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調整宏觀調控政策 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注重供給側，兼顧需求側；立足結構性，協動週期性；立足經濟體制，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宏觀調控政策需要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實行結構性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的貨幣政策。
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國內社會普遍關注，給理論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注入了巨大的動力。
（一）宏觀經濟走勢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全球貿易萎縮，恢復性增長呈現分化。除美國近期增長較快以外，歐元區復甦依舊緩慢，日本經濟不景氣反襯出“安倍經濟學”的諸多不適，諸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增速出現明顯下滑。國家間、地區間經濟復甦的不同步，加重了世界經濟新一輪競爭態勢的啓動，以鄰爲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全球治理格局日趨複雜。宏觀經濟走勢的這些變化對我國必將產生持續深遠的影響。
注重供給側，兼顧需求側。如果說需求側憑藉投資、出口和消費這“三駕馬車”實現對經濟的可視化拉動，那麼供給側的牽動因素還在醞釀塑型之中，關於供給側的指標成分相當複雜，代表性的有六因素說（即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管理制度），有四因素說（即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因素或者勞動力、資本、技術、制度四因素），有兩因素說（即生產要素投入具體包括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政府，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包括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以上三個版本公認供給側因素應該包括勞動力、資本、技術這三股新的力量。
長期以來，我國慣常採用需求側管理思路，這種思路也極其適應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改革開放之初，沿海一帶“三來一補”如火如荼，借力的是海外需求。需求側對推動我國經濟增長髮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我國已成爲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國內生產總值繼美國之後達到10萬億美元，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國際上各種權威經濟組織都很有興趣地預測我國超過美國的時間表。因爲基於需求側，我國率先走出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我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復甦並帶動了其他國家經濟恢復。與此同時，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也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
伴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原來的管理思路開始變得乏力，以需求側爲主的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日益下降，2015年的2次降準、2次降息、3次“雙降”，使我們清醒地判斷出，如果繼續堅持需求側爲主的管理，付出的代價將越來越大，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壓力不是短期的、外部的，而是長期的、內部的。理論上講，在任何一個時期，供給側和需求側都不應該偏廢。但就某一個具體階段而言，由於要素稟賦、經濟基本面的不同情況，宏觀經濟往往需要選擇重點落在哪裡，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當前及今
後一個時期我國的定位很清晰，就是注重供給側，需求側爲供給側營造環境，二者是“慢戰略”和“急應對”的關係。
立足結構性，協動週期性。宏觀經濟的運行從根本上說有周期波動的因素，同時也是結構變動的過程，結構變動與週期波動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經濟總是在週期性的波動中伴隨着結構性的變動，在結構性的變動中實現週期性增長。經濟週期理論是主流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其主要目的在於探索市場經濟運行中經濟波動的內在固有規律。但過分拘泥於週期性會掩蓋結構性問題的解決，近期我國反週期調控的邊際效用遞減也證明了宏觀政策區間縮窄，需要立足結構性，協動週期性。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據統計，我國目前還有5500多萬貧困人口。按此分析，理論上講，需求側應該在總量上遠遠大於供給側。實際運行中，由於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的形成和演變非對稱，結構失衡難以避免。2015年我國在海外消費金額高達1045億美元。年年攀升的海外購物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未富先貴”，即國內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僅高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於高收入國家，而我國收入還停留在中等水平。其次是產品質量、產品種類的差異更不容忽視。過去我國供給體系適應模仿型排浪式消費，但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較差，反應在微觀經濟活動主體上，存在着兩種明顯的結構錯位：一是供給成熟甚至供給老化形成多餘供給甚至無效供給，有些產業產能已經達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二是供給約束甚至供給抑制形成供給遲滯甚至供給不及，過去面向低收入的供給體系沒有跟上中等收入對應的消費結構。供需結構失衡出現需要進行適時調節，以免結構性矛盾累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爲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需要從結構性入手，促進“減量提質”向“量質雙升”轉變。
經濟體制改革是重中之重。供需結構失衡表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環節都出現了問題，是多環節的市場失靈。其中，生產環節中的所有制、勞動關係、治理體系以及競爭體系是很多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所在。此外，分配、流通、消費多環節也會找到答案。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我國改革進一步“升級”，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主張。這將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廣度、力度、深度和難度都前所未有。我國經濟仍然具有的中高速增長潛力不會自動實現，而是需要通過改革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去爭取，經濟體制改革是重中之重。改革的出發點在供給側，即通過矯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有效供給。改革的着力點是結構調整，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變化的適應性和引領性。通過推進重點領
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以產品爲載體，以全生命爲週期給客戶提供解決方案，最終持續提高我國經濟健康程度。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宏觀調控政策需要進行根本性轉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宏觀調控政策需要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總量調控包括財政政策，也包括貨幣政策。過去以需求側爲重點的財政政策存在諸多問題。我國財政政策在經濟放緩時進行反週期的擴張性調控，掩蓋了甚至加劇了短期經濟利益和長期發展目標的矛盾。以需求側爲重點的貨幣政策也存在諸多問題。首先，一旦壓縮貸款，製造業和小微企業受到衝擊最大，因爲優質企業和成熟性企業有絕對的優勢，貨幣政策執行後常見保國壓民、保大壓小。其次，隨着壓縮不良貸款的力度加大，“借新還舊”“借息還貸”使得貨幣政策大打折扣，上述貸款未經過產業循環而形成資金“空轉”，減弱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作用。以上做法必然不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要求。
實行結構性的財政政策。宏觀調控的目標是多重而又複雜的。滿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將會造成財政收入的大幅度減少，“促創新”“促創業”宏觀調控目標也會造成財政支出的一定程度增加。針對收入放緩、支出快增的客觀實際，實行結構性的財政政策是必然選擇。首先，在稅收上有增有減，構成地方稅的10個稅種除營業稅佔比較高以外，其餘均爲零星小額稅種，這對增值稅抵扣制度的完整性潛藏一定問題，重複徵稅難以避免。建議通過設置長期、穩定、可預期的主要稅源，促進地方政府優化本地投資環境、提升本地公共服務水平。其次，在財政支出上有減有增。多年來的投資失控造成全國範圍內大而全、小而全，盲目的、低水平的重複建設，加重產業結構趨同。建議有所側重地對待“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節能降耗、生態保護、地下管網等投資，尤其是運用結構性的財政政策加強對公共科技供給的政策支撐，帶動產學研政資互促化、創新創業創富一體化，真正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實行結構性的貨幣政策。傳統經濟理論認爲，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結構調整需要更多地依靠財政政策，實不盡然。結構性貨幣政策運用得好，同樣對結構調整有積極的意義。結構性貨幣政策是指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把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爲與貨幣政策進行鍼對性的掛鉤，調節資金特定的流向。常見的政策工具包括消費者信用調節、不動產信用調節、中小企業信用調節、優惠利率、預繳進口保證金等。一方面商業貸款對處於創業型或成長期企業的貸款需求重視不夠，另一方面結構調整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緊密融合的過程。我國金融資產體量龐大，但是金融資源的方向錯配、結構錯配以及功能錯配，導致了金融資源的扭曲，特別對實體經濟有虹吸的負面作用。創新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向實體經濟疏通流動性勢在必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