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適畢業之前，他在國內已經“暴得大名”。主要起因是1917年1月1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上發表。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國時局變化使陳獨秀深受刺激，他認爲在中國搞政治革命沒有意義，而欲“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經過努力，上海羣益書社應允發行由陳主編的《青年雜誌》。
該刊於915年 9月15日創刊﹐6期爲一卷。第1卷名《青年雜誌》。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是該刊的綱領性文章。該文開明宗義指出“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徵，要實現這社會改革的三事，關鍵在於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覺悟和觀念更新。他勉勵青年崇尚自由、進步、科學，要有世界眼光，要講求實行和進取。他總結近代歐洲強盛的原因，認爲人權和科學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兩個車輪。從而首先在中國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新青年》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敬告青年》一文則成爲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怎麼會在陳獨秀的《新青年》發表這樣的文章呢？
在民國初年，有一個組織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同鄉會，以及遍佈各地的同鄉會館。胡適和陳獨秀都是安徽人，一個是安徽懷寧（今天的安慶）人，一個是安徽績溪人。同鄉是很容易建立起聯繫並相互幫襯的。
陳獨秀在上海辦《青年雜誌》（新青年原名），最開始的時候沒有名氣，也沒有稿源，基本都是陳獨秀一個人在寫，還有就是一些安徽同鄉的讀書人幫着一起寫。可以說，《新青年》在創辦初期是皖籍知識分子爲主的同仁刊物。
胡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當時亞東圖書館經理、同爲安徽人的汪孟鄒介紹給陳獨秀的。
當汪孟鄒向陳獨秀推薦自己的一位老鄉，說他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此人聰明好學，小說文論俱佳時。
“你是說胡適麼？”陳獨秀脫口而出。
原來，陳獨秀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老鄉。此前，胡適曾把法國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第一次譯爲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報》上。還有，胡適也曾把都德的另一篇小說《柏林之圍》，譯爲中文，發表在章太炎主辦的《甲寅》雜誌上。這兩篇譯文陳獨秀都認真的讀過了，而且不但對譯文，對譯者也印象深刻。
譯文自可表達譯者的觀點和價值取向，《柏林之圍》的譯文在《甲寅》上發表後，章太炎曾給胡適寫信，希望他能寫一些政論方面的文章。胡適給章太炎回信表示自己學業忙而婉拒。但在回信中，胡適表達了通過翻譯外國文學來改造祖國文學的思想。胡適的回信被章太炎刊登在了《甲寅》雜誌上。
這封刊登在了《甲寅》的信陳獨秀也看到了，並由此對胡適有了更多的關注。胡適的名字，第一次被別人所提及，是陳獨秀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陳獨秀大力向讀者推薦胡適的《割地》和《柏林之圍》兩篇譯作。
汪孟鄒不知道這些，聽了陳獨秀的話感到奇怪，“你怎麼知道？”
陳獨秀說：“《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輸入外國文明，要有明達君子的贊助，我印象極深。”
陳獨秀說的就是上邊提到的胡適給章太炎的回信
陳獨秀忙讓汪孟鄒向胡適約稿，囑託“言語寫懇切些”。
於是陳獨秀的《青年雜誌》第一期出版後，汪孟鄒就把它寄給了遠在美國的胡適，並寫信給胡適轉達了陳獨秀的約稿之意。
此後每次見面，陳獨秀都要問汪孟鄒：“你的美國老鄉有消息嗎？”
於是汪孟鄒只好一再催促胡適，讓他趕緊寫東西寄來。
汪孟鄒（1878～1953），和胡適同爲安徽績溪人。20歲中秀才。23歲進南京江南陸師學堂。在維新思想影響下，25歲在蕪湖創立科學圖書社，任經理。銷售上海出版的新書新刊，兼營文具儀器。翌年，支持陳獨秀出版的《安徽俗話報》半月刊，出23期。1913年到上海，獨資創立亞東圖書館，任經理，十年後設立編輯所。他人極忠厚，和陳獨秀、胡適、章太炎私交很深。
1916年2月，胡適寫信給陳獨秀，提出“今日欲爲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西歐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了這封信。這也是兩人通信的開始。
收到胡適的來信，陳獨秀非常高興，更加期盼胡適的大作。
1916年夏，胡適把自己翻譯的俄國作家泰來夏甫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獨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上，這是胡適給《新青年》撰稿的開端。從那以後，他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通信》和《藏暉室札記》等文章。
至於胡適怎麼會想到要寫《文學改良芻議》呢？
這當然也不是他的一時心血來潮，對於文言文的晦澀難懂，胡適早就心中有異，但還有直接的原因。
胡適做爲公費留學生，他每個月都會收到華盛頓清華學生監督處寄來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裡還有一張小傳單，傳單上寫着“多種樹，種樹有益”，“廢除漢字，改用字母”等宣傳文字。這其實是當時在監督處工作的一位名叫鍾文鰲的外國人，給這些留學生寄支票時夾帶的“私貨”。
對於這些傳單，胡適平時都是一扔了之。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胡適心情不好，他收到傳單後立馬回了一張小紙條給對方，說：“像你這樣既不懂漢字，又不能寫漢文的人，最好閉起你的鳥嘴。”
然而，紙條寄出去以後，胡適很懊悔，覺得自己不應該對這樣一位熱心於中國事務的人如此不友好，同時也自責，做爲一箇中國人，自己沒有爲中國的文字和文學改良盡力。
此後，他便和之前康奈爾大學的校友、語言學家趙元任開始研究和討論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等問題。
1915年，胡適寫了一篇名爲《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國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語言。比如他舉例說，文言稱“犬”，而人們口語早已稱“狗”；文言“乘馬”，而白話是“騎馬”。
1915年胡適從康奈爾大學轉到哥大以後，又經常和任鴻雋、梅光迪等人辯論白話詩的問題，提出“作詩如作文”的思想，決定不再寫舊詩，而專用平白易懂的白話寫詩，這也就是後來《嘗試集》的由來。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更有陳獨秀的影響。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上，陳獨秀髮表了胡適8月份從美國寫給他的信，在這封通信中，胡適初步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
所謂八項主張，就是胡適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學革命要從八事入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講欲字欲語，五曰須講文法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陳獨秀對胡適的這八項主張大爲讚許，回信要求胡適做更進一步的闡述，這就有了後來的《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收到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一口氣讀完，異常興奮，彷彿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議論施耐庵、曹雪芹的價值，遠遠高於散文家歸有光、姚鼐，別人總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適也是這個觀點，這不是找到了知音？
編好《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又寫了讀後感：“白話文學，將爲中國文學之正宗，餘亦篤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見其成，則大幸也！”
在1917年2月份的《新青年》上，陳獨秀作爲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在急先鋒胡適寫出《文學改良芻議》後，他唱和胡適寫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正式吹響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號角。
陳獨秀寫道：“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在文章結尾，陳獨秀疾呼：“有不顧迂儒之譭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爲之前驅！”
胡適和陳獨秀未必能夠想到，《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上發表，引發了一場意義深遠的“白話文學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