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宋子民來說，官府的話無限接近於鬼話。
聽的話就等於相信鬼話。
不聽的話就要給鬼吃掉。
他們看似有兩種選擇，實則只有一種選擇。
他們只能選擇交稅。
但是今年的稅交完了，還要交明年的稅，這還不算最惡劣的，最惡劣的是明年的稅也交完了，官府一看他們還有油水可以榨，就說後年的稅也提前預支了，後年就不用交稅了。
他們要是說到做到也就算了，可偏偏他們從來不說話算數，從來沒有信守諾言，純粹就是在騙人……
今年說明年，明年說後年，後年再說大後年，年年預支，年年背信棄義。
老農所在的地方被收稅收到了十三年以後。
這還算是好的，他還聽說有些地方被收到了二十四年以後，還有一個極端的地方聽說給收到了二十七年以後。
那些地方的人基本上能逃的都逃掉了，剩下來的基本上全都成爲了家裡有關係的地主豪強的佃戶，亦或是殘疾的沒錢的跑不掉的，只能硬着頭皮繼續忍受官府的壓榨。
這些地方的財政和人口數據就崩潰的一塌糊塗，官員連寅吃卯糧都辦不到，只能造假，搞搞紙面稅收數據搪塞臨安朝廷。
反正臨安朝廷也不會真的派人下鄉來調查稅收數據是否真實，朝官們對於這些事情也是門兒清，知道地方上現在糟糕到了什麼地步，強行追究的話，大家都沒有好果子可以吃。
唯一可能追究的是皇帝，但是皇帝哪裡能得到真實的數據呢？
只要官員們沆瀣一氣上下串通，硬是要瞞着皇帝，皇帝還就真的搞不清楚自己的國家到底有多少錢，以及他自己到底應該得到多少錢。
他只能活在官員們爲他編織的信息繭房內，享受着只此一人所感受到的快感，享受着國泰民安四海臣服帶來的成就感。
就算偶爾有個有良心的官員不講政治正確,想要戳破這個繁榮假象,皇帝還真未必相信。
就算懷疑又怎麼樣？
難道讓他自己一個人去國庫裡數錢？讓他自己一個人查賬？浩如煙海一般的數字賬冊，他想一個人搞清楚？
因爲深深的明白這些道理,所以不僅僅是臨安朝廷，地方上擺爛的情況也十分嚴峻，較之臨安有過之而無不及。
反正官員都是流官，一任三年,做完拍拍屁股走人,誰也不願意留在這種窮山惡水之地，更不會想着做出什麼政績來，於是這裡就陷入了死循環，破敗不堪。
老農和他的同鄉們被官府用各種手段折騰的家裡是家徒四壁,窮的蕩氣迴腸,強盜土匪來了都要仰天長嘆，掩面流淚，直言狗官不給活路。
而現在農民軍來了，給他們分了田地,分了房屋,提供了農具和耕牛還有其他牲畜，讓他們得以安心生產。
不僅如此，稅收還那麼低，只有農稅和臨時的戰爭稅,他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
趙玉成聽得心裡十分不是滋味。
南宋有些稅他就算是在金國都沒有聽說過,這豈不是說明金國在稅收上都比南宋更柔和一點？
還真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殺雞殺魚還要交稅？這可真是聞所未聞。”
老農聞言苦笑連連。
“這算啥？小老兒聽說就那個給收稅受到二十七年以後的縣，連拉屎拉尿都要交稅！”
“還有這種事情？！”
趙玉成給驚呆了：“拉屎拉尿還要交稅？”
“都給嚇壞了,哪裡聽過這種事情,但是這偏偏是真的。”
老農苦笑道：“所以前些年農民軍和復興會沒來的時候，咱們這兒的人過的都是鬼一般的日子，給餓死也不是什麼稀罕事情,能有今天，知足了,真的知足了,不敢有任何不知足的地方。”
“可別說不敢,沒有你們交稅，農民軍和復興會也活不下來。”
趙玉成握住老農的手：“這些都是你們應該得到的,等戰爭結束，咱們把宋國給滅了,戰爭稅就免了,不收了,日子該怎麼過就怎麼過，以後該吃吃，該喝喝，不會再受苦了。”
老農滿是褶子的臉笑的像菊花盛開一樣。
“那幫子稅吏說的話，小老兒一個字都不敢信，您說的話，小老兒信,全信！”
趙玉成於是把沿途所見所聞寫信告訴蘇詠霖，並且告訴蘇詠霖自己決定開徵臨時戰爭稅,爲江南西路農民軍的發展壯大添磚加瓦。
加一個稅種，是爲了不讓南宋回來收更多的稅，他決定在江南西路鬥爭到底,一直到大明軍隊全面南下。
就算有百萬大軍壓上來，他也絕對不會認輸，大不了再回羅霄大山裡打游擊,總而言之他就要在這裡和這羣喪盡天良的上等人鬥到底！
他們過分的不是一星半點兒，讓他們繼續統治下去，早晚把這裡的人氣都給折騰掉，讓這裡成爲沒有人煙的荒地。
怎麼能讓他們繼續胡作非爲下去呢？
同時，爲了嘲諷南宋，他還親自提筆寫了一副對聯，叫人貼在了南昌農民軍總部辦事處門口，慶祝洪武五年的新春到來。
上聯是“自古未聞糞有稅”。
下聯是“如今只剩屁無捐”。
橫批是南宋萬稅。
凡是經過農民軍總部前的人都能看到這幅對聯，嘖嘖稱奇，感慨萬分。
土地改革在江南西路的九州之地取得了全面勝利，一個空前穩固的革命政權在這裡建立起來，深深地紮下根。
本地人空前擁護這個全新的政權，但凡這個政權有什麼需要的，他們都願意盡力配合。
農民軍整編招募新兵的時候，本地人踊躍參軍，農民軍招人修繕城牆和軍事防務的時候，本地人也願意派出多餘勞動力幫助他們修建。
如此，在土地改革之後，農民們的生產熱情也大大提升，在剛剛過去的洪武四年夏糧和秋糧的收成之後，農民軍通過農稅和臨時戰爭稅收到了足以支撐八萬農民軍戰鬥兩年的糧食。
在這樣的情況下，南宋的物資禁運也就沒什麼意義了，農民軍政權的大生產運動自己就能夠養活自己。
糧食方面沒有問題，農民軍吃的比宋軍要飽的多。
這第二個原因，就不是農民軍的問題了，而是南宋自己的問題。
衆所周知，越是物資禁運，越是容易推高貨物的價格，越是推高貨物的價格，利潤就越高，利潤越高，就越是有人願意冒着風險去偷運。
尤其是當人們知道負責監管他們的官員自己都對此流口水的事實，他們就更加不會顧及這種禁令，而是一心想着運送物資去賺錢。
以南宋政府那吹彈可破的禁運命令和南宋官僚們極其靈活的執行手法，想要實現徹底的禁運，估計也就在趙昚的夢裡可以實現。
所以自打物資禁運的命令傳到江南西路解放區周邊各地之後，各地心思活絡的商人、官僚們就從沒有停過自己的行動。
他們召集人手，高價僱傭他們，給他們提供不錯的待遇，然後就帶着他們推着車子趕着驢子行走在掙錢的路上，一路艱難險阻都不在話下，只要能抵達農民軍的貨物交易中心，就沒什麼是不能去辦的。
民間如此，官方又如何能坐視民間賺錢而無動於衷呢？
官方賺得更狠。
第三次圍剿戰爭之後，南宋主要的軍隊全部退出了江南西路農民軍控制區，駐紮在漢陽、鄂州、蘄州、襄陽一帶。
其中因爲明軍河南兵團長期在邊境地區的演武行動，所以宋廷被逼着把最精銳的姚仲所統領的軍隊安頓在了襄陽一帶。
其他後來調過來的中央禁軍主要負責對江南西路農民軍的警戒，並沒有發起軍事行動。
這就爲這一地區的商業大環境提供了軍事安全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