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收入400萬美元的楊銳，和去年收入超過14億美元的杜邦公司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作爲一家從工礦轉型到化學，從化學延伸到生物領域的巨無霸，杜邦旗下光是科學家就有10000多人。
這是一家自己就僱得起第一階的學者，玩得起頂級實驗室的公司。
而且，杜邦公司背後還有杜邦財團，那是全美排名前十的大財團，威力無窮，能夠影響美國政治生態。
不過，楊銳很快還是冷靜了下來，最起碼，他強行抑制了自己的負面情緒。
就像是每一名坐在高考考場上的學生，若說畏難，每個人都有無數的理由來畏難——考不好怎麼辦這樣的問題，問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人至少想過三遍以上。
然而，畏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楊銳強迫自己，先從好的角度想問題。
最好的理由，很快出現在楊銳眼前：當年的西斯特公司贏了杜邦的官司！
甚至可以說是輕易解決了官司。
關於西斯特和杜邦的關係，由於是著名案例，不少科技史裡都曾涉及，楊銳從腦海中翻出它們，貪婪的閱讀，以免自己去胡思亂想。
西斯特公司推出pcr儀不到一年時間，杜邦公司就將西斯特告上了法庭，不像是很多漫長的專利官司那樣，舊金山地方法院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將這個案子審理結束，西斯特公司大獲全勝。
這說明，西斯特公司贏的堪稱輕鬆！
而贏了官司的西斯特公司，他們掌握的專利壁壘並不比楊銳現在的厚實，事實上，他們能夠依靠的就是兩個主要專利，他們在耐熱聚合酶方面的專利甚至還有漏洞，以至於日後再次引起訴訟……
但不管怎麼說，西斯特公司能贏，說明楊銳也有可能贏。
當然，西斯特公司也是一家資產過億美元的上市公司，它還是一家美國公司，並在科學界掀起了不小的聲浪——這家隨着里根政策而崛起的生物公司，得到了許多生物界人士的同情，而巨無霸的杜邦公司在公衆眼裡從來都是邪惡的。
楊銳一邊思考，一邊在隨身的筆記本上寫寫畫畫。
首先是要籌集律師費，有足夠的律師費，就有可能在法庭上堂堂正正的打贏杜邦，杜邦的籌碼有限，他們能夠拿出來的，不過是幾篇70年代的論文，完全不符合學術界對專利權的認定，因此，只要能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又有律師費，楊銳贏面很大。
想到此處，楊銳在筆記本上，寫下了“籌錢”和“堂堂正正”兩個詞。
追求“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可能並不能堂堂正正的追求得來，楊銳將此放在後面，眼睛還是盯着籌錢兩個字看。
沒有錢，是打不起官司的。
與加尼卡公司的交鋒，讓楊銳深切的感受到了美國社會的公平的價格。
本傑明是最能體現美國公平的律師，他不是最好的律師，但他在美國頂級律師行列，請到本傑明這樣的律師，就意味着公平的天平不會向另一方面傾斜，大家都處於同一水平線上，然後依靠證據來說話。
爲了讓天平不歪的價格，是每小時2500美元。
一個和解官司，本傑明與他的團隊的計費時長超過了40小時，加上其他費用，最終收費超過10萬美元，從和解金裡拿走了三分之一還多，這還算是沒上法庭的價格。
而爲了看天平歪不歪，楊銳還需要自己的公司律師和參與了專利註冊的香港律師嶽庭，這兩坨人的價格合起來，大約是每小時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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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這個和解官司裡，他們又要分走將近三分之一的錢。
最終，楊銳自己落手的和解金還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沒有公司律師和香港專利律師們拿的多。
這還算是訴訟勝利了，而且是快速勝利了。
要是進入庭審，本傑明每場的收費是4萬美元，一分鐘的庭審也是四萬美元，這就是爲什麼美國窮人請的免費律師總是強迫他們認罪，因爲免費律師不願意上庭，準備太繁，變數太多。
作爲標杆，95年的辛普森殺妻案，耗時九個月，產生了5萬多頁的庭審記錄，而辛普森的夢幻團隊，收費1000多萬美元。
這就是堂堂正正的訴訟的價格。
楊銳估計，最起碼需要100萬美元，才能支持自己與杜邦的官司，200萬美元則會安全的多。
正好是捷利康欠下自己的分紅費。
“杜邦算的真準。”楊銳吁了口氣，又在筆記本上寫上“成果鑑定”四個字。
打官司也不是全拼錢的，他多準備一點證據資料，就能多一點的把握。
西斯特公司與杜邦的官司，最後打成了學術官司，在學術界，這是有名的案例，律師固然重要，但律師和法官，最終還得聽專家證人的，專家證人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學術問題上，自然只有學者們互拼的份，沒有律師們反詰的資格。
84年的中國，學術水平堪憂，但也不是沒有亮點的，楊銳取代西斯特以後，這就變成了國際官司，國內有沒有後盾，想來還是有些區別的。
楊銳按捺住心情，重新看了一遍自己的筆記本，然後打電話買了去平江的機票，準備從平江轉車回家。
在北京就算能找到錢，找到的也是人民幣，美元還是要想辦法從輔酶q10的工廠找補。
打完電話，楊銳返回學校，找到劉院長申請提前考試——這自然只是過場，劉院長大筆一揮，道：“你今年期末面試通過了。”
楊銳多問一句：“符合政策嗎？”
“怎麼不符合，你的學術成績在美國都得到了承認，更別說今年還在頂級期刊上發表了論文，這樣的學生還要強制參加期末考試，我們難道都是老古板嗎？”劉院長說着自個兒樂起來了。
楊銳實在沒有心情聊天打屁，感謝了劉院長以後，再去找蔡院士修改去各地拜訪的時間，他想集中在一週的時間裡，儘可能快的拜訪各地的委員，騰出時間來回家。
至於回家的理由，楊銳未作解釋，蔡院士也沒有多問。在他看來，楊銳的成果通過鑑定是理所當然的，這樣的一個過場，還要不停的送禮，本來就有些爲難年輕人。
因此，蔡院士用鉛筆在牆上的地圖上畫了個圈，即道：“現在京城有四名教授是成果評定委員會的委員，咱們爭取用兩天的時間全部拜訪了，如果人家有事不在，那就等咱們拜訪其他人的路上，再抽空拜訪，反正，現在坐飛機經常要從北京轉機的。”
楊銳點頭。
“上海有兩名教授，再加上南京的一位，這裡一共是三位，我們優先拜訪，剩下四名教授散在天南海北，實在來不及的話，就聽天由命吧。”蔡院士畫的幾個圈很有理科的嚴謹，北京的圈最大，上海的其次，剩下的小圈多在東南，很能體現中國的學術圈分佈。
這還是國家計劃的年代，等到高校流動徹底放開以後，馬太效應會讓北京以外的地方高校，尤其是坐落在特大城市以外的高校在學術方面黯然失色。連中科大都熬不下去，其他高校就更不用說了。
蔡教授將圈子畫出來，並不耽擱時間，他帶着楊銳，楊銳帶着禮物，先是重新拜訪了前些天開了小會的北大教授，並與各個教授約定了拜訪其他教授的時間。
一條無形的線，將楊銳與蔡教授，蔡教授與教授們，教授們與教授羣穿了起來。
所謂科班出身的學者們，就用這樣密不透風的蛛網，將象牙塔越擡越高，直到普通人夠不到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