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秉忠輔佐忽必烈
劉秉忠是元朝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輔佐忽必烈三十多年，對於建立元朝、制定政治體制和典章制度等，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劉秉忠，河北邢臺人，出身官宦世家。劉秉忠出生時，北方已被金國統治多年。其祖父劉澤，當過金國的邢州節度使；父親劉潤，歷任鉅鹿、內丘兩縣提領。
劉秉忠自幼聰穎，酷愛學習，八歲就能寫詩作賦，長大後博覽羣書，滿腹學問。劉秉忠十七歲時，到邢臺府當了一個文筆小吏。劉秉忠不甘心，常感嘆道：“我家世代爲官，難道我寧願淪爲小吏嗎？大丈夫生不逢時，真是悲哀。”
不料，蒙古大舉進犯金國，戰火紛飛，天下大亂，劉秉忠連小吏也做不成了。面對亂世，劉秉忠憂鬱悲傷，一氣之下，到天寧寺出家，當了和尚。
天寧寺的主持，是有名的虛照禪師，他佛學深厚，德高望衆，人稱“再世惠能”。惠能是禪宗六祖。虛照禪師見劉秉忠才華出衆，十分喜歡，悉心教授他佛法，並賜名“子聰”。劉秉忠又多了一門佛學的學問。
公元1242年，劉秉忠隨海雲禪師雲遊四方，來到漠北。海雲禪師也是有名的高僧，忽必烈聽說過他的名聲，把他請到自己帳內，虛心請教。忽必烈當時二十八歲，只是一個宗王，卻向海雲禪師請教治國之道。
海雲禪師微微一笑，說：“佛法無邊，只是普渡衆生，貧僧不懂治國之道。中原的大賢碩儒，皆有治國安邦的才能，大王可以請教他們。”
劉秉忠見忽必烈向和尚請教治國之道，也覺得好笑，但認爲忽必烈有安邦濟世之志，又十分敬佩。當時，窩闊臺剛死不久，乃馬真後攝政，汗位之爭激烈，朝政一片混亂。忽必烈素有大志，所以着急地請教治國之策。
劉秉忠忍不住向忽必烈講起了儒家學說和中原政權的一些做法，忽必烈聽得津津有味，眼界大開。忽必烈留海雲禪師和劉秉忠住了好多天，捨不得讓他們走，最後懇求海雲禪師，把劉秉忠留下。海雲禪師見劉秉忠凡心未泯，只好同意了。從此，劉秉忠跟隨忽必烈左右，成了他的幕僚和謀士。劉秉忠比忽必烈小一歲。
劉秉忠多才多藝，不僅精通儒學，還通曉地理、天文、律歷、占卜、佛學，對《易經》也有研究。劉秉忠視野開闊，胸有智謀，對天下大事瞭如指掌，經常爲忽必烈出謀獻策。忽必烈有了劉秉忠輔佐，感到如魚得水。
劉秉忠給忽必烈講述漢高祖劉邦的事蹟，說：“自古成大事者，無不依靠人才，殿下應廣泛招賢納士，聚集天下英才。”在劉秉忠建議下，忽必烈設置金蓮川幕府，招攬了大批漢族知識分子。劉秉忠爲忽必烈招攬人才不遺餘力，聽說哪裡有大儒，就千方百計把他請來，他自己的同學和熟人，更是拉來了一大批。金蓮川幕府的成員，後來多數成了元朝大臣。
在忽必烈統治漠南漢地期間，劉秉忠極力主張用漢人辦法治理漢地，被忽必烈所採納。劉秉忠親自主持邢州、關中的漢治，選拔官吏，制定政策，精心督導，使推廣漢治取得明顯成效，爲忽必烈打敗阿里不哥、取得統治地位、建立元朝奠定了堅實基礎。
劉秉忠經常向忽必烈灌輸以儒學治國思想，勸他以收服民心爲頭等大事。劉秉忠隨忽必烈出征的時候，力諫制止殺戮和搶掠。忽必烈聽從了，多次下達軍令，禁止士兵濫殺和掠奪。
大蒙古國自建立以來，一直沒有年號。公元1260年，忽必烈當了大蒙古國的第五任大汗。劉秉忠建議，按照漢人政權的制度，應該設立年號。於是，忽必烈建年號爲“中統”，有中華開統之義。後又取《易經》中“至哉坤元”之義，改年號爲“至元”。
公元1271年，鑑於大蒙古國已經分裂，在劉秉忠等人的建議下，忽必烈將大蒙古國改爲“大元”，從此開創了元朝時代。
劉秉忠等人按照漢族政權的模式，爲元朝制定了政治體制、典章制度、朝廷禮儀、官僚機構、官職名稱等，甚至連朝廷官員的服裝、俸祿，都是由劉秉忠等漢族士大夫們制定的。所以，元朝與漢人政權幾乎沒有區別。
公元1266年，在建元前夕，劉秉忠與張柔、段楨一起，受命在燕京規劃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新城按照漢族風格建造，工程浩大，被稱爲元大都。元朝建立以後，將都城遷到這裡。元大都奠定了今北京市的基礎。
劉秉忠不僅是傑出的政治家，還是著名文學家。他文學功底深厚，詩詞文章、散曲樂府，無不精通，被稱爲元初北方文壇代表性人物之一。劉秉忠的元詞，寄情詠物，膾炙人口，深受人們喜愛。劉秉忠號稱藏春散人，經常以吟詠自樂。
劉秉忠作爲忽必烈的主要謀士之一，屢獻計策，深受忽必烈信任。劉秉忠處世慎密，從不居功自傲，而是謙和待人，清心寡慾，不慕富貴權力，衣食簡樸。他跟隨忽必烈以後，很長時間仍然穿着僧衣，也不要任何職務，而以布衣之身參與軍國大事。直到後來，劉秉忠才擔任了光祿大夫、太保職務。
公元1274年，劉秉忠無病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歲。忽必烈十分悲痛，對羣臣說：“秉忠跟隨朕三十餘年，對朕忠心耿耿，屢出奇謀，言無不盡。秉忠學問之高深，計策之高明，世人都不清楚，只有朕知道。”
忽必烈追贈劉秉忠爲太傅、趙國公，諡號“文貞”。後來，劉秉忠又被追封爲常山王。
後人在邢州建有三文貞公祠，祭祀籍貫邢州的三大名相魏徵、宋璟、劉秉忠。三人諡號都是“文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