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鴉片該絕禁或弛禁?

已經割過鴉片膏的罌粟果。(新華社資料照片)

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鴉片,這嚴重損及國家的經濟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從御史奏摺中得知這點。雖然這個現象主要限於東南沿海地區,不過效應卻深入內陸。白銀儲備不足,意味着銀兌銅的價格上揚;由於農民平常是以銅錢交易,但卻須以銀來繳稅,所以銀價上漲就等於農民納了更多的稅,勢必會引起動亂

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下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頭上烏雲,用各種頭油,業已搽得光鑑;身上每日用香湯薰洗,也都打磨乾淨;那兩道濃眉,也修得彎彎如新月一般;再加上朱脣點上廣脂,映着一張粉面,滿頭珠翠,卻也窈窕。

落魄文人前景黯淡

李汝珍對社會的失序深有體會,這在嘉慶年間的落第或待業文人之間必定相當普遍。十九世紀初,受過教育的人數大幅增長,但朝廷並未提高科舉取士的人數或官僚的員額。如果這些文人沒有個人所得,對變革興趣索然,無權臧否朝政,藝術才能也有限,那麼他們一定過得鬱鬱寡歡。沈復即是一例。一八○七年,沈復已屆不惑之年,寫下了篇幅不長但卻酸楚動人的憶往文字,刻畫出落魄文人前景黯淡,令人掩卷難忘。沈復於乾隆中葉生於蘇州,閱歷人生,曾設帳收徒經商、爲人幕僚。《浮生六記》的書名頗爲貼切,記述沈復輾轉各地,尋覓明主,以及如何懍於父親的權威,如何順從於不同僱主的過程。

不過沈復的生活也並非一片黯淡。他曾多次經商遠行(甚至到了廣州),各地的瑰麗奇景盡收眼底,另外也娶得神仙美眷,鶼鰈情深,攜手相伴二十三載,直至她歿故。伉儷兩人共享美學、閨房、烹調的閒情逸趣。沈復的妻子善詩,才思雋秀,溫柔婉約,她盡其所能地掙錢,以貼補微薄且不定的收入。丈夫雖然有夫唱婦隨的優越地位,而法律與文化思想也支持這種優越性──這已成儒家傳統的一部分──但是沈復所勾勒出的生活卻說明了繾綣親密的婚姻並非不無可能。但這對夫妻終究還是逃不過貧困與失敗的摧殘,而沈復始終都無法明白,何以命運容不得他們夫妻倆快意人生:「人生坎坷何爲乎來哉?」沈復捫心自問。「往往皆自作孽耳。餘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爲累。」然而沈復所處的社會對於這類逆來順受的傳統美德,卻是再也不看重了。

英國爲了不讓法國染指澳門,於是以兵戎相見,但除此之外,嘉慶年間沒有外國勢力壓境,倒是得以緩一口氣。中國人一定以爲是因爲英王喬治三世收到乾隆在一七九三年的敕論,懾於天朝威儀所使然,但其間的原因並不是如此。此時歐洲爆發拿破崙戰爭,英、法兩國沒有餘裕再來推動在東亞的擴張政策,而中國又沒有別的強敵。一個世紀之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也有類似的情形,於是日本人在西方人自顧不暇之際,遂行掠奪中國領土的野心。但在十九世紀初,日本德川幕府仍然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並無意對中國施壓。

中國的政治對策

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兵敗滑鐵盧(Waterloo);一年之後,英屬東印度公司即派遣使節團,在阿美士勳爵(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率領下抵達中國。阿美士德的使命和馬戛爾尼勳爵一樣,無非就是擴展貿易優惠、增加開放口岸、要求允許外交人員進駐中國。但阿美士德亦步馬戛爾尼的後塵,受到相當無禮的對待。阿美士德已經飽嘗長途跋涉的顛簸,而朝廷方面又堅持他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阿美士德甫到北京一天,就要入朝覲見聖上。於是阿美士德要求給他多一點時間來準備,結果遭到威嚇相向,隨後黯然被逐出中國。

雖然從這件事情來看,清朝似乎不願以理性與西方人交涉,但其實朝中大臣已日漸查覺到與西方往來在政治上的複雜性。我們從廣州和職司兩廣政事官員日益受重視就可看出端倪。鴉片由南方進口,絲、茶也從南方輸出,大量的銀兩在此流通增加了稅收,但也使貪污腐敗更爲嚴重。行商被迫向朝中和地方大員「捐輸」,以繼續享有朝廷所授予的貿易特權。但是這種保障往往並不牢靠,許多行商因向洋人借貸而債臺高築,甚至破產,然後又有新的行商取而代之。「公行」制度的存廢有賴於「公所基金」這種互保機制的設立。行商將其利潤的十分之一提作基金,以備危急之時所需。起初,公所基金是由行商私底下提撥,不過自一七八○年起由朝廷所支持,並向外國進口的貨物課徵百分之三的稅賦。到了一八一○年,公所基金向朝廷上繳的銀錢每年已達一百萬兩的水準。

對於吸食鴉片一事究竟應該絕禁還是弛禁,此時已成爲中國對外事務與國內經濟的重大議題。而且這項爭議也開始影響京官與地方官吏的派系形成與結盟。嘉慶之後,道光(在位期間一八二一至一八五○年)繼位,他似乎是個心地善良但無法扭轉大局的人。乾隆一朝因和珅專擅而朝綱隳壞,嘉慶也無力恢復,道光登基之後便急於重振大清國威,而嘉慶曾在一八○○與一八一三年兩度下令嚴禁鴉片買賣,但均告失敗。現在,道光皇帝在苦思更爲有效的替代方案。

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鴉片,這嚴重損及國家的經濟,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從御史的奏摺中得知這點。雖然這個現象主要限於東南沿海地區,不過效應卻深入內陸。白銀儲備不足,意味着銀兌銅的價格上揚;由於農民平常是以銅錢來交易,但卻須以銀來繳稅,所以銀價上漲就等於農民納了更多的稅,勢必會引起動亂。一八三四年,英國國會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壟斷亞洲貿易的權利,情形更是惡化。因爲英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來做中國的生意,鴉片買賣量及來自歐洲各國與美國的商賈人數也隨之大增。此外,由於全球性的白銀短缺,外國商人改以其他比較不流通的貨幣來購買中國商品,中國的危機益形加劇。在一八二○年代,每年約有兩百萬兩白銀自中國流出,及至一八三○年代,中國每年流出的白銀總數升高至九百萬兩。乾隆年間,一貫千文的銅錢約可兌換一兩白銀;到了嘉慶年間,在山東一地,一千五百文銅錢始可兌換一兩白銀;道光年間,須以兩千七百文銅錢來兌換一兩白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