生等七人並沒有罪。所謂罪只是愛
國罪，如果愛國就是有罪，那麼中華民國的國民，還有人敢去愛國嗎！”“七位先生已爲愛國而入獄了，我們也願和他們一起入獄。”隨後，宋美齡同胡愈之、彭文應等人趕赴蘇州，要與“七君子”共患難。這件事引起了海內外媒體的極大關注，使國民黨反動派備受輿論譴責，“七君子”定罪一事被迫擱置。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內形勢突變，形成了全國抗日戰線。此時，國民黨已無力“制裁”李公樸等人。7月31日下午5時，“七君子”獲釋。出獄後，李公樸感慨地說：“被捕時手槍對着我們，我們認爲最多不過是個‘死’。但我們不怕死，因爲我們相信死後會有成千成萬的人繼續起來的。我們要以死的決心爭取中華民國的抗日勝利。”爲救國而入獄，李公樸將生死置之度外，因爲他有一顆愛國、救國的心，他誓要爲人民民主、爭取人民解放而貢獻一生。
爲“抗戰教育”而奔走
生於憂患的李公樸，從青年時期就懷有“呼喚民衆”的雄心壯志，爲了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不斷探索，不斷嘗試，歷經千萬坎坷仍不屈不撓。曾經的求學經歷，使他更加堅定了愛國之心，誓要爲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鬥爭。他深信：雖不在戰場殺敵，同樣也可爲國效力。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在國內全面爆發，戰區及周邊地區一派兵荒馬亂，民衆手足無措。對於抗戰，李公樸鮮明地指出：“自抗戰爆發直到今日爲止，我們不能諱言，我們尚未進展到真正全民族的全面抗戰，戰爭並未照全民的佈置。戰爭的動員，還只限於軍事的部分。政治、經濟、文化、民衆的動員，不是不夠，而是還未開始，其他交通、技術，宜甚落後。戰爭的準備，戰術的確定，都嫌尚待消極以爲，不是積極的攻勢。”此後，李公樸輾轉東西兩戰場，及時推行“抗戰教育”，使戰地民衆有組織、有紀律，爲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打下了堅實的羣衆基礎。
當時，華北地區是全國抗戰的主戰場。李公樸於1937年8月29日出發，輾轉太原、大同、徐州、連雲港、濟南、德州等地，對戰區進行了大範圍實地考察。其中，李公樸在山西停留了近一個月，並且在周恩來的提議下，擔任了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委員和宣傳部長。從前線到後方，他積極瞭解組織生產情況，慰問軍民。9月3日到達大同後，還拜訪了傅作義將軍。10月1日，回到上海的李公樸未做停留，又動身趕往東戰場各線，即戰地附近的嘉定、真茹直至崑山等地，用時將近一個月。
李公樸時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喚醒每個中國人有寧爲抗戰而死，不願偷生而做亡國奴的決心，萬衆一心，必得最後的勝利”。他深知“團結的力量是無窮的”，持久的抗戰已不可避免，怎樣取得戰爭的勝利纔是關鍵。在山東期間，戰事連連，李公樸積極推行“抗戰教育”，並向山東省主席提出具體措施：
（一）動員全省人民保衛山東，提出老百姓保衛山東的口號，改變過去單獨軍事抗爭而非全民抗爭的缺點。
（二）號召全省民衆自動組織團體，由省政府設立民運指導機關領導之，但絕對不能干涉民衆合法的愛國運動。
（三）迅速召集各黨各派以及無黨派人士團結起來，集中力量，肅清過去相互猜忌、觀望懷疑、散漫等態度，在各黨各派間，建立經常聯繫，精誠坦懷，共赴國難。
……
經歷了兩個月的戰地考察，李公樸深有體會，陸續發表了《爲全民動員告國人書》、《全民抗戰的必然過程》、《怎樣挽回華北危局》、《大同失守的前後》、《我所認識的犧盟》、《山東老百姓起來保衛山東》、《加緊上海戰區的民衆工作》、《上海戰區的教育問題》和《戰區民衆教育計劃大綱》等著名文章。他總結道：“今日尚沒有動員全民族的力量作一系統的戰爭。這是當前這一階段戰爭的特點，也是最大的弱點。”
在太原期間，李公樸經周恩來批准，創辦了“全民通訊社”。身爲社長的李公樸“決定以新聞作武器，以筆桿作大炮，爲國家民族湔洗奇恥大辱，和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敵人搏鬥”。全民通訊社自成立以來，及時報道華北抗戰情況，並轉載於上海、香港及英美地區的各大報刊。後因太原失守，全民通訊社遷至武漢。當時，武漢是全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對於全民通訊社來說倒是個不錯的轉機。在李公樸的帶領下，通訊社辦得如火如荼，宣傳抗戰的文章日益增多，從而加強了民衆對抗戰的積極性，大大推進了全民抗戰的發展。
1938年初，李公樸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任教。當時山西已經淪陷，民族革命大學所在地臨汾成爲了抗日前線。李公樸冒着生命危險來到這裡，正是爲了把“抗戰教育”實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
剛到民大，李公樸就連夜草擬了一份《民族革命大學綱領》，特意強調“實行全國總動員、堅持抗日民族團結、實行抗戰教育”，爲民大學生堅持團結、走向抗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李公樸立志“要使每個中國人認識自己有着抗日的任務，並要瞭解怎樣能各就範圍地去執行任務”就“更要加緊一般的政治訓練，以增強抗日的力量。這樣把廣大羣衆和民族解放的鬥爭聯合起來，把救國的工作和民主運動聯合起來”才能真正取得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在民大，李公樸通過講課和寫文章，積極推行“抗戰教育”，號召民主團結。課堂上，他總是激昂慷慨，救國救民的革命熱情感染了所有的聽者。李公樸曾經的學生回憶說：“教授中李公樸享有很高威望，他兩目炯炯有神，談吐詼諧風趣。他講過《半年來的抗戰形勢》和《民主
政治》，指出半年來戰爭中敵我力量的對比、變化，證明我們抗戰有很大潛力，全國上下一心，敵愾同仇，建立牢固的統一戰線，必然取得最後勝利。而只有發揚民主精神，才能發展和鞏固統一戰線。他論理有據，語調鏗鏘，很有說服力。”
理論加上實踐是最好的組合。李公樸在東、西兩戰場考察後所發表的文章，集結成冊，取名爲《民衆動員論》，作爲抗日救亡文叢類書籍，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發行。在“民大”任教期間，李公樸對“抗戰教育”做了更進一步的詮釋。他認爲，戰時教育一方面要培養優秀的軍事、政治與精敏靈活的組織人才；另一方面要造就國防工業以及生產建設的各種技術人才，而且必須使學其所用，用其所學，以發揮每一個人的智力與才能。作爲推行“抗戰教育”的先驅，李公樸認爲實施“抗戰教育”必須要做到：中國化、地方化、主義化、實用化、大衆化、革命化和戰鬥化。他指出：“戰時教育，並不是中斷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在抗戰中它能適合需要，培養出中國廣大的、優秀的、民族革命的戰鬥員，就是在抗戰勝利以後，它仍能奠定國防教育、生產教育的基礎，擔負起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使命。”
抗戰教育與學校教育不同，它的針對性和目的性很強。戰爭中的中國，更需要增強民族凝聚力，更需要弘揚民族精神，李公樸正是帶着求民主、求解放的使命，爲“抗戰教育”傾注心血，爲推行和實施“抗戰教育”而奔走。
爲真理獻身
“我從來都堅信中國革命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血肉鬥爭。其實，一說到革命，是沒有不流血的。我流的血，不過幾百CC，只是血海的幾滴而已，這算得了什麼呢。爲了民主的勝利，爲了中國的前途，只要能夠團結起更多的人來，死又何足惜。”爲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李公樸甘願付出一切，甚至生命。
抗戰時期，很多愛國志士蓄鬚明志，李公樸也不例外。抗戰勝利後，他見到好友聞一多把鬍子剃了，便開玩笑地說：“一多，你的鬍子未免剃得太早了。”見聞一多顯現出不解的神情，李公樸接着說：“抗戰結束，內戰在即。反內戰，爭和平，反獨裁，爭民主，是我們當前的緊迫任務。”在出席西南聯大詩歌朗誦晚會上，李公樸還特意朗誦了一首名爲《不要教勝利衝昏頭腦》的新詩，提醒人們要保護好勝利果實，爲爭取全國解放共同努力。
1946年1月10日，在共產黨的強壓和人民的呼聲中，蔣介石最終簽訂了停戰協定。2月10日，爲慶祝停戰協定及和平團結民主統一六項決議的簽訂，各界代表在重慶較場口舉行大會。然而，國民黨特務卻在會上尋釁暴打與會者。其中，身爲主席團成員及大會總指揮的李公樸傷勢最嚴重。事後，李公樸說：“爲了和平民主，爲了祖國的統一，我受點傷算不了什麼，我要更加堅強起來，力爭人權、民主自由。”
李公樸深知，教育是強國的根本。他和陶行知於1946年在重慶創辦了社會大學，注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爲中國的教育事業樹立了榜樣。然而，推行進步教育卻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撓。學校被國民黨軍警查封后，李公樸沒有氣餒，他始終認爲：教育也是鬥爭。學校就是戰場，戰場也是課堂，是抗戰的教育，是建國的營房。的確，鬥爭並沒有停止，戰場無處不在。
6月26日，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治決議，再次挑起內戰。事發突然，爲穩定民心，李公樸和聞一多發動了“呼籲和平宣言”的萬人簽名運動。正因如此，國民黨反動派對李公樸展開了報復行動。李公樸的家被特務監視，並收到恐嚇信。對於這些，李公樸毫不理會，一心專注在自己的工作上，爲祖國的統一，爲民族解放，他說自己隨時準備犧牲。
國民黨反動派見恐嚇對李公樸毫無用處，便採取了極端行動。7月11日晚，李公樸與妻子張曼筠在外出返回的路上，被幾個國民黨便衣跟蹤了。李公樸夫婦到站下車，跟蹤他們的兩名特務緊隨其後。當晚天空下起了濛濛細雨，燈光昏暗，周圍一片漆黑。李公樸走着走着，突然感覺腰被狠狠地撞了一下，然後側身倒地。張曼筠以爲李公樸是由於雨天溼滑而摔倒，下意識地將其扶起。誰知，李公樸再次傾倒。原來是特務用安裝了消聲器的手槍擊中了李公樸的腰部。
看着不斷流血的李公樸，張曼筠大聲呼喊求援。正巧，雲南大學的學生在此經過，立刻把李公樸送往了附近醫院。經醫生檢查，子彈已穿出李公樸的腰部，在腸腔留下了多個彈孔。由於彈孔很大，鮮血止不住地向外噴發。手術過後，李公樸仍因失血過多而昏厥。對於這一段經歷，張曼筠永生難忘：“公樸在昏迷地喘息着，在拼着全身的精力和死亡鬥爭着。他時而昏迷，時而比較清醒。三點多鐘，他神志清醒，睜開眼睛望着我們，自言自語地說：‘我早就有準備了。’四點鐘，疼痛使他咬緊牙關，他又睜開眼睛喊：‘完全爲了民主，完全爲了民主！’十分鐘後，又狠狠地痛罵：‘卑鄙！無恥！’”
就在黎明即將到來之前，李公樸含恨離去。他恨的是獨裁專制的反動統治，恨的是日寇鐵蹄的踐踏。正是這些恨，讓李公樸不怕國民黨反動派的威脅和恐嚇，不怕犧牲。國民黨反動派的監視、鎮壓以及迫害，在儒雅的李公樸眼中都不能夠泯滅自己心中燃燒的革命之火。作爲一名堅定的民主革命戰士，李公樸曾在日記中寫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我們追求真理，服務人羣，抗戰到底，爭取民族解放，均應取此態度。”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爲了建立一個民主、和平的新中國，李公樸傾注了畢生的心血，直至“在真理旗前倒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