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與見聞
廖海濤威震敵膽
廖海濤，1909年3月出生於福建上杭大洋壩（今溪口鄉）大嶺下村。中學畢業後，曾任小學教師。1929年參加閩西暴動。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上）杭武（平）縣委書記、縣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後，廖海濤任杭（上杭）、代（代英）縣委書記及縣軍政委員領導職務。面對嚴峻形勢，他把被國民黨軍隊打散的赤衛團和縣、區、鄉人員集攏起來，以雙髻山爲根據地，同國民黨軍隊及地方民團展開殊死鬥爭。
1935年4月10日，在永定西溪赤寨召開的閩西南地區黨、政、軍領導人會議上，廖海濤當選爲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隨後返回雙髻山繼續堅持遊擊鬥爭。
一天深夜，廖海濤率領杭代縣游擊隊奇襲大洋壩民團炮樓，繳獲幾十支槍、幾擔子彈，處決了反共民團頭目。此事震驚了省垣，國民黨派省保安團長李佩瓊抓廖海濤之母、妻和幼子作人質，藉此逼他投降，當接到“勸降”書時，作爲答覆，廖海濤當即揮筆寫下：“只有鐵骨錚錚的共產黨員，沒有屈膝投降的布爾什維克！”
李佩瓊接到信後惱羞成怒，竟喪心病狂地殺害其母，焚燬其住房，妻子慘死他鄉，剛滿週歲的幼子被拋入黃潭河活活淹死。在家毀人亡的痛苦面前，廖海濤毫不動搖，以更加堅強的意志堅持雙髻山遊擊鬥爭。
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爲集中國力進行全面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共兩黨於1937年10月達成協議將湘、贛、閩、粵、淅、鄂、豫和皖8省邊界14個地區的紅軍與游擊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1938年2月，中國閩西、閩南、汀瑞紅軍游擊隊集中於龍巖白土，改編爲新四軍第二支隊。廖海濤領導的閩西上杭縣雙髻山紅軍游擊隊被編入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廖海濤被任命爲第二支隊第四團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二支隊全體指戰員開赴皖南抗日戰場。7月，二支隊在張鼎丞將軍的率領下又挺進蘇南敵後，與陳毅將軍率領的一支隊共同建立起以茅山爲中心的抗日根據地。
茅山抗日根據地北靠滬寧鐵路線，東臨大運河，西北緊靠日僞反動統治中心——南京，像一把尖刀插入敵人的心臟。日僞軍千方百計地對抗日根據地搞破壞，鬥爭氣氛異常濃烈。
面對這種形勢，廖海濤認真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和陶勇團長一起率領全團指戰員到南京附近的江寧、溧水等地，開展對敵鬥爭，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根據地。1939年冬，廖海濤升任第四團政治委員。1940年5月，廖海濤率部奇襲了南京麒麟門，再攻雨花臺、中華門，極大地打擊了日僞軍的囂張氣焰。
這之後，日軍南浦旅團崗本聯隊派出一個加強中隊到湖熟鎮駐紮，企圖以該鎮爲據點，組織“維持會”，打擊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6月1日，日軍南浦旅團崗本聯隊吉田中隊，從南京附近的湖熟鎮據點出發，企圖“掃蕩”山岔一帶。此時，新四軍第二支隊剛剛轉移到赤山，第四團第三營駐守田頭莊，支隊司令部和特務連駐山腳下的戴家邊。廖海濤聞訊後立即登上赤山一處高地，仔細觀察敵人動向，發現有100多名日寇正在向赤山方向前進。廖海濤果斷下達戰鬥命令：“各部隊立即進入陣地，準備戰鬥！”
狡猾的日寇並沒有貿然前進，而是先進行了火力偵察。廖海濤命令部隊沉着冷靜，繼續隱蔽。日軍見沒有遭到攻擊，便加快前進速度。待日寇進入新四軍射程後，廖海濤一聲令下，各部隊同時開火，當場擊斃30多名日寇。
這次伏擊成功後，日寇並沒有被完全打垮，他們憑藉裝備優勢，向二支隊特務連連續發射了十幾發炮彈，又憑藉一座拱橋繼續頑抗。
廖海濤指揮戰士們巧妙接近拱橋，用手榴彈消滅了橋下日軍。他高喊：“打，狠狠地打，一定把他們消滅乾淨！”戰鬥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最終擊斃日寇130餘人，俘虜兩人，並繳獲了包括兩門九二式步兵炮在內的大量武器彈藥。
赤山之戰，使南京城裡的日軍和漢奸頭目大爲震驚。6月4日，3000多名日僞軍，在幾十輛裝甲車和200多名騎兵的配合下，分成十幾路，從南京、鎮江、江寧、句容、溧水、天王寺等地向新四軍茅山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妄圖一舉摧毀蘇南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
當天上午11時許，廖海濤率領一支部隊隱蔽在溧水城外14公里處的周家棚子，恰遇一路日軍向周家棚子搜索過來。他當即率部向葉家棚子轉移，途中又與一路日軍騎兵遭遇。廖海濤當機立斷，帶領部隊迅速進入附近茂密的樹林，巧妙地與日軍騎兵周旋。日軍騎兵爲爭頭功，紛紛衝進樹林搜索。
廖海濤抓住時機，對戰土們說：“騎兵在森林中作戰，不能發揮作用，只是死路一條。同志們，瞄準好，進來一個打一個！”日軍騎兵剛闖進樹林，便遭到了猛烈射擊，當場被擊斃40多名。一些反應過來的日軍狼狽地躥出了樹林。廖海濤預測到敵人肯定不會輕易罷休，於是囑咐戰士們要充分利用樹多林多保護好自己，準備與日軍繼續周旋。
夜幕降臨時分，忽然樹林四周被一陣信號彈照得如同白晝。緊接着，日軍分幾路從不同方向進人密林，並向密林深處瘋狂射擊。廖海濤不慌不忙，仔細分辨敵人的進攻特點，終於找到了兩個突破口。他命令四團三營營長黃玉庭、教導員範欽洪和機關的科長，各率領一部分部隊，分兩路向溧水西北方向突圍。藉着夜色的掩護，部隊悄悄地突出重圍，並迅速轉移到了鄭村。
6月5日拂曉，葉家棚子附近的樹林內槍聲大作。原來，在廖海濤率部突圍後，日軍同僞軍“首都警備隊”在黑暗的森林中“自相殘殺”起來，鬧得兩敗俱傷。真是大快人心，捷報傳到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陳毅、粟裕兩位將軍向第二支隊發來嘉獎電報。廖海濤專門爲《火線報》寫了一首詩，抒發胸中感慨：“堅持江南抗敵軍，義師所向寇寒心。赤山之戰繳敵炮，茅山烽火震南京！”
1940年7月上旬，陳毅、粟裕兩位將軍率江南指揮部主力渡江北上，挺進蘇中、蘇北敵後，建立了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原二支隊機關和直屬部隊則在安中裡村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揮部。羅忠毅任指揮，廖海濤任副指揮兼政治部主任，統一指揮新三團、新四團及宜（興）武（進）錫（無錫）抗日義勇總隊等地武裝約兩萬餘人。同時，由鄧仲銘、羅忠毅、廖海濤三人組成蘇南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蘇南敵後抗日鬥爭。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茅山抗日根據地的處境非常危險。從1月下旬至2月底，日軍出動了5000多人，汪僞也派出一萬多名僞軍，增設據點80多個，對江南抗日根據地展開了輪番“掃蕩”。爲避開日僞軍鋒芒，廖海濤率領部隊撤出茅山，轉移到太湖、鬲湖地區活動。同年3月，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改編爲新四軍第六師第十六旅，廖海濤任旅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併兼蘇南抗日根據地軍政委員會主任，下轄第四十六團、四十七團及獨立第二團。5月份，廖海濤率領四十六團一個營返回茅山地區，接連打下蒲幹、西腸、包巷等日僞軍據點；成功爭取了高廟、延陵的僞軍向新四軍投誠；又驅逐了丁莊、墓東、殷橋東、北鎮街等地的僞軍。不久，又指揮四十七團成功打開了丹（陽）金（壇）武（進）地區抗日的新局面，恢復了兩溧（溧陽、溧水）地區。從此，茅山抗日根據地全部恢復。
1941年11月28日拂曉，日軍步騎炮兵3000多人，僞軍800多人，從東北、西北、西南三個方向悄悄逼近第十六旅駐地塘馬，企圖消滅南抗日部隊。廖海濤立即命令特務連和旅直屬隊搶佔村前方及側翼有利地形阻擊敵人。同時，廖海濤指定旅參謀長王勝和政治部副主任王直負責率旅部、蘇南黨政機關及當地羣衆轉移，並抽調第四十八團二營六連沿途保護轉移的幹部和羣衆。他留下來同旅長羅忠毅共同指揮部隊，阻擊敵人。
當時，塘馬正在召開蘇南抗日根據地各縣黨政軍幹部會議，第十六旅所轄的第四十六團、四十七團遠離塘馬，黨政軍幹部雖有1000多人，但戰鬥部隊不足300人，形勢岌岌可危。面對嚴峻形勢，廖海濤清楚地認識到蘇南黨政軍領導機關能否安全轉移，將直接影響到蘇南地區的抗日鬥爭能否堅持下去，也將對華東戰局產生重大影響。他果斷地命令部隊：“發揚勇猛頑強的戰鬥精神，堅決粉碎敵人的進攻！”
1941年11月28日上午9點多，在打退敵人幾次進攻後，部隊在王家莊一線陣地繼續與敵拼死激戰。戰鬥持續了一個小時，日軍集中各種炮彈向王家莊傾瀉下來，並連續發動集團衝鋒。激戰至中午，旅長羅忠毅中彈犧牲。
廖海濤在村西亂墳崗聽到旅長犧牲的消息後，眼淚直流。他嘶啞着嗓子高喊“爲旅長報仇”、“同志們衝啊”，帶頭躍出陣地，邊衝鋒邊向村東靠攏，與堅持在村東的戰士會合。他要再看一眼他的親密戰友。下午2時，廖海濤組織阻擊部隊突圍，他捨不得丟下羅忠毅的遺體，下令警衛員輪流將旅長背出包圍圈。一路上大家不停地收集犧牲戰士和日寇遺留的武器，邊撤退邊打擊追敵。廖海濤左肩挎一頂機槍，右肩揹着三支步槍，左手提着駁殼槍，右手提着一顆手榴彈。戰士們和他一樣，人人都身背好幾件武器。
在突破敵人最後一道封鎖線時，廖海濤腹部中了一槍，他向前踉蹌了幾步，撲倒在地，沉重的武器壓在他的身上。四十八團二營營長黃三弟從後面衝上來，抱住了身負重傷的政委廖海濤。廖海濤用手捂住肚子，鮮血和腸子從腹部涌出，他吃力地對二營長交代說：“部隊由你指揮，千萬不要忘記，這是黨交給你的任務，一定要把旅部帶出去，到溧水與四十六團會師。”話剛說完，廖海濤就昏迷過去了。二營長指揮戰士用擔架把他擡到一戶老鄉家中隱蔽，準備等突圍後，再帶軍醫來治療。但是廖海濤終因傷勢重，失血過多，於兩天後犧牲。
羅忠毅、廖海濤犧牲後，新四軍軍部通電全軍沉痛悼念：“羅廖兩同志，爲我黨我軍之優秀老幹部，爲黨爲革命奮鬥十餘年，忠實、堅定、勇敢、負責，艱苦締造蘇南根據地功績卓著。羅廖兩同志壯烈犧牲，全軍一致追悼，昭彰先烈。”
廖海濤用32歲的寶貴生命，實現了自己的誓言：莫回顧你腳邊的黑影，請擡頭望你前邊的朝霞，誰愛自由，誰就要付出血的代價。
久經考驗的老黨員——羅化成
1962年秋，一個名叫羅陽志的女子前往江蘇溧陽竹簀橋收殮其父的遺骨，當地老鄉央求道：“請留一半給我們紀念，讓我們子孫後代不忘羅主任的功績！”
對於這個羅主任，陳毅給出的評價是：“他是最實際的救國人才，是抗戰建國中值得全國人民效法的人物，是久經考驗的老黨員……”
羅主任是誰？他到底什麼樣的人？
羅主任是新四軍二支隊政治部主任。事情得從1934年10月說起。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危害，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力紅軍長征後，羅化成留下來堅持鬥爭。
爲擺脫國民黨軍，羅化成與毛澤覃率領一部分隊伍掩護主力向東突圍。完成掩護任務後，又遭到國民黨軍隊的伏擊，隊伍被衝散，羅化成與隊伍失去了聯繫。他走到了於都境內時，因人地生疏，誤入敵兵駐守的地方，不幸被捕，關在瑞金國民黨監獄。
在獄中，他巧遇寧化保衛局長樑國斌。他倆在國民黨軍將其押解回長汀的途中，趁機逃出了虎口。就在此時，國民黨反動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更加殘酷的“清剿”。黨組織決定將羅化成、樑國斌兩人立即轉移，到香港通過中央蘇區國家保衛局局長鄧發的胞兄鄧芳，與黨組織取得聯繫。
在香港，羅化成化名爲鄧坤，樑國斌化名爲鄧耀南，用自己的雙手勞動來解決生活困難。兩人自己動手在七姐妹山下搭起了小木房，旁邊砌起一排豬舍，開荒種菜。鄧芳給羅化成介紹了一位姑娘，名叫鄭惠羣，勸他就在此地建立家庭。羅化成與樑國斌商量，認爲鄧芳的建議有道理，一方面可以共同勞動，安排好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起掩護作用，早日和香港黨組織接上關係。婚後，羅化成夫妻倆與樑國斌三人組成親如兄嫂的家庭，開始了含辛茹苦的新生活。
1936年秋，經鄧芳介紹，羅化成認識了工人老黨員馬如堂，油麻地小學教員阿歐和廖然。他們5人成立了九龍臨時黨小組。在黨小組的領導下，他們經常利用九龍酒家進行秘密活動，宣傳抗日救國和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
七七事變爆發後，羅化成、樑國斌向中共南方局請求回國抗日。1937年8月，中共南方局派羅化成、樑國斌回到閩西南與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一起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羅化成將要接受任務離開香港，離開分娩才三天的鄭惠羣，骨肉相離使羅化成百感交集。他想：如果把妻子一起帶回去，勢必難以通過敵人的盤查，容易誤了大事；如果把她娘倆留在香港，弱女嬰兒依靠誰人，真是於心難忍呀！可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革命利益高於一切。想到這，羅化成便毫不猶豫地對妻子說：“阿羣，我去送樑國斌上船。”就這樣羅化成瞞着妻子，拋妻別女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1937年，閩西人民抗日義勇軍奉命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二支隊，羅化成出任新四軍二支隊政治部副主任。不久，羅化成隨二支隊開赴蘇南抗日前線，進入蘇南敵後。
初到江南，習慣了閩西山區打游擊的將士們一時難以適應江南水網和平原作戰的環境。這裡沒有可作隱蔽的屏障，沒有閩西山區的游擊戰好打。爲此，羅化成總是身先士卒，身體力行，以自己的模範行爲影響教育戰士。他經常與戰士一起參加游泳訓練，在溝裡河川摸爬滾打，以適應江南水鄉的環境。他經常深入連隊，與戰士們共吃一鍋飯，同睡一張牀。
有一次，部隊駐在皖南芭塘村，作戰科的王培臣突患嚴重的痢疾。羅化成親自跑步到5裡外的廷街上買來藥和針，親手爲他醫治並通宵達旦守護在他身邊，直到脫險才離去。
在行軍中，如發現有戰士生病，羅化成總是將馬讓給生病的戰士騎。他對馬伕說：“我們是階級兄弟，兄弟就該親如手足、不分彼此，才能適應艱苦的環境，消滅敵人打勝仗！”
在太平縣山口鎮的新四軍醫院裡，半年之內因醫療事故而死亡的傷員有50多人。這一情況引起羅化成的警惕。他利用自己所學的醫學知識和敏銳的分析判斷能力，明察暗訪，調查研究，順藤摸瓜，終於抓獲了隱藏在軍醫處的國民黨特務“蘭羅王”，查清了此人用日本毒針毒殺新四軍傷員的事實真相。懲處了“蘭羅王”以後，新四軍醫院的醫療安全得到了保證。
1939年秋，羅化成升任新四軍二支隊政治部主任。他繼續保持着身先士卒的作風，經常親臨戰場督戰，指導二支隊在安徽省於位圩一帶開展抗日宣傳工作，動員當地羣衆抗日。
11月中旬，在一次打擊日寇偷襲二支隊九連事件中，羅化成面對摩拳擦掌的戰士們微笑着說：“仗是一定要打的，敵人也一定要消滅的，可是怎麼打法？要請大家先出出主意。”戰士們冷靜下來後，羅化成認真地聽取了戰士們的發言，一起分析了地形和日軍兵力分佈狀況，研究出具體作戰方案。先派精悍的小部隊拔掉了兩個敵哨兵，接着羅化成親自帶領部隊掃除平湖邊日本鬼子小隊，讓連指導員和參謀長率領連隊主力對付和平軍。通過3個小時的激戰，擊斃敵人60餘名，俘敵100多人。這一仗，推動了當塗、蕪湖地區抗日戰爭的勝利進程。
長期處在艱苦複雜的戰爭環境，導致鐵骨錚錚的羅化成積勞成疾，心臟病經常復發。但他仍堅持抗戰第一線，不顧病重，夜以繼日地馳騁沙場，抗擊日寇。
一天，江南指揮部司令員陳毅來到羅化成所在的部隊視察，看見羅化成虛弱的身子，熬紅的雙眼，凸出的顴骨，關切地勸他到後方休息療養。羅化成說什麼也不肯接受陳毅的深情好意，婉言謝絕了，要繼續留在前線抗敵。陳毅親切地贈古詞：“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無處下金鉤。”羅化成對陳毅的真誠勸慰深表謝意，但仍懇求說：“我不能搞特殊，目前抗戰正是關鍵時刻，鬥爭需要我，不正是下金鉤的時候？”就這樣，羅化成帶病一直在抗日前線和戰友們一起抗擊日寇。
1940年2月27日，羅化成在大雪中督戰導致心臟病復發，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停止了呼吸，時年45歲。
鄧振詢蘇南殉難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多方努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開始。蔣介石被迫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並達成協議，將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八省邊界十五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成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爲軍長，項英爲副軍長。爲了完成這支隊伍的集中整編，加強南方黨的工作，黨中央決定派鄧振詢、曾山、李堅真、羅梓明等同志到南方工作。鄧振詢一行於1937年12月初離開延安，12月底經武漢到達南昌後，立即着手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同時成立中共江西省委，鄧振詢任江西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同時成立了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由項英任書記。
1月底，鄧振詢受東南局的派遣，前往贛南、閩西，完成組建新四軍二支隊的任務。鄧振詢一行五人帶着軍費、電臺、委任狀乘車前往龍巖，途中住宿在廣昌時，聽說譚震林等同志在瑞金被自稱爲“國民黨別動隊”的王彩特部扣留。鄧振詢等人第二天即趕往瑞金交涉，也遭到王彩特的無理扣留。面對這些人的倒行逆施，鄧振詢、譚震林進行了不懈的鬥爭，痛斥其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延誤部隊集中開赴前線抗日的反動行徑。後經新四軍軍部及中共中央干涉，王彩特才被迫將他們放行。溫仰春、鄧振詢等先後抵達龍巖，協助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等完成了二支隊的組建工作。
從1938年開始，鄧振詢一方面以公開合法的身份完成新四軍整編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去各地聯絡的機會，秘密恢復黨的各級組織，成立了瑞金、贛州、吉安、龍巖等通訊處，向羣衆宣傳黨的抗日統戰政策，組織抗日羣衆團體。1939年1月，他調任中共皖南特委書記，第二年2月，又派往蘇南任中共蘇皖區黨委書記，7月初任江南軍政黨委書記。在這期間，他組織有關方面草擬並正式頒佈了《爲堅持江南敵後抗戰之綱領》，提出了“堅持江南抗日戰爭，驅除日寇出江南，驅除日寇出中國”，“結束一黨專政與腐敗的官僚統治，實行敵後抗日民主政權”；“發展抗戰經濟，改善民生，破壞敵僞一切經濟”等項主張，號召“全江南人民本此方針，團結一致共同奮鬥。”這個綱領對於發展和鞏固蘇南抗日根據地，具有重大指導作用。
鄧振詢在蘇南工作期間，正值蘇南鬥爭最艱苦的時期。一方面國民黨頑固派掀起反共**，在蘇南加緊軍事進攻，企圖把新四軍江南指揮部趕出潥（陽）武（進）公路以南。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動派又乘新四軍主力北渡之機，策動刀會暴亂，製造“橫山事件”，武裝侵入宣（城）當（塗）蕪（湖）地區，繳去地方武裝槍械，殺害農救會委員和烈軍屬。
面對敵人的囂張氣焰，鄧振詢堅決貫徹黨中央“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他首先團結一切進步力量，親自出面做好統戰工作，爭取了大批地方開明人士加入到抗日行列，消除了部分人士的疑慮，結交了許多新的抗日朋友，發展了陳毅親手培植起來的蘇南統戰戰果。同時，及時糾正再次出現的“左”傾錯誤，對當地的刀會組織採取團結的方針，爭取其基層組織，中立上層頭子，孤立和打擊極個別的反動分子。鄧振詢還主持區黨委制定了切實的措施，照顧刀會組織的經濟利益，如不在其地區內收稅等，因而逐步緩和了緊張關係，並爭取了蔣永廣等刀會首領的中立。這些工作，進一步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了根據地建設，使蘇南成爲新四軍挺進蘇北的橋樑，成爲插進敵人心臟的一把尖刀。
1940年冬，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從此，蘇南敵後鬥爭進入最艱難時期。日寇集中了三、四千人的兵力，對丹北、茅山、江（寧）、句（容）等地發動了持續六個月的反覆“掃蕩”，使蘇南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損失，游擊區域不斷縮小，幹部連續犧牲，部隊大量減員。面對這種險惡環境，鄧振詢毫不畏懼，他堅定地指出：“目前的困難只是暫時的。只要我們堅持鬥爭，講究策略，依靠羣衆，團結多數，勝利就一定屬於我們。”他還及時召集了區黨委會議，對形勢做了充分的認識，確定了“仍是堅持團結抗戰，反對投降分裂危機，爭取利用頑僞，打擊敵人，堅持鞏固原有地區工作，開闢新地區，打通南北聯繫，充實主力，充實地方武裝，鞏固黨，深入民衆鬥爭”的方針，極大地鼓舞了廣大軍民的鬥志。在頻繁的戰鬥生活中，鄧振詢身先士卒，和廣大軍民同甘苦，共患難，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和日僞軍的夾擊，渡過了難關。至1943年6月蘇南敵後的形勢開始好轉，各地的黨政組織和抗日武裝陸續恢復。
1942年1、2月間，鄧振詢在阜寧單家巷參加了劉少奇主持召開的華中局擴大會議，在會上作了《關於蘇南工作的報告》，介紹了蘇南地區在建立根據地過程中所經歷的各個階段的環境、特點、工作任務與方針，回顧了各個時期黨的各項政策的實施情況，肯定成績，糾正錯誤，找出差距，分析原因，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蘇南今後鬥爭的估計，受到與會同志的好評。爲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迎接新的鬥爭，區黨委於1942年8月召開了蘇南民運工作擴大會議，鄧振詢作了《組織羣衆與秋收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回顧了過去蘇南民運工作的發展經過，總結了蘇南鬥爭的發展規律，提出了今後蘇南羣衆工作的任務及其具體措施。報告對促進蘇南民運工作的發展，鞏固和加強根據地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鄧振詢在蘇南工作期間，非常重視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他認爲“提高黨的戰鬥力，保證每個黨員與幹部都能一切爲黨，犧牲個人”的關鍵是“提高黨性”。他採取辦訓練班的方式，組織區縣以上幹部學習，並親自給學員作報告，上黨課。爲進一步提高他們的覺悟與水平，還制訂了教育黨員幹部的具體措施，“縣級幹部應以策略教育爲主，區級幹部應以工作教育爲主，支部黨員應以思想教育爲主。”僅1940年，區黨委就辦了三期黨訓班，培訓學員二百餘名。
鄧振詢還特別強調各級領導要正確掌握黨的政策和策略，堅決執行黨的正確決議和指示。他對蘇南的同志們說：“我們是長期處在敵僞頑夾擊的鬥爭形勢下，如果政策不能正確掌握，武裝就不能發展，根據地就不能鞏固，江南鬥爭就不能堅持。因此，全體黨員，尤其是幹部，必須加強對黨的政策與策略的研究、學習……”
爲了使各級黨政軍幹部能及時聽到黨中央的聲音，瞭解黨的政策，鄧振詢十分重視報刊工作，儘管困難重重，蘇南敵後仍然有《民衆報》、《太湖日報》、《長滆報》、《前進報》、《火線報》、《江南黨報》、《江南通訊》、《青年團報》等十幾種報刊堅持正常出版，較好地起到了黨的喉舌作用。
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藉以掀起第三次反共**。四月中旬，國民黨以第三十二集團軍副司令陶廣爲總指揮，調動了十三個團的兵力向駐蘇南潥水、潥陽的部隊發起進攻。鄧振詢協同江渭清，領導蘇南軍民進行了自衛反擊，擊退了曹山、萊蓬山一線的敵人。6月，國民黨又發動了第二次進攻。爲了保存有生力量，新四軍主力全部撤出潥水地區，鄧振詢也隨四十六團轉移到橫山地區活動。8月3日，部隊宿營於江寧縣馮潭村，後因遇敵情，部隊連夜轉移。就在渡秦淮河時，鄧振詢不幸於高橋渡口爲國殉難，當時年僅39歲。
鄧振詢不幸遇難的消息一經傳開，山河爲之動容，草木爲之變色。整個蘇南抗日根據地都在爲失去了一位好領導而悲痛，爲黨失去了一位忠誠的戰士而惋惜。幾天後，江寧縣軍民在周崗圩綠楊頭村舉行追悼會，由於當時敵情嚴重，追悼會原定規模較小，但各界代表還是紛紛前往弔唁，參加追悼會的幹部羣衆有好幾百人。會場中掛了很多輓聯，有蘇皖領導機關的，有地委的、專署的，有本縣、鄰縣的。
1944年8月3日，蘇皖區黨委、蘇南行署在宜興又一次隆重舉行追悼鄧振詢烈士大會，江渭清代表蘇皖區黨委致悼詞說：“鄧副主任爲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之一，盡瘁中國革命，十年有餘，領導蘇南鬥爭時逾三載，而其對黨與革命無限忠誠，生活刻苦，嚴肅，學習緊張積極，沉着果斷，誨人不倦，實爲全國人民及全體共產黨之模範，因此鄧副主任犧牲，不獨爲蘇南黨及蘇南鬥爭之重大損失，而且爲全黨及中華民族之重大損失。”
碧血灑江都——龍樹林
1939年4月17日，年僅28歲的龍樹林倒在了血泊中。當天深夜，陳毅得知他犧牲的消息後，懷着悲痛寫下了《紀念龍樹林》一文。裡面有這樣一段文字：“時間正是午夜12點，一紙文書帶來龍同志犧牲的消息，我從熟睡中醒來打了一個寒噤，這是如何痛心的消息，一個人才，一個幹部，一個忠勇的同志，培養起來要經過八年乃至十多年的工夫，但是消耗夭折卻極輕易似的。抗戰是艱鉅的任務，有力的人又少一個，誰也難排遣這種悲懷！”
龍樹林原名叫做龔盈炳，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上饒縣楓嶺頭鄉稠川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兄弟五個，他排行老二，還有兩個姐姐，全家十幾口人，只有水田五畝，破瓦房5間，以務農爲生。
由於家貧，父親給兒子們定了一個規矩，無論成績好壞，一律只能讀三年私塾。因爲龍樹林天資聰穎，成績優秀，私塾老師就勸他的父親說：應該讓你的二兒子多讀幾年書，將來前途無量。但是，龍樹林最終還是輟學了。
爲了養家餬口，龍樹林想方設法找出路掙錢。他和村裡的兄弟們到安徽祁門潛山茶場做茶，由於能吃苦耐勞，很受茶場老闆的歡迎，可是老闆開給工人們的工資卻很低。龍樹林領着工人們與茶場老闆展開了鬥爭，經過多次說理，茶場老闆只好答應增加工人的工資。
後來，龍樹林又領着這批鄉親去當採煤工。煤窯沒有機械設備，他們只能光着身子爬進窯洞去挖煤，整日不見陽光地勞苦打工，工錢卻只有三升米。除此之外，煤窯還經常發生瓦斯爆炸、塌方等傷亡事故，隨時威脅着工人們的生命。爲了改善工人們的生存環境，龍樹林領導工人們展開了罷工，提出了增加工資、增添設備、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最後取得了勝利。
1928年1月，方誌敏等在江西北部弋陽橫峰一帶領導農民進行武裝起義，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贛東北革命根據地。不久，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來到了龍樹林的家鄉，發動羣衆起來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土地革命。在黨的教育下，龍樹林認識到勞動人民要翻身求解放，只有參加革命，跟共產黨走。當時，稠川的東、西、中三個村都建立了青年團，龍樹林毫不猶豫地加入了青年團。
當時國民黨軍隊經常下鄉“清剿”，紅軍也經常採取南北迂迴、聲東擊西的方法打擊敵人。龍樹林組織青年團員給紅軍帶路、送吃送水、擡擔架、組織婦女護理傷員，表現出了優秀的組織才能，頗得領導賞識。
1930年7月，工農紅軍第十軍建立。1931年，上級黨組織要在稠川青年團員中挑選一個人前往彭楊軍政學校學習，龍樹林被選中。經過六個月的刻苦學習，龍樹林在最後的考試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績。當時有人懷疑成績優異的龍樹林有作弊的嫌疑。龍樹林沒有言語反駁，而是申請了第二天重新考試，結果他再次獨佔鰲頭，終於讓大家心服口服。
優秀的政治成績，出色的組織能力，以及寬容的性格，使得龍樹林很快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被委派到紅十軍炮兵連當連長，成爲了一名能文能武的基層指揮員。
當上指揮員以後，龍樹林把本名給改了，由龔盈炳變爲龍樹林。把“龔”變“龍”，是因爲想要祖國這條巨龍得到解放，就要跟着黨，跟着紅軍去鬧革命，而他自己這條龍也要闖到天涯海角，爲黨爲人民立功勳。“樹林”二字，則是因爲出於革命需要，經常要在深山野林裡穿梭和戰鬥。
1932年，農村革命根據地迅速擴大，黨和紅軍有了很大發展，需要培養一批高級幹部，中共中央決定從部隊中選拔一批優秀的指戰員去蘇聯深造。經過層層選拔，紅十軍黨委決定選派龍樹林去。
贛東北省委根據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通知，派地下黨員護送龍樹林從浙江衢州前往上海。此時，正值日軍進攻上海，中國駐軍十九路軍奮起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市裡的工人舉行罷工。龍樹林也參加了這場鬥爭，他動員各界羣衆大力支持十九路軍。此後，龍樹林等人由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曼弗裡德派人秘密護送，乘外國輪船抵達蘇聯符拉迪沃斯託克，經千里跋涉到達莫斯科。
1932年，龍樹林進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校學習。這是一所培養炮兵幹部的學校，既有軍事理論知識的講授，又有野地實彈射擊訓練。兩年間，龍樹林刻苦攻讀，成爲了東方班的高材生。由於表現突出，1934年，校方推薦他進入伏龍芝陸軍大學深造。伏龍芝陸軍大學（後稱俄羅斯伏龍芝軍事學院）與美國西點軍校、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法國聖西爾軍校並稱世界“四大軍校”，很多著名將領都曾在這裡就讀。
1935年7月，龍樹林以留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七七事變爆發後，龍樹林與一大批在蘇聯學習的同志一起，在年底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投身於抗日戰場。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將南方八省健兒組成四個支隊，挺進敵後開闢抗日根據地。5月，龍樹林由黨中央派遣，從延安到新四軍軍部教導隊工作。6月，龍樹林任教導總隊訓練處主任。當時，教導總隊的成員一部分來自剛改編的新四軍團營以下幹部，還有一部分來自滬寧一線的中學生和大學生。龍樹林深入到學員中，細緻地調查研究，理論聯繫實際，處理問題冷靜沉着、考慮周詳，讓大家都心悅誠服。
軍部在太平召開擴大會議，龍樹林運用馬列主義原理，結合新四軍的實際，就部隊的建設做了發言，得到好評。當時，袁國平對陳毅說：“這是新的出色的幹部，最有希望的幹部。”
同年秋，陳毅、粟裕等人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率領新四軍一、二支隊進入敵後，在茅山地區初步建立了抗日根據地。同時，江南地區的人民羣衆也在紛紛組織抗日武裝，保家衛國。其中，大革命時期曾擔任丹陽、武進等縣的縣委書記管文蔚，創建了丹陽抗日自衛總團。9月，陳毅將其改爲新四軍挺進縱隊，管文蔚爲司令。這支隊伍是在抗日戰爭怒潮中生長出來的新力量，沸騰着抗戰愛國的高度熱情，與日寇做着長期鬥爭。
10月，龍樹林隨項英前往新四軍挺進縱隊，通過公路、運河、鐵道，幾百裡夜行軍到達指定地區，擔任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龍樹林經常告誡戰士和幹部要搞好軍民關係，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當時縱隊所在地區鬥爭形勢複雜，部隊經常晚上行軍轉移住宿地點，爲了不驚擾老鄉，龍樹林和戰士們經常露宿在老百姓的房檐底下，任憑風吹雨打，走的時候還會爲老鄉挑水，把地掃乾淨。所以縱隊在當地的名聲非常好，因軍紀嚴明被老百姓傳爲佳話。
1939年1月，挺進縱隊三支隊奉命渡江北上進入江都。龍樹林隨軍來到江都，爲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建立前哨陣地。
挺進縱隊的二支隊隊長方鈞，原本是國民黨川軍的連長，在淞滬戰爭中潰退後投奔了管文蔚。他野心很大，被收編後，一直想發展自己的勢力。進入江都後，他以大橋爲據點，將隊伍擴展到千餘人，把番號改爲“長江邊區遊擊縱隊”，自封爲“司令”。他不僅不肯把部隊交給黨，鬧獨立，不服從命令，還阻撓挺縱三支隊在大橋一帶開展抗日工作，並與敵頑勾搭。
組織上得到消息，方鈞在國民黨將領韓德勤的重金收買和封官許願之下，已經打算投敵叛變。1939年4月中旬，陳毅派龍樹林前往蘇北指揮，命令他對方鈞1000多人的武裝繳械，並接管相關地區。龍樹林率部隊到大橋，根據方鈞部隊的特點，制定周密作戰計劃，控制大橋南北交通，嚴密封鎖消息傳遞。對於繳械人員，願意留下的繼續參加抗日，不願意留下的發放路費回家。同時，武裝繳械與和平繳械雙管齊下，運用分割包圍各個擊破的戰術一夜之間就將方鈞部隊全部繳械。但是，戰鬥中身先士卒的龍樹林卻腹部中彈，不幸犧牲。
噩耗傳回挺進縱隊司令部以及皖南軍部，戰友們無限悲痛。陳毅在《紀念龍樹林》的末尾這樣寫道：“我們向龍同志及其他死難同志說：你們犧牲了，有我們繼承你們的遺志！擊退日寇的最後凱歌，就算是我們的奠禮！”
抗戰殉國英名揚——劉老莊連
1943年3月18日，新四軍第3師第7旅第19團第4連82位勇士，爲掩護根據地黨政機關和羣衆安全轉移，在淮陰劉老莊戰役中，與1000餘名兵力強大、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軍展開殊死血戰，82名勇士全部壯烈殉國。他們用鮮血爲隊伍的勝利鋪就了道路，他們是一支被後人稱爲“劉老莊連”的連隊。
經過了槍林彈雨的劉老莊已滿目瘡痍，硝煙散去也早已不見日寇的鐵蹄。劉老莊的鄉親們在淮陰縣張集區區長周文科帶領下，趕到了陣地。在昏暗的夜色中，顯現在人們眼前的是這樣的場面：
戰壕附近到處是炮彈、子彈留下的痕跡，四處散落着子彈殼以及被砸壞的槍支。稍微遠點有許多橫七豎八倒着的日軍屍體，大多都殘缺不整。而腳下的土地已經鬆軟，都能看到血已經滲到土裡
了。
戰壕裡，熱血流淌，一具具身着灰色軍裝的忠骸，仍保持着生前搏鬥的勃勃雄姿：有的嘴裡狠狠咬着敵人的半邊耳朵；有的拳頭裡緊緊揪着敵人的一綹頭髮；有的弓着雙腿，手中握着捅彎了的刺刀。他們雖然安息了，但看上去還像生前一樣，睜着大眼睛，想要和敵人繼續打下去。
現在這片陣地是寂靜的，但在幾個小時以前，這裡還是激烈的戰場，勇士們在這裡英勇拼殺，而此時此刻，大家似乎還能聽到他們的戰歌：“槍榴彈，威力大；火力點，開了花；曲射炮，不虛發；打得鬼子喊爹媽。轟啊！轟啊！”……
在場的人無不悲憤苦痛，他們默默地肅立在烈士身旁，沉默地爲烈士哀悼。趁着夜幕，大家懷着極其沉痛的心情，含淚收斂了勇士們的忠骸。也許是上天有意留下一段真實的傳奇，在收斂過程中，人們意外地發現一位躺在血泊中的戰士還有微弱的脈搏，於是趕快將戰士送到衛生所搶救。
這位胸中三槍的戰士，右臂也被炸斷了，身上還有十幾處刺刀傷痕。經搶救，這位生命力頑強的戰士，甦醒過來了。他斷斷續續地講述着這場悲壯的戰鬥……
1943年春天，日軍在蘇北進行的新一波“大掃蕩”已持續一個多月，19團和蘇北根據地淮海軍分區、淮海地委行署機關都在淮陰北面六塘河一帶駐守，2營的駐地叫劉老莊，距離六塘河一小時路程。3月17日，日僞軍1000多人，分兵合圍駐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區黨政領導機關。就在這危急時刻，2營4連擋住了敵人的去路。4連經過兩次激戰，成功阻止了敵人前進，進入黃昏後，4連轉移到了劉老莊外一條沒有退路的交通溝。
3月18日拂曉時分，槍聲打響，日僞軍的第三次合圍開始了。只聽見“唧”一聲響，樹上的哨兵被敵人打下來了，那時候2營的戰士們都正在吃飯。2營營長看形勢不對，便命令戰士們想辦法突圍。於是，3連的戰士們盛起飯，邊走邊吃邊戰鬥，而4連在炊事班隨大部隊撤退後，只剩82名戰士留下掩護大部隊撤退。
4連連長白思才和指導員李雲鵬立刻意識到，一場不可避免的惡戰即將到來。於是他們命令部隊，馬上展開戰鬥隊形，搶佔有利地勢，阻擊敵人。沒多久，全連指戰員眼前就出現了敵人的身影。當敵人完全進入4連伏擊圈時，白連長的重機槍發出怒吼，噴出火舌，衝向敵人，霎時間，全連火力猛射，敵人尖兵應聲倒下。敵人後續部隊嚇得摸不着方向，丟下幾十具屍體，逃之夭夭。4連無一傷亡。白連長和李指導員覺得敵人後面還有大部隊，他們經過商量，決定撤到劉老莊外面的“抗日溝”，利用地形進行防禦，以達到牽制敵人的目的。
上午9時左右，日軍發起第一次衝鋒，前進30米便被4連擊退。日軍軍官川島看到4連的火力後說，這不是土八路，是一支正規部隊。於是日軍將指揮所移到了劉老莊東頭，並在房頂上架起了機槍，構成交叉火力。隨後，川島投入10多挺機槍，集中火力向4連陣地掃射。在火力掩護下，日本士兵向4連陣地爬來，在距離陣地百米左右時，4連槍榴彈集中打向日軍火力點，直接讓日軍的火力成了啞巴。同時白連長趁勢組織輕重機槍一齊開火。日軍傷亡慘重，第二次衝鋒失敗。日軍不甘心失敗，他們又三次發動衝鋒，一次比一次猛烈，結果都被4連一次次打退回去。
此刻，4連的彈藥消耗得差不多了。然而陣地前沿遍地是倒得橫七豎八的日軍屍體，屍體上留有槍和子彈。看到這兒，李雲鵬和白思才商量，決定從屍體上取彈藥來補給連隊。一排排長尉慶忠主動請命，還說自己以前是軍需幹事，乾的就是“驗收”彈藥。於是尉慶忠擔任小組長，帶領突擊小組接近屍體。
敵人發現了他們，知道是爲了取彈藥，立即集中火力，進行封鎖。突擊小組冒着生命危險，在敵人槍林彈雨中，陸續運回上千發子彈和幾十只槍支。但是，尉慶忠排長不幸中彈，光榮地犧牲了。
下午2時左右，被4連打得疲憊不堪的日軍，不得不停止了攻擊。利用戰鬥間隙，李指導員同各個支委開了會。對於是突圍還是堅守陣地，他們分析討論後決定，爲了給大部隊爭取更多的時間，堅守陣地，待天黑後再進行突圍。
這時，有的戰士向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入黨申請書中寫道：“……我要以實際行動打擊敵人，在黨需要的時候，我將把自己的生命獻給黨和人民。決不給我們黨丟臉，決不給中華民族丟臉。請黨支部在這次戰鬥中考驗我，吸收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員的行列。”
面對這些英勇奮鬥的戰士，黨支部接受了一批戰士的火線入黨。新黨員們在陣地上莊嚴宣誓：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堅決與敵人血戰到底，誓與陣地共存亡……
戰鬥又開始了，狡猾的日軍改變了戰術，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擊炮、擲彈筒，向4連陣地轟擊。一時彈如雨下，煙塵滾滾。但是，勇士們誓死堅守着陣地。防禦工事和掩體被毀壞了，他們就立即進行補修，受傷了，包紮好後繼續戰鬥。
6個小時過去了，日軍的炮彈仍沒摧毀4連的陣地，但是4連受到了重創。全連此刻只剩下三十多個人了，白思纔在剛纔的炮轟中左手受了重傷，失去了活動能力，李雲鵬也受了傷。已經苦戰了一天，戰士們滴水未沾，粒米未進，飢餓和疲憊襲擊着他們，但戰士們用堅強的意志支撐着自己，誓與陣地共存亡。
此時，已是傍晚，敵人的炮火終於停止了。白連長和李指導員兩個人觀察了一下敵情，他們知道，天黑前，敵人必定會大舉進攻。若能頂住敵人最後一次衝鋒，就可以組織突圍了。而他們也考慮英勇的犧牲。時間不允許多做考慮，白思才毅然下命令，把多餘的武器全部砸毀。可是，戰士們像沒有聽到命令一般，呆呆地望着手中的槍。如果是上刀山，下火海，戰士們誰都沒含糊過，但是要砸槍，戰士們揪心地難受。這都是犧牲的戰友留下來的啊！可是，這不能留給敵人，戰士們只好含淚將多餘的槍支，一一砸毀。機密文件和報刊也全部銷燬。這時，戰士們的槍上都已經插好了刺刀準備最後一拼。
夕陽西落，晚霞滿天。敵人涌到了4連陣地跟前。最後一批機槍子彈噴射出來，帶着82位戰士的仇恨，將大批日軍打倒了。白思才首先躍出戰壕，大聲吼道：“同志們，殺啊！”李雲鵬邊衝邊喊：“同志們！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和敵人拼了！”一片喊殺聲中，勇士們和日軍展開了白刃戰。
晚霞映照着大地，大地就像被血染一般。地上到處是敵人的屍體，到處是砸壞的槍支。在陣地上時而響起手榴彈聲，時而響起一陣悲壯的口號聲。面對這82人堅守的陣地，日軍遲遲不敢前進到這塊火熱的陣地。戰鬥後的一片寂靜，一個日軍壯着膽子跳進了4連的戰壕內，突然一陣槍響，其他在後面跟着尚未進戰壕的敵人，聽到槍聲隨即爬到地上也跟着放槍。接着又是一陣寂靜，先前跳入戰壕的日軍才發現，剛纔那個半蹲着，拿槍怒目瞪着他的戰士早已犧牲……
在強敵面前，4連82名勇士浴血奮戰，連續打退日僞軍5次進攻，斃傷日僞軍近百人。全連彈盡糧絕，全部壯烈犧牲。
晚霞褪去，夜幕降臨。淮海區黨政機關轉移了，羣衆轉移了，兄弟部隊轉移了。當地羣衆打掃戰場時看到，勇士們雖然全部爲國捐軀，仍然保持着生前搏鬥時的勃勃英姿：有的怒目圓睜，匍匐在戰壕裡；有的緊握着彎曲了刺刀，弓着一條腿斜靠在大樹旁；有的雙手還緊緊抓着敵人的頭髮；有的嘴裡滿是鮮血，咬着敵人的半個耳朵……
戰後，第7旅重新組建第4連，並命名該連爲“劉老莊連”。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在《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主義》一文中寫道：“淮北全連82人全部殉國的劉老莊戰鬥……是我軍指戰員英雄主義的最高表現。”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撰文表彰：“烈士們殉國犧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範而勵來茲。”當地人民羣衆爲第4連82位烈士舉行公葬，修建了“新四軍抗戰八十二烈士之墓”的墓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爲紀念烈士，當地人民政府在烈士殉難處建立了劉老莊烈士陵園。
戰爭年代，新四軍“劉老莊連”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英勇抗爭的傑出代表。和平時期，劉老莊連是人民的忠誠衛士。1998年夏天，長江、嫩江、松花江發生百年罕見的大洪水，人民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劉老莊連82名官兵奉命隨部到達長江最危險的地段-武漢洪湖進行搶險。到達災區後，全連官兵連夜出擊，連續奮戰18個小時，冒雨對長800米的大壩進行了修築，平均每人挖掘、搬運砂石近千袋，戰士的雙手磨破了，袋子被鮮血染紅了，仍然不停地在河堤上奔跑，戰士麻尚坤先後三次暈倒在大堤之上，卻三次從擔架上跳下，衝回了陣地。他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早一分鐘完成任務，人民羣衆就少一分鐘受到威脅”。一面“鐵軍來了”的紅旗，讓災區羣衆放下心來；一面劉老莊連的鮮紅連旗，鞏固了無數已經或即將決口的堤壩；劉老莊連頑強的作風感染着地方領導和羣衆，他們含着淚對團領導說：“讓他們休息一下喝口水吧，這哪裡是在幹活啊，簡直是在拼命！”8月18日凌晨4點多，大壩修築完畢，官兵們顧不上飢餓、疲勞，裹着雨衣就在河邊睡着了。5點半左右，剛築的大堤出現了管涌，如不及時加固就有垮堤的危險，全連官兵即刻又投入了“戰鬥”，地方領導和羣衆無不感慨地說：“這個連隊的官兵真是鐵作風！”上級首長稱讚劉老莊連：“昔日是抗日尖刀，今天是抗洪尖刀。”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解放軍總政治部11個部門聯合組織的“100位爲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中，劉老莊連被評爲“100位爲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抗戰的八年中，新四軍的處境十分險惡。他們不但要抗擊武裝精良、驕橫殘暴的日本鬼子和認賊作父、助紂爲虐的僞軍，還要對付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摩擦”進攻。而新四軍的活動區域既是日僞軍的統治中心，又是國民黨經營多年的戰略要地。這裡日僞據點林立，河網交錯，交通便利，沒有大山依託，敵我力量懸殊。鬥爭是極其艱苦、尖銳和複雜的。
爲了贏得抗戰的勝利，新四軍無數將士做出很大的犧牲。這個“很大的犧牲”，若沒有親歷者的講述，生長於和平年代的我們根本無法想象。革命勝利後，很多新四軍的老將軍、老戰士、國際友人通過撰寫文章的方式回顧了他們當年的經歷與見聞，用生動形象的故事講述了新四軍當年面臨着什麼樣的艱難險阻，他們又是如何用堅強意志戰勝了這些困難。這些經歷與回憶以豐厚的史料和深刻的思想內涵構築了中國革命戰爭文化的浩瀚寶庫，爲我們瞭解那段歷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爲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提供了極好的教材。
親歷者“有責任”把“吃苦在前、不怕犧牲”的精神傳給下一代。我們作爲“下N代”則更有責任閱讀他們的回憶錄，掌握這段歷史，不忘新四軍的本色，將新四軍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並讓它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
粟裕：堅持武裝鬥爭，堅持原地鬥爭
粟裕，時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蘇中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55年，粟裕被授予大將軍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以蘇、英、美、中爲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終於從組織上形成。世界形勢的這一變化，對中國抗戰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中國敵後戰場仍然處於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蘇中最困難的時期比全國還要長一些，這是因爲日本侵略軍爲支持其太平洋戰爭，更加緊了對大江南北的控制與掠奪，而國民黨蔣介石又加緊了反共行動。於是蘇中敵後日、僞、頑、我之間的矛盾出現了一些變化。僞軍唯恐被驅使到南洋當炮灰，普遍離心，尋找後路；日本侵略軍加強對僞軍的控制和改編，國民黨蔣介石也加緊對僞軍的拉攏利用。由此引起了日僞、日頑之間矛盾激化。國民黨增派力量重返蘇中，建立反共基點，頑固派和我方之間的矛盾也再度激化了。但是，日我之間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我們要準備對付日寇更兇狠、更殘暴、更毒辣的進攻。
黨中央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就時局的估計、今後的方針任務，對全黨、全軍、各敵後根據地頒發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後來概括稱爲“十大政策”。華中局於1942年春召開了擴大會議，根據中央指示：結合華中情況，制定了“繼續堅持華中敵後抗戰，完全鞏固各根據地，加強與聚集力量，以便在適當時機反攻敵人，爭取中國抗戰的最後勝利與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的總方針、總任務，並且提出了加強對敵鬥爭，加強軍事建設和根據地建設的具體任務。
1942年4月，我們在海門縣的海復鎮，召開了蘇中軍政黨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傳達學習了華中局擴大會議精神，討論佈置了今後鬥爭和工作任務，提出了：“一面鞏固，一面發展”的方針，既要堅持原地鬥爭，粉碎敵人的一切進攻；又要積蓄與加強力量，準備和迎接反攻。
1942年初，敵我爭奪重點已由第二分區的三倉向南推移到了第四分區的啓（東）海（門）區。爲掩護啓海區根據地建設，一月間我進擊並收復三陽，又乘勝擴大戰果，攻擊二廠、久隆，兩度擊退敵人的進攻，前後戰鬥共達半個月之久。
1942年6月，日寇鑑於對我蘇中根據地進行的全面“掃蕩”、分區“掃蕩”、乘虛躍進、交通政策等都沒有收到效果，再次變換方針，吸取華北鐵壁合圍和蘇南“清鄉”的經驗、開始對我蘇中地區進行“清剿”（又稱“機動清鄉”）。在政治上，對上層士紳採取爭取政策，對鄉保長則籠絡與威脅並用，對我基本羣衆和抗日軍人家屬先脅迫其爲日寇辦事，不從的則格殺勿論。在經濟上，設立統制委員會，統制一切物資，加強對我封鎖，在一些重要地區實行“三光政策”。在軍事上，實行水陸封鎖，然後分進合擊一點或多路重圍一區，並且如梳篦一樣，反覆進行，搜捕我工作人員，尋殲我地方和主力部隊。蘇中鬥爭形勢進一步嚴酷起來。
面對這一形勢，我們認真進行了分析，認爲敵人的主要戰術手段是分進合擊、多路合圍，這些都需要高度協同。但日本侵略軍深入我根據地作戰，等於瞎子、聾子，無法準確偵察和判斷我們的行動，又受地形、交通方面的限制，以及沿途遭我民兵、游擊隊的打擊，很難達成合擊，而且敵調集機動兵力在一個地區“清剿”，勢必造成其他地區的空虛，便於我軍其他地區游擊戰爭的開展。至於敵人的殘暴，只能激起我軍民百倍的復仇怒火。我們決心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並且加強敵佔區、接敵區工作和敵僞軍工作，打破敵人的“清剿”。
日寇於6月12日開始對第四分區海門、啓東地區進行第一期“清剿”。七月上旬對第三分區靖江、泰興地區進行第二期“清剿”。九月末十月初對第一分區江都、高郵、寶應地區進行第三期“清剿”。我們指示各分區緊密配合，在敵“清剿”區內以地方武裝配合民兵就地堅持，與敵糾纏，不斷予以襲擾，捕殺敵特、漢奸。主力部隊適時跳到“清剿”區外，進行機動作戰，特別是向敵人後方和敵人的弱點進攻。於是，各分區的攻勢作戰此伏彼起，互相策應，互相支援，數月中先後進行的較大戰鬥有石港攻堅戰、海門襲擊戰、如西反擊戰、二窵殲滅戰等。在南通二窵鎮南的夏（謝）家渡戰鬥中，我第三旅第七團一舉殲滅日軍保田大隊長以下110名，迫使“清剿”第四分區之敵倉皇收兵。我第三分區的如西縣，在敵僞轉移兵力對第一分區進行第三期“清剿”時，發動了萬餘羣衆圍困西河彎僞軍據點，不久又組織2萬餘羣衆圍困水洞口，1萬餘羣衆封鎖加力市。我們還實行秘密鬥爭與公開鬥爭相結合的方針，開闢和加強了邊區、敵佔區和敵僞軍工作。到11月，敵人的“清剿”即被基本打破了。
綜觀1942年，日僞軍對蘇中根據地的“掃蕩”，四五百人的小“掃蕩”平均每週一次，千人以上的較大“掃蕩”平均每半個月一次。從開始反“清剿”的6月到11月中旬，日寇增設據點49處，使蘇中區敵僞據點增加到339處，增修公路19條，全長450公里。我蘇中根據地又有所縮小，部分游擊區變成敵佔區，部分中心區變成游擊區。但是，全區仍然保持着相對穩定的基本區，保持着相當數量的主力部隊，各分區仍然保持着一定範圍的中心區和廣大的游擊區，各縣武裝堅持在縣境內進行鬥爭。同時邊區、敵佔區工作和敵僞軍工作有了很大開展。經過全面建設，根據地更加鞏固、各項工作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了。
節選自《粟裕戰爭回憶錄》
黃克誠：不搞“搶救”運動
黃克誠，時任新四軍第三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蘇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55年，黃克誠被授予大將軍銜。
1942年1月，中共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奉調回延安黨中央工作，在他臨離開華中局之前，主持召開了一次華中局擴大會議，各區黨委書記和各部隊負責人蔘加了會議。劉少奇作華中局工作總結報告，陳毅作軍事建設報告，讓我作政治工作報告。
還記得我在那次的報告中，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講了目前軍事建設中的部隊政治工作、根據地政治工作、友軍政治工作和敵僞軍政治工作四個問題。在講到幹部問題時，我特別強調了使用幹部和愛護幹部兩個方面：使用幹部應注重德才兼備，注重幹部的黨性、知識和獨立工作能力；對幹部要愛護，不僅要關心他們的生活與健康，更重要的是注意從政治上愛護，平時發現幹部思想上的不良傾向苗頭，要及時進行教育、批評、幫助，不要平時不關心，或者平時看到幹部有什麼問題當面不說，記在心裡，到時候一齊算總賬。
在談到審查幹部和鋤奸問題時，我強調要區別對待，信證據不輕信口供，寧可錯放，不可錯殺，注意糾正違反政策、刑逼口供的現象等。後來，華中局把我的這個報告作爲“華中我軍政治工作的根據”，發表在《真理》1942年第8期上。
劉少奇離開華中後，即由饒漱石代理中共華中局書記。饒漱石不顧全大局，硬是把陳毅從華中排擠走。陳毅走後，饒漱石還召開華中局擴大會議，大談陳毅如何如何。我曾對這種作法提出不同意見。我說，不論如何，讓陳毅軍長離開華中，是個很大的損失，這對華中整個工作，對敵鬥爭，都很不利。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於1942年6月，在蘇北開展了整風運動。我們正確貫徹執行“懲前毖後，治病教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採取和風細雨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幫助幹部提高政治覺悟。通過整風，團結教育了廣大幹部，調動了大家的革命積極性，黨政軍民形成了空前團結的局面。
1943年4、5月間，華中局和軍部召開會議，佈置開展“搶救”運動。會議期間，我向華中局和軍部建議，華中不要搞“搶救”運動了，以避免發生逼供信、傷害無辜同志之類的事，要接受中央蘇區打“AB團”的教訓。但由於“搶救”運動是中央在康生的主持下佈置下來的，華中局和軍部不能不執行。
從華中局開完會回來之後，我的心情很不平靜，久久安穩不下來。想起我們黨內歷次搞肅反，總是出現擴大化的偏差，有過許多沉痛的教訓。眼下大敵當前，開展“搶救”運動，搞不好會給革命事業帶來不應有的損失。按我當時的想法，“搶救”運動不應該搞。但是上級有佈置，又不能不執行。爲了穩妥起見，我先抽調一批幹部辦訓練班，同時在第七旅小範圍內試行“搶救失足者”。
我親自到第七旅去實地考察，掌握動向。第七旅被“搶救”的幾個人，開始在軟逼的情況下就有點表現不正常，後來被抓起來一審訊，就亂供一氣了，簡直不着邊際。我一見這種情況，就知道不對頭了，看來老毛病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
我讓第七旅立即停止搞“搶救”，把被“搶救”的人統統釋放，做好善後工作。這時，我的心裡反而踏實下來，事實證明了搞“搶救”運動這種做法行不通。我的心裡有了底，決心也下定。
我從第七旅返回師部（區黨委）機關，立即通知蘇北各地委和第三師各部隊，一律不開展“搶救”運動。如果發現可疑情況，可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由主管部門解決處理。在整風運動當中，只搞正面教育，提倡主動反省，不準逼供、誘供。這樣，蘇北各區和第三師部隊在整風中，就沒有搞“搶救”運動。以後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考驗，證明廣大幹部確實是好的，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
過了一個時期，華中局召開會議。
會議期間，我同第七師政治委員曾希聖住在一起。我倆是老相識，每次一見面都是無所不談。可是這次我卻發現曾希聖情緒有些不正常，沉悶不樂，很少講話。我估計他心裡可能是有點什麼事情，就問他。
開始他不肯說，後來．我一再問他，他才說，他的愛人可能是個特務。
我問他：“你自己相信不相信？”
他說：“人證、供詞都有，不相信有什麼辦法？”
我問：“是什麼人供出來的？”
他說：“是在第二師政治部工作的一個女幹部供出的。”原來那個女幹部與曾希聖的愛人是在上海的同學，當時她們都很年輕，在“搶救”運動中，那個女幹部不僅供認自己是特務，還供出了她的同學。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大靠得住，就通過第二師政治委員譚震林，把第二師政治部那個女幹部找來，我單獨同她談話，瞭解詳細情況。
開始，我問那個女幹部，是如何加入特務組織的？她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通，繪聲繪色；我又問她都搞了哪些特務活動？她照樣又是講了一大套，神乎其神，我一聽就覺得不可信。最後我問她，講的這些是不是真話？她說是千真萬確。我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慮，對她說，要向組織講實話，不能有半點虛假，否則，既對革命事業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志。
這時，她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說她以前講的那些話全是編造的假話。我問她爲什麼要講那些假話？她說，起初搞“搶救”時，她講的是真話，但人家不相信，對她進行“搶救”，大會小會鬥爭、逼供，被整得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瞎說一氣，問什麼就交待什麼，還得說得有鼻子有眼，這樣一來，反而受到表揚、歡迎和優待。於是，她就索性胡編亂供起來。
我把談話的情況告訴了譚震林，對他說，這種“搶救”法真是害死人呀！我問譚，第二師搞出來多少特務？譚說每個團都是數以百計。我說：“哎呀！你一個團裡有那麼多特務，部隊駐地離敵人那麼近，你又在審查他們，部隊還不亂了套，都跑光了？”譚說，一個人也沒跑。我說：“老兄，你快回去給人家平反吧。你那麼整人家，人家一個都不跑，哪有這樣的特務？”隨後，我又向饒漱石談了我的意見，饒也覺得這樣搞法有點問題。我建議對被“搶救”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饒漱石表示同意。
節選自《黃克誠自述》
葉飛：痛擊日軍“掃蕩”
葉飛，時任新四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兼政治委員、蘇中第三分區地委書記，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兼蘇中軍區司令員、蘇浙軍區副司令員。
1955年，葉飛被授予上將軍銜。
1941年3月，蘇中軍區正式成立，19日，華中局正式劃定蘇中區範圍。分爲四個行政區，相應地成立了軍區和軍分區。新四軍第一師兼蘇中軍區，第一旅兼第三軍分區。三分區3月下旬於泰州縣雅周莊成立。
劉少奇、陳毅同志在給蘇中地區領導人的指示信中說：“過去頑固派集中力量對我進攻，使我不能集中力量抗敵，現在由三角鬥爭形勢轉變爲對日直接鬥爭的形勢了。反對敵人和漢奸僞化蘇北，保衛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成爲我軍及蘇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任務。”這是“更直接，更嚴重的抗日任務”。5月，由中原局和東南局合併組成的華中局也指示蘇中，要發動羣衆堅持長期抗戰，保衛根據地。
蘇中地區的日軍是獨立第十二混成旅團，是我軍與之在蘇南、蘇中地區交戰達四年之久的“老對頭”，旅團部駐泰州。僞軍有第一集團軍李長江部、第二集團軍楊仲華部、一方面軍任援道部，新老僞軍達3萬5千餘人。敵僞投入很大力量修築公路，增設據點，憑藉優勢的兵力、火力和交通的便利，對我蘇中根據地進行頻繁的“掃蕩”。
1941年4月日軍“掃蕩”的規模較大，日寇稱之爲七路“掃蕩”。我們擬定了以黃橋爲中心，在其四周選擇新建據點爲攻擊目標，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來粉碎敵僞“掃蕩”的作戰計劃。敵僞軍向顧高莊、古溪、蔣垛、雅周莊一帶“掃蕩”時，我以地方武裝和民兵積極襲擾，與敵糾纏，使“掃蕩”進展緩慢，並派三團和獨立支隊僞裝主力，張揚其事地向孤山、老莊頭等地發起攻擊。這裡，我率在兩泰地區隱蔽待機的一、二團突然出現在泰（興）黃（橋）公路上，包圍了姚家岱、石梅兩個據點。
4月17日，我一團圍殲姚家岱之敵：日寇1箇中隊和200名左右的僞軍。此戰擊斃日軍泰興城防司令以下20餘人，生俘日軍3名，開創了蘇中抗日根據地生俘日軍的紀錄，而且全殲僞軍。二團也順利全殲僞軍200餘人。
當我軍軍部在鹽城重建後，日寇就加緊向根據地進行“掃蕩”，妄圖圍殲新四軍軍部及主力，佔領蘇中、蘇北。那一段時間裡，投降危機甚囂塵上，南京羣醜公開宣揚要“完成皖變未竟反共之功”，日寇頭目也毫不隱諱地狂妄誇稱，耍以“閃擊戰打擊陳毅及其重建之軍部”。1941年夏季，對蘇北鹽城、阜寧地區進行了大“掃蕩”。
日軍獨立第十二混成旅團集結於東臺、興化、射陽一帶，由旅團長南浦襄吉出任前敵指揮官，指揮日僞軍1.7萬人，傾巢出犯，兵分四路：東臺一路，興化一路，射陽一路，陳家洋一路。7月20日同時出動，向鹽城合擊。
開始，敵僞軍約有少量增加，由如皋、海安、安豐、富安，李堡等據點出動，“掃蕩”我蘇中二分區。另外，南通、海門、啓東等據點敵僞軍以原有兵力出動，“掃蕩”我蘇中四分區的中心地帶。而敵寇惟獨在我三分區沒有增兵，爲什麼？很使我躊躇。我估計有兩種可能：一是南浦發動對我蘇中的全而“掃蕩”，由於兵力不足而作罷；二是南浦的目標不是蘇中二分區，也不是蘇中四分區，而是向北用兵，攻我軍部，所以不在南部的三分區“掃蕩”。
果然，北犯鹽城的敵僞軍20日當天就佔我鹽城，繼而進犯上崗、伍佑、劉莊、白駒、南洋岸、阜寧、東溝、益林、湖垛等地。當時正是雨季，河水大漲，日寇汽艇在水網區猖狂活動，非常便利。鹽阜地區的我三師部隊跳出外圍。我軍的一些機關，特別是在湖垛周圍的後方機關，情況十分緊急。華中魯藝的一批同志遭受敵寇襲擊，著名作家丘東平、戲劇家許晴等同志英勇犧牲。
正當我軍與日僞軍在阜寧東溝激戰之際，龜縮在曹甸、涇口一隅的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竟然出動部隊猖狂地攻我益林陣地，使我軍陷於腹背受擊的危境。
軍部在鹽阜區有我軍主力笫三師的掩護，本來是可以放心的，但從戰報上看，軍部終究是大機關，不大適應遊擊環境，轉移起來困難較大，我們確實擔心，老軍部給國民黨搞掉了，新軍部再受損失怎麼行！於是，我們研究，支援軍部反“掃蕩”最有效的辦法是根據軍部《粉碎敵人“掃蕩”的指示》，發揮主動性，積極行動，相互配合，攻其所必救，也就是古兵法說的：“圍魏救趙。”我們一致決定，在三分區主動發起進攻，以配合鹽阜區反“掃蕩”，調動敵人。當時，我手上只有一、二兩個團的兵力，便選擇了古溪這個敵僞軍中心據點，作爲第一個攻擊目標。古溪有僞軍1個團兵力，1000餘人。它靠近黃橋，能觸動鬼子，有使它回兵的可能。
我們一面部署戰鬥，準備晚上7時發起攻擊；一面報告軍部、師部。誰知下午5時，師部來了覆電，不同意我旅攻擊古溪的戰鬥行動，主要理由是：攻堅不利，易遭受重大傷亡，且未必能攻下據點。曹甸已有前車之覆，這一下使我很爲難。根據古溪情況和敵我力量對比，反覆權衡，我們是有把握攻取的。
我考慮一下，覺得聽聽下面意見爲好，就召集兩個團的團長、政委來開會。那時的一團團長已是王萱春，政委是曾如清。二團團長是廖政國，政委是李一平（呂平）。他們一看電報也愣了，都看我的態度，問我怎麼辦？我說：“上級主要怕我們攻不下來．傷亡一大堆，偷雞不着蝕把米。”這樣一說，大家便講開了，敘述他們如何派人到據點偵察，如何勘察地形，突擊隊放哪裡，二梯隊在何處，突破口選擇的位置……等等，總之都說：“有把握”，“沒問題”。於是我說：“如果確實有把握，就打；只要打下來，就沒有不執行上級命令這事了。如果打不下來，就有事了……”大家說：“打！”果然我們一舉突破，兩個小時就解決戰鬥，全殲僞軍1個團，僞團長在逃跑時落水斃命，而我軍傷亡不到100人。
打下古溪，我即集中全分區地方武裝四面出擊。我一旅主力乘勝進攻黃橋，黃橋敵人趕緊向泰興城撤，我們佔領黃橋後，一路追擊，並揚言要打泰興城。追擊路上，兩個主力團，加上地方武裝、民兵，浩浩蕩蕩，橫掃三分區內各敵僞據點。敵僞軍聞風喪膽，我軍乘勝收復季家市、加力、孤山、石莊等地。處於長江之濱的敵僞重要據點天生橋，亦被我泰興獨立團奔襲攻克，威逼長江交通線。至此，三分區敵僞據點大部被我佔領。我一旅主力乘勝包圍了泰興城，佔領四關。泰興城敵僞向日軍頭目南浦告急，但南浦旅團繼續“掃蕩”我鹽阜地區，仍不爲我在三分區的進攻所調動。我們即以分區武裝接替繼續圍困泰興城，一旅主力向南浦旅團部所在地泰州城進逼，三面包圍之。南浦吉這纔不得不從鹽阜區南撤，回援泰州。這樣，軍部就解圍了。
陳毅、少奇同志對我一旅指戰員英勇善戰，在敵後積極主動進攻，牽制、調動敵人，配合鹽阜區反“掃蕩”獲得全勝，非常高興。他們直接發來了電報，向一旅全體指戰員祝賀勝利，並予嘉獎。
陳毅、少奇同志同時還指示我們：要當心敵人回頭的進攻。我們也已得知南浦率部南來，等他離泰州城還有半天路程時，就撤了泰州、泰興之圍，使南浦撲了空。我軍主力向根據地腹地古溪、營溪地區隱蔽集結，待機應敵。南浦旅團由泰州出發向東“掃蕩”，企圖尋我主力決戰。我旅就與他進行“蘑菇戰術”，待南浦旅團東進至古溪、營溪附近，於夜間以急行軍向西，轉至敵背後，奔襲泰興、黃橋之間的敵據點姚家岱，並一舉攻克，殲敵1個小隊。南浦旅團聞訊，又從東向西行軍追擊我軍。我軍待敵迫近，又於夜間由姚家岱急行軍向南，經靖江地區，東返我根據地腹地南部集結。南浦旅團由鹽阜區南撤，轉移兵力，對我三分區的“掃蕩”也被粉碎了。
這種“蘑菇戰術”，敵人固然疲於奔命，我們也是很疲勞的，部隊疲勞的一路行軍，一路睡覺，連牲口也磕磕撞撞的。走到靖江地區一座橋上，“撲通”一聲，我和騎的馬一起掉到河裡了，實在太疲勞了，哪怕睡十幾分鍾都是好的。
此次敵人對鹽阜的大“打蕩”自7月18日開始，至8月20日結束，歷時一月零兩天。
日寇夏季大“掃蕩”失敗之後，經過精心籌劃，於1941年11月上旬對我三分區發動了報復性“掃蕩”。很可能南浦認爲：不征服三分區，他就不可能在蘇北逞威。
這時，我旅二、三團正由張藩副旅長率領去江都、高郵、寶應地區開闢“同情區”。掌握在我手裡的只一個團和一些地方部隊。
敵僞乘我主力較少的機會，兵分三路而來。着重“掃蕩”如西縣，合圍點爲盧港、高明莊一帶，企圖聚殲我旅部機關和主力部隊。我弄清敵人這一意圖後，先避開敵軍“掃蕩”之鋒芒，顯示了一下目標，然後急速轉移到如皋以南隱蔽，以地方武裝同敵僞軍周旋，疲勞敵人，並假設目標吸引敵人合圍，使敵僞軍連連撲空，疲憊不堪。我判斷敵僞軍的“掃蕩”已趨尾聲，待其各自返回據點時，便率一團悄悄運動到靠近高明莊東北的白家灣附近隱蔽集結待機，密切注視各路敵僞軍的轉移方向，尋找弱點。終於找到了撤向黃橋的那一路。這一路有鬼子100餘人，僞軍500餘人，由日軍加藤大隊長率領，由於疲勞，也由於輕敵，行動比較拖沓。我一看另兩路日軍已過去，正好抓住這一路，決心殲擊它！
11月14日下午，我在一團指揮所，直接命令該團三營出擊。日軍見我來勢兇猛，且戰且退，企圖佔領高明莊裡一批比較堅固的磚房固守待援。我一團一營一個連和特務連佔據高明莊西、北野外，然後派一營和二營分別從南和北兩面迂迴上去，留出西口子不包圍。僞軍一看不妙，搶先奪路逃跑，被我軍殲滅300餘名於西北口子上。戰至15日凌晨，擊斃日寇80、90人。加藤被擊傷，帶着殘兵狼狽潰逃了。
蘇中三分區的反“掃蕩”鬥爭是很頻繁的，一般1000、2000兵力的區域性“掃蕩”，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全區性“掃蕩”一兩個月一次。蘇中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的，也是對這一民族戰爭勝利做了很大貢獻的。
節選自《葉飛將軍自述》
張震：新四軍遊擊支隊東進抗戰第一戰
張震，時任新四軍第四師參謀長、十一旅旅長兼淮北路西軍分區司令員。
新中國成立後，張震先後出任總後勤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校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要職。
1955年，張震被授予中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1938年9月，根據毛澤東主席電令和周恩來、葉劍英的指示精神，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溝組建了370多人的新四軍遊擊支隊，9月30日從竹溝出發挺進豫東。10月11日在西
華縣杜崗與豫東抗日遊擊第三支隊先遣大隊會師，整編爲新四軍遊擊支隊，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委，吳芝甫任副司令員，張震任參謀長，肖望東任政治部主任，24日東渡新黃河，跨越淮太路，26日行至距淮陽城東北約20公里的竇樓村附近宿營。次日晨，部隊突然遭到日軍偷襲，司令員彭雪楓當機立斷，迎戰敵人。戰鬥中，參謀長張震手持機槍率部隊正面反擊，彭司令隨三大隊七中隊由馬菜園東南向敵左側突擊，經兩小時激戰，擊斃日軍林津少尉以下10餘人。此戰，參謀長張震、參謀程朝先、排長姚克等5人光榮負傷，排長嚴立泰爲國捐軀。
新四軍遊擊支隊首戰告捷，打擊了日僞囂張氣焰，提高了部隊的士氣，揭開了豫東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序幕，在新四軍戰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張震將軍回憶起這次戰鬥的經過，仍然激情滿懷。他回憶說：
回想起8年抗戰的艱苦歷程，往事歷歷在目，尤其令人難忘的是1938年的竇樓之戰。竇樓村是河南東部淮陽縣的一個小村莊。1938年10月，我們在這裡打響了新四軍遊擊支隊東進抗日的第一槍。
當時豫皖蘇邊區的抗戰形勢十分嚴峻。是東進抗日還是西撤潰逃？兩條道路尖銳地擺在國共兩黨面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臺兒莊戰役後，國民黨內的一些人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大肆宣揚“速勝論”，調集大軍組織徐州會戰，並認爲幾個戰役就可以把日軍打垮，但沒過多久，徐州失落敵手，河南省會開封和豫東、皖北、蘇北10餘縣也相繼被日軍佔領。一時間“亡國論”又佔了上風，中國“再戰必亡”的論調甚囂塵上。蔣介石對其部隊阻止日軍西犯已無信心，遂於1938年6月9日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企圖以此阻止日軍西進，但實際上卻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人民羣衆對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敵後抗戰抱有殷切的期望。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命令在豫南確山縣竹溝地區剛剛組建的新四軍遊擊支隊揮師東進，到豫東、皖北地區開展敵後游擊戰爭。
部隊是9月30日出發的，人員不足400人，開進途中在西華縣杜崗與先期到達的第一大隊以及我黨在豫東剛剛組建的抗日武裝會師並進行了整編，整編後新四軍遊擊支隊下轄3個大隊，共1000餘人，彭雪楓同志任司令員兼政委。遊擊支隊的人員構成有延安派來的一些紅軍幹部，有我豫東各級黨組織的成員，有剛受抗日教育的青年學生，也有一些臨時動員參軍的農民。當時支隊只有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發給的少量蘇聯造的轉盤機槍，就一支捷克式步槍還是用20元錢從國民黨逃兵那裡買來的。其餘全部是土槍，打一發子彈，槍栓就拉不動，有時還要用腳蹬，戰士們風趣地稱之“腳蹬式步槍”。就是這樣一支武器很差，缺乏訓練、缺少平原作戰經驗的新部隊，擔負起了東進抗日的任務。
竇樓村戰鬥是一個遭遇戰，當時並沒有準備打這一仗。我們遊擊支隊於10月24日渡過新黃河進入敵後，26日到達竇樓村及其附近地域宿營，準備次日上午出發，繼續向鹿邑方向挺進，27日清晨，部隊剛剛吃過早飯，正準備集合出發，忽然聽到哨兵警戒的槍聲。我趕忙登高一望，只見公路上塵土飛揚。日軍有騎兵、有汽車、還有一些僞軍正向竇樓村撲來。彭雪楓同志到寨牆上進行觀察後，即令直屬隊在寨內集合待命，各大隊按宿營地部署展開。彭雪楓同志自己帶領警衛連出寨偵查。我隨他一起帶着部隊來到竇樓村西南的一片墳地，依託有利地形，散開正面打擊敵人，支隊東進抗日的第一仗就在這裡打響了。在這之前，日僞軍經常出來**搶掠，從未遇到過抵抗，這次槍聲一響就把他們打得暈頭轉向，紛紛就地臥倒對我射擊，雙方形成對峙。
當時遊擊支隊有不少新戰士，殺敵報國的士氣雖高但畢竟是第一次參加戰鬥，心情有些緊張，在敵人還沒有靠近時，就急於開槍，土槍的槍栓又拉不動，個別人就開始驚慌。我趕忙命令部隊就地臥倒，敵人不到跟前不要開槍。我還看到有個新戰士在慌亂中連機槍也不會打了，我就接過他的輕機槍向敵人掃射起來。蘇聯造的機槍非常好用，精度高，一下子就打亂了敵人的隊形，同時也吸引了敵人的火力，他們集中火力向我射擊。因爲當時部隊隊形密集，又要離彭雪楓同志遠一點，不能把火力引向他，所以我打完第一盤子彈後沒有轉移陣地，換上第二盤彈夾開始射擊時，我感覺右腿突然一麻，一股熱血往下流淌。我知道是負傷了，但沒有做聲仍然繼續射擊，繼續指揮戰鬥。這時彭雪楓同志命令第三大隊從東南向西北敵後攻擊，包圍敵人。
三大隊副大隊長吳守訓同志是有名的神射手，他原在睢縣地方團隊帶過兵，練就了百發百中的本領。他帶着部隊衝上去，一槍就撂倒一個敵人。日軍正面攻擊受挫，側後又受到夾擊，陣腳就亂了，馬上拖着屍體載着傷兵逃跑了。這次戰鬥歷時約兩小時，擊斃擊傷日軍10餘人。打掃戰場時，我們找到了敵人遺棄的軍帽和指揮刀，才知道擊斃了日軍一名少尉，名字叫林津。敵人逃回淮陽，因爲我們對淮陽的情況不明，也未作追擊。部隊稍事休息後，繼續向鹿邑前進。
竇樓村戰鬥，遊擊支隊擊斃日軍10多人，繳獲子彈百餘發，以及大衣、鋼盔、帽子多件，還有林津少尉的指揮刀一把。在戰鬥總結時，雪楓高興地說：吳守訓一槍一個，真稱得上神槍手。他指示《拂曉報》記者進行採訪，並在報上刊登了吳守訓的事蹟。從此，神槍手吳守訓的名字，便在遊擊支隊傳開了。
此仗雖然不大，但畢竟是我們東進敵後的第一戰。在這之前，豫東日軍在佔領區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還從未遇到過堅強的抵抗。竇樓村一戰，打擊了敵人的兇焰，粉碎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勝利的消息很快傳遍了豫東大地。
這次勝利在當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當時老百姓飽受日寇的蹂躪，盼着我軍爲他們報仇，看到我們打了勝仗，十分高興，爭着爲我軍擡傷員，不停地往戰士口袋裡塞雞蛋，深刻地表現了軍民的魚水情誼。
竇樓村戰鬥是新四軍遊擊支隊東征後的第一仗，也是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豫皖蘇邊區同日軍打的第一仗。初戰的勝利，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擴大了我黨我軍的政治影響，鼓舞了當地羣衆的抗日熱情，許多年輕人紛紛要求參軍，一些地方武裝也積極向我軍靠攏，從而爲更加廣泛地發動和組織人民羣衆，爲後來建立的東起運河、西臨平漢、北自隴海路、南到淮河的兩萬多平方公里土地，600萬人口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初戰的勝利，還鍛鍊了隊伍，提高了戰術水平和幹部的作戰指揮能力，增強了對日軍作戰的信心。依託抗日溝（平原抗日溝交通溝）、青紗帳，爲開展平原抗日遊擊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竇樓村戰鬥之後，新四軍遊擊支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羣衆的大力支持下，通過開展敵後游擊戰爭，不斷髮展壯大。後來中央軍委任命我部爲新四軍第四師。在整個抗日期間，這支部隊經過大小戰鬥3000多次，殲敵6萬餘人，成爲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進行人民戰爭的骨幹力量。
節選自《張震回憶錄》
季音：新四軍將士在上饒集中營的鬥爭
季音，時任國際新聞社金華記者站幹事。1941年，季音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囚入上饒集中營。1942年越獄之後，季音回到新四軍軍部，後參與新華日報的籌備工作。
建國後，季音曾先後擔任南京《新華日報》副總編輯、《人民日報》工業組編輯、《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等職務。
在上饒集中營中，季音與新四軍戰士、我國著名的美術家與書法家賴少其是獄友。這段文字記錄就是季音對賴少其在獄中抗爭的回憶。
賴少其是1939年參加新四軍，曾被魯迅譽爲“最有戰鬥力的青年木刻家”。我與他相識，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我們一同在“皖南事變”之後，被囚於上饒集中營。集中營裡共設立了6個隊，全是被俘新四軍幹部。另外還設立了一個“特別訓練班”，由部分新四軍幹部和從地方上抓捕來的人混合組成。我和賴少其就編在特訓班裡。在鐵絲網密佈、特務憲兵嚴密監視的這座大牢獄裡，我們整天從事沉重的苦役，受盡折磨。
特訓班的特務隊長王壽山，是個既無文化又陰險狡詐的傢伙，他爲討好上級，顯示他“管教有方”，出了個主意，在被囚者中挑選了幾個文化程度比較高的人，要他們辦一張牆報，刊登難友們的文章。特訓班裡幾個老同志經過研究，認爲辦牆報的事可以做，當然反共的文章絕對不能刊登，而是要利用它成爲鼓勵同志們進行戰鬥的一個思想陣地。於是，牆報出版了，上面既有文章，又有詩，刊頭上是一幅畫，畫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鐵絲網上，半空裡有一隻矯健的雄鷹在展翅飛翔，飛向遠方，畫的題目是兩個字：“高飛”，作者正是賴少其。
愚昧無知的特務隊長王壽山看牆報果然出來了，花花綠綠一大片，十分得意，他特意邀請集中營頭目之一、總幹事杜筱亭前來參觀。詭計多端的總幹事杜筱亭畢竟比愚蠢的王壽山高明，當他看到牆報上的這幅畫，頓時發起火來，指責王壽山：“你上當啦，這畫明明是在煽動越獄逃跑。”
王壽山一聽頓時傻了眼，查明此畫作者是賴少其後，就把他叫來訓斥。總幹事杜筱亭立功心切，立即把此事報告集中營總頭目張超。張超聽了勃然大怒，把賴少其叫到集中營總部，由他親自審問。
“你爲何要畫這幅畫？這不是煽動又是什麼？”
“我畫的只是張普通風景畫，沒有別的意思。”賴少其平靜地回答。
“你還要狡辯！”張超氣得臉色鐵青，又接連提了幾個“新四軍不抗日”一類的反共老調，賴少其一一加以駁斥，寸步不讓。
“把他押到茅家嶺禁閉室！”張超最後下了命令。
茅家嶺禁閉室原來是國民黨第三戰區囚禁政治犯的一所秘密監獄，集中營成立後作爲“禁閉室”，專門囚禁一些所謂“不服管教”的人。我曾在這裡被關過兩個月。這是一座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什麼“老虎凳”之類的刑具樣樣俱全。這裡還有個特別的刑具，叫做鐵刺囚籠，它由幾根木柱組成，周圍繞滿帶刺的鐵絲，囚籠的高度與人體相似，人關在裡面絲毫不能動彈，否則就會把你刺得渾身是血，站在籠子裡，時間長了，人就會暈倒。我原以爲這囚籠是國民黨特務的“獨創”，後來，我在翻閱古籍中偶然發現，原來這木製囚籠古已有之。早在清朝時，許多監獄裡都有這種木囚籠刑具，有的囚籠還有上下數層，“囚犯納其中，不能屈伸”，許多囚犯慘死在籠裡。清康熙三年，有一個御史姚延啓，在調查了一些監獄情況以後，曾向朝廷上奏說：“江南浙江等省有獄卒苛索不遂，創爲木籠，犯人囚於其中，天時炎熱，穢氣燻蒸……多至監斃。”因此，清王朝曾經多次下令，“禁止木籠之制。”想不到茅家嶺監獄不但繼承了這個苛刑，而且還在木籠之外圍以鐵蒺藜，使刑具更爲殘忍。
賴少其被押到茅家嶺禁閉室以後，按照監獄的規矩，新來的“犯人”都得站一兩個小時木囚籠。賴少其在木籠裡站了不到一小時，就感到支持不住了。這時有個年輕女難友不知從哪裡弄來一塊木板，她趁衛兵不注意，偷偷地塞進木籠子，讓賴少其可以在木板上坐一會兒。另一個女難友，偷偷地塞進去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同志，一定要堅持！要堅持鬥爭到底！”這時囚室裡的男難友，紛紛發出抗議聲：“把籠子裡的人放出來！”“快把人放出來！”……
男囚室裡，又齊聲唱起了根據抗日戰爭時期著名的《八百壯士歌》改編的歌：
“中國不得了，
中國不得了，
你看那抗日英雄坐監牢……”
抗議聲、歌聲此起彼伏，女牢房裡的女難友也走出來大聲抗議，監獄裡頓時亂成一團。那監獄管理員氣急敗壞地連聲大喊：“不許唱！不許唱！”他怕事情鬧大，還是把賴少其從籠子裡放了出來。
賴少其在茅家嶺禁閉室關了一個多月，又回到集中營。不久，他在馮雪峰（獄中名馮福春）等老同志的幫助下，逃出了集中營，歷經種種艱難險阻，終於回到蘇北敵後的新四軍。解放後，他轉業到地方上工作，在領導崗位上雖然多次調動，但始終沒有放下那支生花的筆，在書法、繪畫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由於集中營的法西斯暴行，使得許多被俘的新四軍將士、共產黨員、抗日愛國民主人士死於非命，整個上饒集中營就是一座慘絕人寰的人間地獄。1945年10月中旬，“雙十協定”簽訂後“東南分團”解散，這個歷時近5年、惡貫滿盈的人間地獄才最終徹底垮臺。其間，有多名革命志士（大部分是中共黨員）遭到集體屠殺，秘密槍斃、活埋、投毒、繩絞和疾病折磨而壯烈犧牲；最後，只有200餘人獲釋；仍有40名被認爲是“冥頑分子”、“中毒甚深”而藉口“以防意外”被繼續拘押。
上饒集中營被囚禁的新四軍將士在沒有正義、公理和法律，只有邪惡和強權的鐵窗烈火之中，英勇抗爭，展現了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偉大的“鐵軍”精神。歲月流逝，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一直懷念在上饒集中營裡共過患難、如今已作古的老同志。
節選自《大江的浪花》
老兵回憶：蘇北最慘烈之戰——劉老莊戰鬥
1942年冬至1943年春是蘇北根據地最艱苦的時期。1942年11月，日本華北派遣軍調動第十七師團一個旅團和僞軍第三十六師對蘇北淮海區進行分進合擊式大掃蕩。1943年2月，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調集日軍第十七師團、三十五師團、十五師團之獨立十二混成旅團萬餘人及僞軍八九千人，以海、空軍配合，對蘇北鹽阜區分進合擊，自北至南構成弧形大包圍圈，以艦艇封鎖沿海港口，在飛機掩護下，實行“梳篦式”反覆搜索。
面對日軍掃蕩，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新四軍三師決定進行戰略轉移。在轉移過程中，部隊曾與日軍發生過幾次遭遇戰，其間的慘烈以3月18日的劉老莊戰鬥爲最。
儘管已經過去了60多年，新四軍老兵賀繼光依然對那一天的細節印象深刻。他當時是新四軍第三師七旅十九團三營三連連長，劉老莊是他們的駐地。
每次談到劉老莊戰鬥，賀繼光總是激動不已：“那是我們在蘇北拼得最慘烈的一次，四連82個人全部戰死了。他們雖然犧牲了，但是意義很大，成功地拖住了1000多敵人，淮海軍分區、地委行署機關都轉移了，部隊沒有受大的損失。”
爲了收斂埋葬戰士遺體，在戰鬥結束後，賀繼光的連隊又回到劉老莊。“看到戰場上戰士們因爲肉搏戰已經模糊的遺體，我流淚了。”賀繼光說，“以後我回想起來的時候還是會落淚，連長白思纔是我的老排長，指導員李雲鵬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很懷念他們。”
據賀繼光回顧，戰場上四處散着被砸壞的槍，“四連的武器還不錯，輕重機槍都有，戰鬥進行到最後，戰士們砸了槍，拿起刺刀和敵人拼命的，所以很多戰士是跟日本人抱在一起死的，最後我們收葬的有84個屍體，有兩個實在和日本人分不開了，就一起下葬了”。
昨天還在並肩作戰的老領導、老朋友，今天就躺在面前，躺在血肉模糊的人羣中。陣地上，硝煙還沒散盡，夜幕早已降臨，藉着星光，賀繼光想盡辦法把他們找出來，最後再看他們一眼，“其他戰士我就不清楚了，很多是‘周家三虎’帶人收葬的，他們是當地人，三兄弟都加入地方武裝，配合新四軍的戰鬥，其中周文科是淮陰縣張集區區長，周文忠是聯防大隊長”。
這時，賀繼光不禁想起來，白天轉移過程中，一顆炮彈從頭上飛過，在附近爆炸。“我拾起彈片，還很燙手，很鋒利，被擊中的話一定完了。由此也可以想見四連戰鬥場面的激烈”，賀繼光說。
在賀繼光的記憶裡，他聽到第一聲槍響的時候，整個部隊都在吃早飯，“我們在樹上放了一個哨兵，觀察敵人的情況，只聽見‘唧’一聲響，哨兵被敵人打下來了”。
“我們營長看形勢不對，就對我說‘我們不要叫日本鬼子都吃掉了，你看從哪裡突圍便利就往哪裡走，能走一個是一個’，戰士們盛起飯，邊走邊吃邊戰鬥，四連留下掩護。”
之後的戰鬥細節賀繼光就說不上來了，沒有人能夠說上來，因爲在場的人都犧牲了，除了一位身負重傷的戰士。苦熬了兩天後，他也隨着戰友們而去了。
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情況，都來自於一篇《劉老莊八十二烈士》的文章。該文章是由十九團團長鬍炳雲寫就的，他的根據是那位戰士兩天裡斷斷續續的口述和四連指導員李雲鵬戰鬥中所寫的報告。
根據胡的文章，上午9時左右，日軍發起第一次衝鋒，前進30米便被四連擊退。隨後，日軍投入10多挺機槍，集中大炮小炮，猛烈的火力向四連陣地鋪射，在火力掩護下，日本士兵向四連陣地爬來，距離陣地百米左右時，四連槍榴彈集中打向日軍火力點，同時輕重機槍一齊開火，進攻的日軍大亂，並在四連戰壕前有一場肉搏戰。日軍第二次衝鋒失敗，但四連的彈藥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此時，李雲鵬看到陣地前沿幾十米內有很多日軍屍體，都帶有槍和子彈，如果能弄到手，就不必爲彈藥發愁了。他和連長白思才商量後，召集突擊小組去取彈藥。一排排長尉慶忠任小組長，他幽默地說，“我在團部當過軍需幹事，驗收彈藥是我的老本行！”在日軍的槍林彈雨下，突擊小組取回了陣地前沿日軍屍體上的彈藥，可是尉慶忠陣亡了。
此後日軍又有多次進攻，都被打退了，日軍改變戰術，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擊炮、擲彈筒，向四連陣地轟擊。一時彈如雨下，煙塵滾滾。
炮擊中，白思才被彈片炸傷，左手失去活動能力，並立即昏迷。甦醒後掙扎着爬起來，來往於壕溝內，鼓舞士氣、安慰傷員、指揮戰鬥，一位戰士被炮彈炸斷了一條腿，白用僅剩的右手扯開被單，將傷員的腿裹上。
李雲鵬也已負傷，他找到白思才，把自己在炮火中寫的報告給白看，白在上面簽了字。報告中敘述了戰鬥情況，並要求批准他們在火線上接納的新黨員。連部通信員在火線入黨申請書中寫道：“在黨最需要的時候，我將把自己的生命獻給黨和人民，決不給我們黨丟臉，決不給中華民族丟臉！”
天空中已經有了晚霞，白、李清點部隊，四連的戰士剩下不到一半了，沒有負傷的，眼睛也都被炮火的硝煙薰得紅腫，有的人鼻子也被嗆得流血，一天沒有吃飯，沒有喝水，喉嚨幹得冒火，說話聲都微弱得難以聽清，只能依靠打手勢助聽。而搶回的彈藥，也快用光了。白思才下命令，把餘下的子彈，集中給輕重機槍使用，步槍全部拆散，拆下的完整零件埋入地下，機密文件和報刊全部銷燬，裝上刺刀，嚴陣以待，準備肉搏戰。
日軍圍上來了，一點一點接近四連陣地。機槍一陣掃射，日軍倒下一部分。不久，四連子彈用光了，日軍像潮水一般涌了上來，四連戰士全部壯烈殉國。
劉老莊戰鬥影響很大，第三師師長黃克誠在寫回憶錄的時候，特意提到這場戰鬥，“第七旅十九團四連82名指戰員激戰竟日，反覆肉搏，斃敵170多人後，全部壯烈犧牲。他們用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人民軍隊氣壯山河的英雄篇章”，“他們殺身報國的悲壯事蹟，被朱德總司令贊爲‘我軍英雄主義的最高表現’”。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撰文表彰：“烈士們殉國犧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範而勵來茲。”
反“掃蕩”結束後，第七旅重新組建四連，並命名該連爲“劉老莊連”。當地人民羣衆爲該連82位烈士舉行公葬，修建了“新四軍抗戰八十二烈士之墓”的墓碑，並選送82名優秀子弟補入該連。
摘自《南方都市報》
外國友人眼中的新四軍
愛潑斯坦，時任美國聯合社、《聯合勞動新聞》、《紐約時報》、《時代》記者，保衛中國同盟重要成員。抗戰期間，愛潑斯坦曾克服艱難險阻，不斷向世界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真實情況。
1951年，愛潑斯坦攜家人回到中國，參與創辦《中國建設》，於1957年加入中國籍，曾先後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今日中國》雜誌名譽總編輯等職務。
愛潑斯坦晚年在自己的著作中，回顧了其年輕時代在採訪新四軍過程中的見聞感受，字裡行間都表達着他對新四軍紀律嚴明、堅持抗戰的欽佩和感嘆。
當中國紅軍從中國南方向遙遠的西北進行萬里“長征”時，它在福建、江西和安徽留下了一些部隊。這些部隊人數太少，不足以繼續控制以前蘇區任何重要的地盤。它們的任務是建立新的運動中心，並保持人民的革命傳統。這些堅強的戰士分成許多小股游擊隊，以幾省邊界一帶人跡罕到的山區爲根據地，使中華蘇維埃的旗幟繼續飄揚在中國東南和中部各省許多分散的據點上。
盧溝橋事變使中日兩國公開宣戰。在反對入侵敵人的鬥爭中，共產黨被正式承認爲國民黨的盟友。一向主張聯合一切武裝力量共同抗日的中國紅軍置身於全國軍事力量總司令的指揮之下，改編爲中央政府第八路國民革命軍。在中國東南部和湖北北部的紅色游擊隊得到命令，他們也要編入統一的中國軍事系統中。於是，他們從各自的據點下來，集結在各處進行改編和訓練。
把分成小組，戰鬥在長江兩岸山區的15000名游擊隊集中起來，是很困難的。許多地方，人跡罕至。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消息和政府的命令傳到那裡，是需要時日的。在某些情況下，當他們下山接受改編時，反而遭到省軍事當局的襲擊並收繳了他們的武器，因爲他們不相信內戰已經結束了。有些游擊隊長期同外界隔絕，不理解黨的新路線。一直到了1月份（1938年），這些游擊隊才最後完全集中起來。根據中華民國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他們改編爲新四軍。
葉挺將軍被任命爲新四軍軍長，他是1925~1927年國民革命中著名的“鐵軍”的卓越將領之一。雖然他參加的起義最後導致紅軍的建立，但他並不是共產黨員。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前的10年中，他過着隱居生活。而擔任副軍長的項英，工人出身，早在1923年平漢鐵路大罷工時就參加了黨的活動。他曾當過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當紅軍開始向西北長征時，他是留在華南的最重要的共產黨領導人。
1938年1月，我在漢口採訪了葉挺將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司令部設在以前日本人的住所裡，地上鋪着日本式稻草墊，炭火盆抵擋不了長江冬季寒氣的侵襲。這位身材魁梧的廣東人，臉龐豐潤，生氣勃勃，以勇敢過人而聞名。他在房間踱來踱去，講述了這支新的軍事力量的性質及其重要性。
“我們的人都是老戰士，過慣了艱苦的生活。面對武器裝備處於優勢的敵人，已經習以爲常了。過去這些年，他們常常捱餓，有時不得不吃草充飢。但是，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都同人民羣衆保持密切聯繫。這就是他們能夠生存下來的秘密。”
“新四軍的建立是作爲一支在長江兩岸進行遊擊戰的流動部隊。戰士們正集中在這裡進行訓練和調整，然後開赴前線。作爲一支軍事力量，新四軍同八路軍沒有任何聯繫。這兩支軍隊都接受全國軍事委員會的直接領導。當然，我們的許多指揮員和戰士由於是共產黨員而同八路軍有聯繫。”
早春季節，偶爾可以看到這支新軍的小股部隊行進在漢口街頭。這些戰士久經風吹雨打，赤腳露膝。他們行動敏捷，像全世界的山林英雄一樣邁着大步。他們穿着灰色土布軍服，沒帶任何符號。他們邊走，邊喊口號或唱歌。
5月初，當日軍圍攻亳州的時候，新四軍奉命在皖東的長江兩岸作戰。它被限制在這個地區。這是顧祝同將軍管轄的第三戰區，即皖東南的一小部分。長江以北的地區多山，適宜於進行遊擊戰，而長江以南的皖南是一個大平原，水道縱橫，湖泊雜陳，實在不是游擊戰士的用武之地。這裡沒有天然屏障可以隱身。平坦的地形使日軍的汽艇和機械化陸上運輸工具實際上可以到處暢行無阻。日軍的飛機可以發現並摧毀游擊隊任何明顯的集結，可以偵察到他們的根據地，進行不停的騷擾。新四軍70%的兵力就是集中在這樣一個危險的地區。它的主要基地、訓練學校和醫院全都建立在這裡。過去一年間，它在這裡每天至少同敵人交戰一次。這種經常不斷的戰鬥往往使它打到距上海、南京這些大城市不遠的地方。
八路軍擁有數十萬兵力，主要是在它從日軍手中收復的地盤活動。新四軍則不同，它的活動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盤內，要受在它來之前早已建立的軍政當局的管轄。在華北的許多地區，八路軍和自己組織起來的游擊隊是單獨作戰的。新四軍則是東戰區諸種軍事力量中的一種。它必須接受戰區司令部的命令，仰賴它的財政和給養。在兵源的補充方面，它沒有華北游擊隊那種自由。在爭取羣衆支持方面，它不能像邊區政府那樣，實行民主政治改革，或下命令減租減息，減輕人民負擔。新四軍只能通過自己的言教和身教，向人民表明日軍是可以打敗的，它教給人民提高生產和增加收成，併爲他們免費醫療。當租金和利息過分高，而地主和高利貸者又拒絕減少時，新四軍鼓勵農民救國會進行抗租抗稅鬥爭，理由是，戰爭的負擔本應由各個階層平均承擔，但富人並沒有承擔自己應有的份額。
訪問過新四軍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說，新四軍通過這些活動，贏得了人民羣衆全心全意的支持。但這裡的民主改革、羣衆組織、戰時教育和羣衆參加抗日等工作，都處於較低的水平，趕不上晉察冀邊區，後者在真正貫徹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口號方面堪稱模範。
在新四軍內部，也碰到了許多困難。“我們最大的成功之處，”我首次採訪葉將軍一年後又見到他時，他對我說，“是我們把許多小股游擊隊融合成一支統一的軍隊。我們的戰士多年來小股活動，分散作戰，什麼事都是大家說了算。人人都互相熟悉，計劃是一塊兒討論的，實際上沒有什麼正式的紀律。改編爲新四軍後，游擊隊員們必須識別不同的軍銜，服從他們不認得的人的命令。他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格的軍事紀律的約束，這是他們以前不習慣的。大部分戰士是農民，大規模組織的概念對他們是陌生的。在老戰士中，有許多人反對這種‘侵犯民主’的現象。”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全軍從上到下開展了一場政治宣傳和教育運動。政工人員向每個戰士解釋，從內戰時期那種小規模游擊戰術過渡到組成大規模抗日流動部隊，在我國革命中是一個進步。每個戰士的革命職責是使自己適應這種新的組織形式。這種方法是非常成功的。我們的紀律不是機械式的，不是獨斷專行的，而是建立在我們戰士的民族覺悟和階級覺悟之上的、自覺自願遵守的。”
“不過，”他說，“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完全克服了過去打游擊時的那種習氣。我們仍然存在問題。”
當我要求他更詳細地談談這些問題以及準備如何解決時，葉挺望着我笑了。
“你看過《夏伯陽》這部影片嗎？”他說。“我們就是那麼做的。”
新四軍連以上的所有單位都設有政委或政治部。他們的這個制度同北方八路軍和游擊隊是一樣的。政委是他所在部隊的組織者和教育者。他的責任是，保證這個部隊成爲有覺悟的、戰鬥的機體。他不僅有權監督戰士，也有權監督司令員。作戰方案都是在他參加之下作出的。他既有很大的權力，也有重大的責任。一旦定出作戰方案，軍事指揮員就下命令。
政委對它的執行負有責任，必須帶頭貫徹。
著名的美國戰地記者傑克·貝登對新四軍一次典型的進攻作了這樣的描寫：“連長大聲發出命令。政治指導員拔出毛瑟槍喊道：‘跟我來。’於是他全速衝在前頭，戰士們緊隨其後……”政委爲什麼要參加軍事決策？項英本人不是軍人，而是一個工人和工會組織者。他對貝登作了解釋：“革命者在其工作中學習的策略戰略類似於軍事行動中採用的戰術戰略。因此，一個出色的政治戰略家也可以成爲一個出色的軍事戰略家。而技術專家只是在一定的範圍內工作，不可能成爲一個真正的戰略家。而搞政治的人可以很快地學會軍事戰略，不過，他必須向專家請教如何使用步兵和炮兵。”
“我們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領導人感到責任重大，急切地想盡到自己的責任，因此，他們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務。這就是爲什麼軍事學校的畢業生不如我們能幹。他們是按照作戰方案行事的，成敗關鍵在於作戰方案，而不在於他們自己。”
據葉挺說，政府其他軍隊的軍官90%出身於富裕的、有知識的家庭，而新四軍的軍官和政委70%是工農出身。這就是爲什麼新四軍的官兵可以毫無困難地過同樣生活的主要原因。新四軍的軍餉每月爲1.50元至5.00元。官兵每日的伙食標準都是0.50元。每月可領5元軍餉的，除最高級別的幹部外，還有一部分在新四軍宣傳部門工作的日軍戰俘。
新四軍從政府得到的財政補貼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們得到同別的軍隊同等的待遇，”葉挺說，“我們就會獲得兩倍於或三倍於目前的津貼。只是由於我們的軍隊來自勞動人民，我們才能勉強過日。政府的撥款僅夠伙食費和部分裝備費。政治工作、戰地醫院和後方醫院、教育等方面的預算由我們自籌。新四軍同當地行政當局沒有直接聯繫，所以不能從其稅收中得到一分錢。它的一些特殊用款必須依靠本軍士兵和中外同情者的自願捐獻。這方面的捐款數目是有限的。”
新四軍不徵兵，來這裡的都是志願兵。有些申請者被拒絕了，其原因有三：他們來自別的軍隊；他們來自中央政府未授權新四軍接受兵源的地區；新四軍認爲他們當兵不是出自抗日的真誠願望，而是別有圖謀。新兵進行徹底的身體檢查後，才能入伍。如果有人被發現身體不合格，則根據他們的健康情況另行分配適當工作。
新四軍教育每個戰士瞭解抗日的目的，決不可忘記爲人民而戰的宗旨。
所有戰士都學會幾句日語口號，以便向敵人喊話，要他們投降。這些口號的內容是：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兄弟；日本軍國主義者是我們的共同敵人；不傷害俘虜。新四軍有許多日軍俘虜。他們受到良好的待遇；他們的月薪和福利比許多中國軍人還要多。其中一些人用日文寫宣傳品和信件，勸說他們的同胞不要打中國人。
新四軍完成訓練後，分成4個師，分別命名爲：團結師、前進師、勇敢師和抵抗師，於1938年4月27日離開皖西潁水根據地，開赴前線。5月10日，他們抵達南陵。5月16日，他們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蕪湖鐵路潛越敵人防線，首次同日軍交戰。這一仗打得很順利。長江一帶的日本駐軍已經減少，調了許多兵力去增援徐州周圍進行的大戰役。日軍只佔領了較大的城鎮，讓騎兵和摩托化部隊巡邏其間的公路和鐵路線。當新四軍滲入南京附近時，日軍毫無覺察。只是當新四軍的便衣人員潛入這個淪陷的首都，往牆上貼標語口號時，他們才意識到，他們對這個地區的佔領受到新的嚴重的威脅。
從5月16日起，新四軍活動頻繁，同敵人天天發生小規模戰鬥，不斷向羣衆進行政治工作。南京和蕪湖一帶遭到了難以描述的破壞，日軍無惡不作，生靈塗炭；土匪橫行鄉里，像惡狼一般，搶劫百姓。老鄉們只求安穩過日子。一見穿軍服的人，不管來自何方，只會使他們遭殃。新四軍花了很多時日，才使老百姓相信，它的確與衆不同，它真的是來爲他們而戰，並教會他們起來自衛。它不是用美麗的空話，而是用實際的行動使他們信服的。當它的部隊到村裡時，它不是吵吵嚷嚷，揮舞着武器，要食品，要住房，要勞役。它避免了軍民之間經常發生的摩擦：中國士兵打仗打得筋疲力盡，進村時飢腸轆轆，而老百姓則對他們關上大門，因爲羣衆的糧食也沒多少了，不是士兵捱餓，就是他們自己餓死。新四軍進村，卻不一樣。它先派一個不帶武器的代表去同羣衆代表商談，說明它要的東西是會付錢的，而且果然言而有信。當羣衆給指揮官送來豬、雞等慰勞品時，竟被謝絕，這是他們料想不到的。軍隊吃的東西，是出錢買的。而且部隊首長還請農民吃飯，請他們給隊部的行爲提提意見。現在，老百姓是主人，新四軍是對他們負責的，而且要盡到自己的責任。
新四軍後勤部門的一位高級軍官最近訪問香港時，對新四軍在長江下游一帶9個月的活動作了這樣的總結：“首先，有了一支強大的、組織嚴密的軍隊，隨時準備打擊日軍防務薄弱的環節，從而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在交通沿線和戰略要地部署大量兵力，否則，這些兵力本來會沿浙贛鐵路西進的。其次，隨着我軍活動的擴大，當地村鎮居民被加以訓練，組成自衛隊，採取調查戶口等措施，使敵特漢奸無法來這些地區進行偵察。此外，由於當地人民全力支持抗日鬥爭，日軍儘管佔領了一些地方，卻越來越難以在那裡組織僞政權，理由很簡單：如果鄉紳和財主上敵人的圈套，他們就會失去對當地的領導權。由此可見，雖然這個地區被日軍佔領，但在政治上，它並不鞏固。第三，新四軍還擔負起領導羣衆發展文教衛生事業的任務。各師的政治部保證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建立學校、掃除文盲的工作蓬勃開展起來，大大超過往年。新四軍醫療系統不僅爲傷病員建立醫院，還促進羣衆保健事業的發展。”
“如果羣衆愚昧無知，消極被動，在這樣的地區，游擊隊是無法有效地開展活動的。提高廣大羣衆的文化水平，就是加強戰鬥力，這樣最後勝利纔有依靠。最後，我們的戰士勇敢無畏地堅持鬥爭，不顧長期的生活貧困和艱難險阻，不斷打擊侵略者，取得勝利，這深深贏得了附近地區友軍的欽佩。我們締造了一支模範的軍隊，使其他軍隊可以得到鼓舞，從而有助於提高他們的戰鬥力。這種‘競賽’和對比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新四軍確實是一支統一戰線的軍隊。它的富有戰鬥精神的隊伍主要是由以前紅軍游擊隊員組成的。它的輔助事業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軍隊的效力，使之能夠改造它所活動的整個地區，它們成爲新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節選自《人民之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