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春闈將近，王家上下爲都將大姐夫李柏然的科考看做頭等大事，特別是王富貴和張翠花兩口子，對此更是重視的不得了。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但是在隋唐之前，想要爲朝廷效命，將自己的理想抱負實現也不是那麼容易，直到科舉制度的誕生，纔算是給了天下讀書人一個相對公平的上升之路。
中國的官員選拔制度，歷經變幻。先秦時期的官員選拔，大都是依靠世襲制。
如果一個人在建國之初立下功勞，被封爲大夫，往往在他死後，就由兒子來繼承大夫的職位。當時，諸侯的封地叫做國，大夫的封地叫做家，於是中國古代有所謂的“齊家治國平天下”。
不過這種世襲制有很大的弊端。一國之君，如果賢明那還罷了，如果昏庸，可就爲禍不淺。一個平凡的傻子，最多不過是在家裡亂搭亂鬧，可一個國君，如果是傻子，就要禍害到成千上萬人了。可關鍵還是，許多的昏君，不認爲自己是昏君，反而把一些告訴他們應該如何做的人當成是忤逆之臣，把一些奸邪小人，當成是國家的忠良。世襲制度，流弊廣矣。
到了漢代，官員選拔主要靠推薦。推薦的主要名目是孝廉和秀才。漢代特別推重孝道，於是漢代的帝王多冠以孝字。
孝廉自然是尊敬孝順父母的人，古人往往說，忠臣必然出自孝子之門，有一定道理。能夠孝順父母的人一般來說，也能夠終於國家，愛護百姓。
秀才則是精通一些典籍，比如說儒家的經典，《尚書》《詩經》什麼的。
相對而言，推薦爲秀才的比較少，推薦爲孝廉的比較多。翻翻《後漢書》，絕大多數官員出道，都是走孝廉一條路。爲什麼呢?因爲孝廉比較好作假。秀才必須精通典籍，兩人一聊天，彼此有多少墨水就清楚了。可是孝順不孝順，關鍵是看父母鄉親的評價了。可是，在歷朝歷代，只要是有利可圖的事情，就有人作假。在漢代，孝順就可以當官，越孝順就越越受到大家表揚，既然有實際的利益，那麼父母鄰居也就會參與造假了。於是，推舉制度的弊端也出來了。推舉過分的看重了考察者的正直公平。你說他是孝順那就是孝順，而沒有統一的可以量化的標準。
到了隋唐時期，風氣爲之一邊，科舉制度的出現，可以說是選官制度的一個重大突破。
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分爲多種，其中比較重要的是進士科和明經科，其他的明法、明算等等都有專項考察。
而當時最受人看重的就是進士科。當時有人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三十歲考中明經就算是年紀大了，而五十歲考中進士，那也算是年輕了。
據說，在唐太宗時期，每年都有八九百人蔘加進士考試，可是錄取的有多少呢?不過是二三十人，錄取比例不到3%，可遠遠比現在的高考，甚至是碩士、博士難考多了。而當時能夠來京城參加進士考試的，本身就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才子。
“科舉”是一個含義豐富複雜，具有動態特徵的詞語。廣義的科舉指分科舉人或設科取士，約略同於貢舉，起始於漢代，狹義的科舉指進士科舉，始於隋朝。
科舉制的諸多特徵是經歷漫長的過程才逐漸形成的，但要定下一個起始年代，必有標誌性的創制，而真正具有標誌性意義且與歷史上“科舉”一詞相符合的，只有隋煬帝創立進士科這一歷史事件，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進士科的創設，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除科舉，科舉制在中國歷史上存在1300年之久。
科舉制始自隋大業三年{607年}，十幾年後的618年，大唐王朝建立，進一步完善考試機制，開科取士。從此，科舉考試就成了天下讀書人的進階之路。
參加過高考的應該知道那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感覺，有人得意洋洋一日踏盡長安花，就有人在“孫山之後”而羞慚與無顏。
爲了讓李柏然能夠金榜題名，張翠花特地前去各個寺廟燒香請願。光是香油錢就不知道花了幾十兩銀子。
對於母親的做法，王大錘不大認同，能不能通過朝廷的科舉考試，靠的是考生自己的真才實學，而不是這些諸天神佛。
如果說真要是有什麼捷徑，那還不如去拜訪打點一下本次科考的主考官，說不定還能起到作用。不過這個話他可沒敢跟自己父母提，生怕他們一時糊塗真的做出賄賂考官的事來。
根據王大錘和自己大姐夫李柏然的接觸，王大錘相信以李柏然的才學，只要不出差錯，想通過這次科考應該問題不大。這個可不是王大錘信口開河，而是他特地翻看了最近幾次科考的試題之後分析出來的結果。
爲了讓自己的大姐夫李柏然通過考試的把握更大，王大錘特意讓秦懷玉幫忙找來了大唐建國之後的所有考卷，讓自己的大姐夫李柏然進行參考。
“是大錘啊，謝謝你這段時間幫我請了狄大人幫我輔導功課。”李柏然見王大錘來找自己，放下手裡的紙筆，起身感謝道。
王大錘連忙攔住他，笑着說：“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只要你將來對我大姐一心一意就行。我今天過來就是帶你出去走一走，放鬆一下緊張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