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在聚會結束後送她回家，像我們剛剛認識的時候那樣。從前是因爲我喜愛熱鬧、害怕孤獨，希望身邊永遠有一個精力充沛的姑娘；而現在完全出於擔心了。她在徹夜歌舞，彷彿不知疲倦；縱情豪賭，彷彿富可敵國。然而我把她送回家後，她穿着靴子，和衣躺在牀上—或者乾脆倒在客廳的沙發上，兩隻大眼睛空洞地盯着天花板，半張着嘴發出粗重的呼吸聲。
我總是拿一本書在她身旁讀着消磨時間。等她終於陷入睡眠，我幫她把靴子脫掉，被子蓋到脖頸；冰箱裡有時候有過期的牛奶，洗衣機裡有沒來得及晾好的衣服，我把這些瑣碎的家務做完，衝個涼在她身旁睡下。
這時候往往快要天亮了。
我不問，也不勸解，還有什麼答案是我不懂的呢？她需要從無休止的表演中得到解脫。
她怕黑，臥室裡必須有一盞燈開着，但燈光又常常會侵擾她本來就不踏實的睡眠，我分幾次把燈泡換成低瓦數，每次低五瓦，她並沒有發覺。
有時候我在天亮後的街聲中醒來，藉着昏黃的燈光看着她的臉。她的睡眠並不少，總是中午時才起牀，但她有了去不掉的黑眼圈，嘴脣因爲酒精的緣故，總是裂着口子，露出一點兒鮮紅的肉。她常常說夢話，在枕上像蛇一樣扭動着脖子，時而皺起眉頭思考，時而又抿着嘴露出笑容，嘴裡嘟嘟囔囔地重複着應酬的話。
我驚恐地欠起身看着她。她夢中神經質的笑容使我感到無邊的涼意。
她太累了，她不得不一直引人注目。每個熱衷於流言的人都死死地盯着她，她的一句抱怨、一個疲態都會被編排出莫須有的前因後果，再風捲殘雲地流傳開來，三天之內，連薛先生的朋友都會知道了。
只有在我面前，她纔會流露出力不從心的模樣。早上，她帶着一身薄荷的味道，掛着溼漉漉的頭髮從浴室裡走出來，坐下來盯着鏡子裡她被熱氣蒸紅了的臉頰出神，我站在她身後，用一柄寬齒梳梳通她微微打卷的長髮；她總是頹然塌下肩膀，說：“我幹不來這件事。”
我握住她的手：“人人都說你溫柔又活潑。”
她搖搖頭，彷彿累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我把她額前的碎髮梳起，露出她飽滿光潔的額頭，濃眉深目、鼻樑挺直—
“你看。”
容貌總是能讓她平靜下來，這是她唯一的安全感所在。
然後她走出門去，走到薛先生和他的朋友身邊，扮演那個被寵愛着長大、不知人間疾苦的大家閨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