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百年後的今天趙家樓變爲飯店,外頭掛着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遺址說明牌。(本報資料照片)
《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聯經出版提供)
編者按《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由51位學者,從文學、思想、文體、人物等角度,重看五四及其影響。此書以衆聲喧譁的形式呼應「五四」精神:各抒己見,自由表達。「五四」未完,它的成敗到今天仍在刺痛生活於麻木、順從、不安、失落了理想的種種情境中的我們。「五四」未完,因爲那不是過去的歷史,更是未來的歷史。回望過去這一百年中國與華語世界動盪不安,我們見證種種最好與最壞的可能。
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就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就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
1919年五月二十日的《晨報》,報導「北京學生聯合會日前開會決議,從昨日起一律罷課,以爲最後的力爭」,並截錄學生的《罷課宣言》和《上大總統書》。我感興趣的是,上述兩份文件已經正式使用「五四運動」這一概念。
和黑暗勢力相鬥
前者將「五四」運動的性質,定義爲「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後者則稱曹、章、陸之賣國與攘權,「輿論不足以除奸,法律不足以絕罪」,故「五四運動實國民義憤所趨」。這兩份文件的作者不詳,倒是五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每週評論》上,羅家倫以筆名「毅」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開篇即是「什麼叫做『五四運動』呢」。羅文着力表彰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的「犧牲精神」,並且預言:「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之元素。」
對於這場剛剛興起的運動,國人投入極大的熱情,報刊上的文章幾乎一邊倒,全都認定學生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而《上海罷市實錄》(六月)、《民潮七日記》(六月)、《上海罷市救亡史》(七月)、《五四》(七月)、《青島潮》(八月)、《學風潮記》(九月)等書的出版,更令人驚訝出版界立場之堅定、反應之敏捷。
一個正在進行中的羣衆運動,竟然得到如此廣泛的支持,而且被迅速「命名」和「定位」,實在罕見。從一開始就被作爲「正面人物」塑造的「五四」運動,八十年來,被無數立場觀點迥異的政客與文人所談論,幾乎從未被全盤否定過。在現實鬥爭中,如何塑造「五四」形象,往往牽涉到能否得民心、承正統,各家各派全都不敢掉以輕心。「五四」運動的「接受史」,本身就是一門莫測高深的大學問。面對如此撲朔迷離的八卦陣,沒有相當功力,實在不敢輕舉妄動。
於是,退而求其次,不談大道理,只做小文章。相對於高舉經過自家渲染與詮釋的「五四旗幟」,若本文之「小打小鬧」,只能自居邊緣。
邊緣有邊緣的好處,那就是不必承擔全面介紹、評價、反省「五四」運動的重任,而可以僅就興趣所及,選取若干值得評說的人物與場面,隨意揮灑筆墨。舉個例子,談論「五四」遊行對於中國社會的巨大沖擊,歷來關注的是學生、市民、工人等羣體的反應,而我更看重個體的感覺。衆多當事人及旁觀者的回憶錄,爲我們進入歷史深處──「回到現場」,提供了絕好的線索。幾十年後的追憶,難保不因時光流逝而「遺忘」,更無法迴避意識形態的「污染」。將其與當年的新聞報導以及檔案資料相對照,往往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收穫。
「觀察者」的位置
至於「五四」那天下午,在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裡陪二弟的冰心,從前來送換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學生正打著白旗遊行,「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泄不通」(冰心,〈回憶五四〉);在趙家樓附近的鄭振鐸午睡剛起,便聽見有人喊失火,緊接着又看見警察在追趕一個穿着藍布大褂的學生(鄭振鐸,〈前事不忘〉);從什剎海會賢堂面湖的樓上吃茶歸來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見滿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說道是消防隊在救趙家樓曹宅的火,這火是北大學生們放的」(沈尹默,〈五四對我的影響〉);遊行的消息傳到北京西郊的清華園,聞一多寫了一張岳飛的〈滿江紅〉,偷偷貼在食堂門口(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諸如此類生動有趣的細節,在爲「五四」那天的遊行提供證詞的同時,也在引導我們進入「觀察者」的位置。這些注重細節的追憶,對於幫助我們「觸摸歷史」,比起從新文化運動或巴黎和會講起的高頭講章,一點也不遜色。
正如孫伏園所說的,「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孫伏園,〈回憶五四當年〉)。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就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就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這麼說來,提供足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的細節與畫面,對於「五四」研究來說,並非可有可無。
古希臘的哲人早就說過,人們無法兩次進入同一條河流。所謂「回到現場」,只能是藉助於可能採取的手段,努力創造一個「模擬現場」。而創造的「過程」本身,很可能比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更爲迷人。聽學者們如數家珍,娓娓而談,不只告訴你哪些歷史疑案已經揭開,而且坦承好多細節衆說紛紜,暫時難辨真僞。提供如此「開放性的文本」,並非不負責任,而是對風光無限的「回憶史」既欣賞,又質疑。對於「五四」運動的當事人來說,「追憶逝水年華」時所面臨的陷阱,其實不是「遺忘」,而是「創造」。事件本身知名度極高,大量情節「衆所周知」,回憶者於是容易對號入座。一次次的追憶、一遍遍的複述、一回回的修訂,不知不覺中創作了一個個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先是浮想聯翩,繼而移步變形,最終連作者自己也都堅信不移。面對大量此類半真半假的「五四故事」,丟棄了太可惜,引錄呢,又不可靠。能考訂清楚,那再好不過;可問題在於,有些重要細節,根本就無法復原。「並置」不同說法,既保留豐富的史料,又提醒讀者注意,並非所有的「第一手資料」都可靠。(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