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樂融/五迷的「奴性」與「默契」

▲五月天-諾亞方舟演唱會(圖/記者黃克翔攝)

文/陳樂融

五月天戲稱臺下歌迷有「奴性」(後來「正名」爲默契),但臺上對臺下也有奴性。甚至五個人彼此之間、樂團和所有照顧他們、幫他們完成華麗之夢的幕前幕後團隊,歷經如此長時間的製作、巡迴、經營,也早產生了「奴性」。

所謂的「奴性」,是對任何一種建構成形的關係與組態的必然心。

於是便很能理解,在這些雲遊四海、穿梭古今的歌詞中,聽者觀衆感受到的也是一種既「向外打開」又「符合制約」的家族語彙藍天白雲的背景,青春熱血的砥礪,愛與不愛的糾結,有點灰色又最終得拉回正能量的中道,儘量「求廣大」而偶爾偷渡「致精微」的文字、音樂視覺美學

五月天當然是更接近「庶民」,而不像蘇打綠那麼「文青」——儘管這兩個詞要簡單套用在這兩團身上都顯得困窘而粗暴。

▲2016蘇打綠專輯巡迴(圖/記者李鍾泉攝)

一如在週末氣氛輕鬆的「陳雅慧黃麗星的少女時代」民歌演唱會,想到許多音樂人的死亡。週日小巨蛋更high的「NOWHERE 諾亞方舟[自選復刻版]」,我也忍不住想到政治與宗教,想到白天剛看的長文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專文探討「爲什麼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故事”失去了信心?」

其中一個解釋是:「比起過去的成就,人們更關心他們對未來的期望。如果你告訴他們,他們的祖先飽受饑荒瘟疫和戰爭之苦,而他們卻不用再受這些苦難,他們並不會珍惜自己現在的幸福生活;相反,他們會列舉自己的債務、失望以及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即便他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之中,他們依然對未來感到幻滅。」

另一種可能性是:「相比較於停滯不前的物質條件,人們更擔心的是自己的政治權力在逐漸萎縮。世界各地的普通公民都感覺到自己手上的權力轉移到了其他地方。...對於21世紀的一些重要問題而言,其中大部分可能會是全球性的,我們所繼承的民族國家政治體制無法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

置於這樣的脈絡下,你很容易環顧周遭的歌迷,爲何大家想花錢在幾個鐘頭內,找到一點點作夢悸動、狂躁、甚至發呆的權力,當臺上兢兢業業控制着技法品質節奏,身爲觀衆,我們無須對演出有什麼責任,甚至無須對這一晚的自己有責任。

▲五月天-諾亞方舟演唱會(圖/記者林世文攝)

在生活中對全局失語又失權的人,在五月天的詞曲中得到某種賦權(empowerment)的暗示——儘管因爲小巨蛋舉世無雙的震動管制,我們甚至失去忘情跳動、短暫離開地球表面的幾分鐘權利——但,如果已經有足以製造阿信謔稱「流行病」的搖滾音樂會,誰會需要想得更多?

我們對這些體制的喜愛與憎惡,其實也早有了足以預測的奴性——喔不,默契。

最終,再憤世者也會發現:當個五月天、蘇打綠或任何天王天后的病人奴隸,至少比當XX(請自填)的病人與奴隸,無害得多。

●陳樂融知名創作人、媒體人、策劃人。遊走於作詞家作家主持人編劇、文化評論家、品牌及營銷顧問人文心靈講師等多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