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丁文江二人的友誼，堪稱民國的一大景觀。他們有時志同道合，有時志同道不合，有時甚至志不同道不合，但這些基本上沒影響他們相知相識後一生的私誼。
兩人相識與1920年，那時胡適是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丁文江任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
地質調查所需要的人員，多數來自北大地質系。前邊提到過了，北大地質系的幾個畢業生，到丁文江任所長的地質調查所找工作。丁文江讓他們每人辨認十種岩石，結果沒有一個人及格， 這怎麼可以？責任心強的丁文江，瞭解了北大地質系的教學情況後，發現了一些亟待加強的環節。他準備把情況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反映給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但是，考慮到這涉及到北大這樣的名校的教學質量問題，他有所顧慮，做爲校長蔡元培能接受嗎？搞得不好，自己反映的情況和意見不被接受，反而會得罪蔡元培這位名人，丁文江很糾結。
剛好不久前，他通過北大教授陶孟和認識了胡適，便找很受蔡元培重用的胡適投石問路。胡適聽完情況後，不假思索的對丁說，他的擔心完全是沒必要的，蔡校長得知這個情況後，不但不會不高興，反而會特別感謝。於是，胡適和丁文江拿着成績單去找蔡元培。蔡校長果然虛心聽取了丁文江關於整頓地質系的方案，決定聘請李四光爲地質系教授，並與地質調查所聯合聘請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
從此，這也就開啓了胡丁二人一生的情誼。
從胡適和丁文江的友誼中，或許能體會出一些交友之道。
胡適一直稱丁文江爲大哥，丁也確實有長兄風度，一事當前總是替別人着想，不管是家人，還是朋友。
胡適常說丁文江有很強的“宗教心”。胡適所謂“宗教心”即“爲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天性”。很強的“宗教心”，即指特別富有犧牲精神。
丁文江26歲自英國回來後，他的收入完全用來贍養父親和教育兄弟的責任；從26歲到48歲這22年間，他每年支付給舅舅500元贍養費；每年資助一位貧困兄弟300元。
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淵求哥哥動用一點關係，搞到一張軍用免票。丁文江批評他道：“你不是軍人，何以竟用起軍用免票來？這是一種不道德的觀念，損壞國家社會，喪失個人人格，我希望你從此不作此想，纔不負我教養你的一番苦心！”
後來，丁文淵赴德國留學。在同學的慫恿下，他寫信給丁文江，請他設法爲自己爭取到官費。丁文江回信中再次對弟弟曉之以理：“在國中比你還要聰明，還要用功，還要貧寒的子弟，實在不少。他們要想留學深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爭取官費。多一個官費空額，就可以多造就一個有爲的青年。他們請求官費，確是一種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應當細細的考慮一番，是不是還想用你的人事關係，來佔據這樣一個官費空額？我勸你不必再爲此事費心。”
這封信讓丁文淵進一步認識到哥哥的爲人。
在與胡適這位小弟的交往中，丁文江更是處處爲這位小弟着想，對胡適的關心可謂無微不至。
“在君是最愛我的一個朋友，他待我真熱心！”這是胡適發自肺腑的話。
一次，胡適生了一場大病，丁文江說他的家庭環境不舒適，硬逼他搬家，並替他看定了一所房子，每月80元房租。胡的夫人覺得太貴，丁文江和房主說妥，每月只要向胡的夫人收70元，他代胡墊付10元。
胡適後來聽說這件事，十分感動地說：“這樣熱心愛管閒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他不但這樣待我，他待老輩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這樣親切的愛護，把他們當作他最心愛的小孩子看待。
像丁文江這樣的很強的“宗教心”的人，別人肯定願意與他交往，朋友肯定多。而胡適也同樣是個處處爲別人着想的人，其實他自己也同樣有很強的“宗教心”，而且，胡適更是個讓人如坐春風的人，這樣的兩個人成爲莫逆，就不奇怪了。
人們常用諍友，來形容二個人的親密無間，其實，用諍友來形容胡適和丁文江的關係，可能更爲恰當。
丁文江積極鼓勵胡適參與政治生活，二人攜手合作,共同組織了“努力社”,創辦《努力週報》、《獨立評論》。
1923年，中國思想界爆發了著名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科學派和玄學派的主將分別是丁文江和張君勱。這場筆墨官司一開戰就吸引了新文化運動的幾乎全部著名人物。論戰的緊要關頭，正在養病的胡適耐不住寂寞了，一篇《孫行者與張君勱》橫空出世，把玄學比做孫悟空，把科學比做如來佛，指出玄學縱然有天大的本領，也跳不出科學的手心。最終，科學派大獲全勝，丁文江的個人聲望也達到巔峰，成爲很多學子心目中的青年導師。今天人們常說的“科學人生觀”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論戰中首先提出來的。
前邊提到過，1933年11月，蔣廷黻發表《革命與專制》，胡適隨即發表了《建國與專制》《再論建國與專制》等文對蔣的觀點表示反對，由此開啓了民主與獨裁之爭。
這場爭論吸引了全社會的廣泛參與，當時社會的重要輿論力量，如藍衣社、獨立評論派、再生派、救國會、中社，以及《申報》《中央日報》《大公報》《民國日報》《晨報》等，無不捲入，形成了一場陣勢壯觀的思想大論戰。
爭論的初期，丁文江並未參與。此時，他剛從美國、蘇聯考察回國。考察中，舉目所見盡是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的輝煌業績和羅斯福新政的勃勃生機。個人權威產生的統一和高效，對丁文江產生了很大的觸動，這使得他的政治思想來了個“與時俱進”。
1934年12月，胡適再次發文《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以批評錢端升、吳景超等人鼓吹獨裁政治的觀點，從而觸動了丁文江。丁文江撰寫了《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發表在《大公報》上。並在當月14日致胡適的信中說明這篇文章正是對胡適上文觀點的“針鋒相對之作”。事實確實如此，胡適認爲中國當前的發展狀況決定獨裁絕無可能。丁文江則相信“在今日的中國，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丁爲此提出“新式獨裁”作爲現實政治的改進方向，所謂“新式”是指：獨裁的首領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爲利害，徹底瞭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尤其是能夠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調動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新式獨裁”論點一出，迅即引發新一輪論戰熱潮。這其中作出最激烈反應的是胡適。看到丁的文章，胡適感覺極度驚訝和失望，想要狠狠批駁丁文江的觀點，即刻寫出《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一文，和丁文江的文章同時刊登在《獨立評論》第133號上，顯然有撻伐異端以正視聽的用意。胡適認爲丁文江對民主政治並不瞭解。他指出觀點的分歧倒在其次，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關重要。他闡明實行獨裁政治的危害性，並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紂爲虐。
他說：“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對丁文江的激烈情緒也反映在胡適日記裡。1935年初，胡適在日記裡錄有對前一年的簡短總結，主題即爲此次論戰。文中提及的唯一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這一稱呼在胡適日記裡僅此一次。一般都稱“在君”“文江”或“丁在君”“丁文江”，這無疑隱含對丁氏立場的極度不滿。胡適在日記中還寫道，他看了丁文後頗感失望，即作長信（即《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答他，又附一短信說：“你們這班教猱升木的學者們，將來總有一天要會想我的話。那時我也許早已被‘少壯幹部’幹掉了，可是國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時你們要懺悔自己誤國之罪，也來不及了。”
對胡適的反駁，丁文江很不服氣，撰寫了《再論民主與獨裁》，指出“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獨裁的利益。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持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有自殺或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他反詰說：“胡適之先生忘記今日中國的實際了。‘猱’也罷，‘三歲小孩’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的責任是使這種火少燒幾間有用的建築，多燒幾間腐朽的廟堂。”
但是，那時對丁論極爲不滿的胡適，20多年後再次通讀丁文江的文章，豁然體悟到了“他的愛國苦心、他的科學態度、他的細密思考”，儘管仍然不同意他的看法。
不同觀點的爭論，如果說對對立的雙方的私人感情沒有絲毫影響，肯定是不客觀的。但事實證明，這樣的對立，並沒有對他們的關係造成大的傷害。或許，這便是諍友。
除了相互欣賞之外，朋友之間，還有很重要一點是相互理解，所謂理解萬歲。
1926年的一天，上海總商會熱鬧不凡，全市士紳商賈、文武官員、貴婦士女雲集。時任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公佈一個重大新聞：委任丁文江博士爲淞滬督署總辦，即大上海的“市長”。接着孫傳芳揭櫫了一篇扶植大上海的宏偉規劃。
在這篇演說裡，他總結了昔日有名實業家張謇和孫寶琦對上海的斥地扶植規劃爲什麼不能成功的教訓，而此次將上海南市、閘北、滬西、浦東、吳淞一概劃入淞滬(“大上海”)侷限內。孫傳芳自兼任督辦，丁文江則全權代表他做督辦公署的總辦。
丁文江這個大上海“市長”，新官上任還真的燒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規劃大上海，組建班子。他將全市劃爲24部門爲商埠區域，所有區內市政、財務、警察、扶植、教育各項，概由督署統一打點。其時的督署設在龍華舊護軍使的原址，下設總務、財務、工務三處及秘書室，人員精壯，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督署各主管官員大多是丁文江親自物色的，但人事公開，不任人唯親，按期舉辦測驗，量才錄用。入署人員有較高文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使得市府機構能運轉自如。
第二件大事則是廉政利民，多做實事。在市政工作中，他特別注重道路衛生和重大民生，如爲市民打針霍亂、傷寒流行症的疫苗。
他的第三把“火”燒得更旺、更出奇，那就是竟然將外國租界內的司法權收回。這本是受制於一些不平等合同束縛，無人敢碰。其實也不是他份內的事，出於愛國心切，他依靠司法和說理鬥爭，最終不以勢力、不以手段，迫使外國人取消租界的會審公堂，設立暫時法院，遵照我法律審理民事、刑事案件。英國《宮林西報》的文章，曾因此而稱他是“一個真實的愛國者”。
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十里洋場早已有跑馬運動。每次跑馬，吸引浩瀚的觀衆，收入頗豐。按照外國習慣，跑馬運動均需交稅，但他們根本不買賬。丁文江上任後，督署首次課徵收稅，西洋人不服，用抗議口氣向督署要求免徵。丁文江嚴辭回絕，西洋人只得乖乖地交稅，使當年的稅款收入增至40萬元之多。
丁文江當了8個月“大上海”市長，雖然是兩袖清風，一心爲民，卻因爲是孫傳芳的知遇禮聘，而成爲他一生的詬病，連蔣介石也將他加入通緝反革命分子的名單中。只是從未賣力緝拿他。
這一段棄科學從政治的履歷新聞傳開，國內外震驚，好多人對他發生曲解。時在法國留學的傅斯年，本來很欽佩丁的學識和爲人，但一聽到這段“不光彩”的插曲後，馬上怒髮衝冠，深悔本身看錯了人。認定丁是賣身投靠，曾向胡適透露，他回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殺丁文江。
但是，胡適懂得丁文江。在《丁文江傳》裡，胡適專門有一章寫了他任“大市長”的經由，爲其辯誣。
有一件趣談，《叫我若何不想她》的作者趙元任教授在家請客，胡適、丁文江等赴宴，傅斯年也去了。胡適把丁文江推向傅以詼諧的口氣說：“這就是要殺你的傅孟真！”在笑談中，丁與傅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後來，傅斯年也寫過兩篇紀念丁文江的文章，述及他的這段履歷時給予了充分的理解。
丁文江去世後，胡適、傅斯年一直存有爲其作傳的夙願。傅斯年先於胡適離世後，1956年，胡適在資料蒐集極不易的情況下完成了他晚年最主要的一篇傳記――《丁文江的傳記》。
關於丁文江的第一部學術性專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TingWen-chiang：ScienceandChina'sNewCultur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0）是美國學者費俠莉完成的。用臺灣學者張朋園教授的話說，費著表現優異，在胡適鋪設的路基上有進一步的分析和解釋。其中，最“值得推重的是著者的架構。全書以科學家、進化論者、溫和的理性主義者等幾個觀念來控制全書的討論，脈絡是清楚的，見解是引人的。丁文江信仰科學，究竟對科學認識如何？什麼人對他有影響？影響他的人對科學的認識又如何？這些問題我們都獲得了回答”。
費俠莉的西人身份，註定她對影響丁文江一生的西學素質的理解，較一般研究更爲深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