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少打幾圈麻將，多做一些學問
1938年10月4日，胡適到華盛頓就任中國駐美大使，下車時與前來迎接的美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握手
1945-1948年，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圖爲胡適在學生集會上演講
1914年，胡適在《非留學篇》中說：“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留學者，過渡之舟楫而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廢時傷財事倍功半者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此時的胡適已開始思考教育之應有作爲的問題。這篇發表在《留美學生年報》上洋洋萬餘言的長文振聾發聵，不僅體現了胡適在留學問題上的遠見卓識，而且他反覆強調輸入新思想，貫通東西，再造神州新文明的重要意義，這其實也是胡適自己的期許和理想所在。
《非留學篇》既有流弊的直陳，更有改良方法的條述，層層遞進，說理充分。胡適總結說：“吾國今日處新舊過渡青黃不接之秋，第一急務，在於爲中國造新文明，然徒恃留學，決不能達此目的也。必也一面亟興國內之高等教育，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積聚而保存，而輸入之文明，亦有所依歸而同化；一面慎選留學生，痛革其速成淺嘗之弊，期於造成高深之學者，致用之人才，與夫傳播文明之教師。以國內教育爲主，而以國外留學爲振興國內教育之預備，然後吾國文明乃可急起直追，有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之一日，吾所謂‘留學當以不留學爲目的’者是也。”由此可見，胡適後來提出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主張，至少在這時已經大致形成。
1919年10月，胡適在《大學開女禁的問題》一文中指出：“我是主張大學開女禁的，但我現在不能熱心提倡這事。我的希望是要先有許多能直接入大學的女子，現在空談大學開女禁，是沒有用的。”時胡適受蔡元培之邀，被選爲北大評議會評議員。北大評議會是北京大學校內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此後胡適連選連任，爲學校決策獻計獻策，參與學校管理。自胡適受任以來，不負蔡元培厚望，積極參與學校的各種事務，出謀劃策，甚或獨當一面，1917年11月16日創辦《北京大學日刊》，便是來自胡適的建議。是年10月，教育部召集專門會議討論修改大學章程，胡適力建改分級制爲選科制，此議通過後，胡適便以創議人身份擬定了具體章程細則。之後，北京大學於1919年正式改用選科制和分系法。在參與學校建設事務中，胡適還創議仿效美國大學建制，實行各科教授會制度；提議設立各科各門研究所，以使本科畢業生繼續從事較深的專門研究。這些創議均獲蔡元培的首肯和支持，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北大的改革。我們看到，就在1920年春，北大首招女生9人入文科旁聽，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開中國大學男女同校之先河。胡適正是從北大開始一點一滴地實現着自己凡事必付諸實踐的教育理想。
胡適從1917年9月在北大登臺，到他1948年12月14日離去，在北大實際工作了18年（1917年9月至1925年11月，1930年12月至1937年7月，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在這18年中，胡適歷經北大革新建制和20世紀30年代的北大“中興”，他爲北大和中國教育付出的是真正的實幹，五四運動之後的北大在中國教育界、學術界自成一體，至今仍獨領風騷。這其中作爲倡導新文化之教育家的胡適可謂功不可沒。
1929年，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時，爲十八年級同學的畢業贈言道：“每天花一點鐘看十頁有用的書，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頁書；三十年讀十一萬頁書。諸位，十一萬頁書可以使你成一個學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種小報也得費你一點鐘的工夫；四圈麻將也得費你一點半鐘的光陰。看小報呢？還是打麻將呢？還是努力做一個學者呢？全靠你們自己的選擇！”
1934年3月的薄寒仲春，胡適兩次親自到車站接自己的學生羅爾綱。對待自己的學生，胡適亦師亦友，師徒之情更似朋友的點滴牽掛。胡適曾在給羅爾綱的信中寫道：“我今年教人，只有一句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然後可說三分話。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也。”
也許如此小事，難窺一代教育家之風範，點點滴滴不過引子而已，若要真正探究，還真得少打幾圈麻將，多做一些學問，故可做一些再造文明的嘗試，不是嗎？（鄭曉韻撰文）
作者介紹：
鄭曉韻：四川大學文藝學博士、青年古琴演奏家、四川大學古琴社創始人及社長、中國古琴國際藝術節古琴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四川省音樂家協會川派古琴學會秘書長、四川教育出版社版權貿易專員及策劃編輯。曾策劃出版多部琴學專著和西方文藝學批評理論專著，曾多次策劃舉辦古琴、簫以及琴歌音樂會。致力於琴學研究、中西文藝美學研究以及中國傳統文人音樂文化研究。
胡適簡介：
胡適 （1891－1962年），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後改名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爲陣地，宣傳民主、科學。胡適提倡“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1918年7月20日，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早年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爲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爲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進行研究。胡適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衆國特命全權大使等職。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以及"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開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於臺北南港。
胡適語錄：
1.歷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2.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3.今日教育之唯一方針，在於爲吾國造一新文明。
4.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統系之文法，則事倍功半，自可斷言。
5.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留學者，過渡之舟楫而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廢時傷財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
胡適年譜：
1891年12月17日生於上海大東門外。
1893年隨母去臺灣其父胡傳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隨母離臺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績溪上莊，進家塾讀書。其父胡傳病終於廈門。
1905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於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同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
1919年接辦《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暑假學校講學。
1922年創辦《努力週報》。在《努力週報》第二期（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週刊。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誌着“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爲《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與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爲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
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分，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赴美國，發表《G產黨執政下絕沒有自由》 ，旅美時，與張愛玲相識，結下友誼；《自由中國》創刊，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後其負責人雷震被捕，胡適一度受到株連。
1950年應聘爲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1957年11月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開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於臺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