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精選》死了一個警察之後

「英勇殉職」不是警政高層能拿來宣揚的徽章,而是奇恥大辱的污點。它代表我們沒能守護口口聲稱「最重視的弟兄」,反映的並非警察的英勇,而是警政的無能。(示意圖/shutterstock)

警察一向習慣大事化小,把種種問題歸因於執行者個人或底層管理者,刻意忽略其中的結構性問題。

「永別了,穆罕默德,我們會爲你復仇。我們今天爲你流淚,我們將讓那些造成你死亡的人流淚。」──突尼西亞人,在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葬禮上

看着李承翰被刺的畫面,我的心中滿是問號。

爲什麼要他去處理這種補票糾紛?爲什麼他會站在那個位置?爲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去?爲什麼後續沒有支援?爲什麼?爲什麼?……

所有的悲劇都不是「個案」

警察體系存在着很多問題:勤務編配、警力運用、安全觀念、訓練資源等等,也一直有人探討當中的問題。然而,還是有無數警察因爲這一些問題而倒下。

警政署長事後召開會議,表示要提升「執勤安全」及「執法尊嚴」。但爲什麼這些事情一直在發生?爲何大家不願重視執勤安全?

因爲,這個制度並不重視。它讓其他的價值與規則凌駕在生命之上,使我們相信所有的悲劇都是「個案」。

「你們警察好可憐喔!」每一次有人這樣說時,我都充滿疑問。

如果真的覺得我們好可憐,那爲什麼還要讓我們陷入這種可憐的局面?當把種種問題都讓警察承擔時,警察就只能成爲所有問題的祭品。

在李承翰案件發生後,臺鐵公司表揚員工「沒有乘客死亡」,但在這過程中,明明死了一個警察,卻彷彿與臺鐵無任何關係。至於要如何增進公共運輸安全?卻仍是將它推給警察,「要求警察提高見警率」、「增設巡邏箱」。

在臺灣,似乎許多事情都變成警察的責任。

銀行被搶了,是警察沒有顧好銀行。學校裡發生霸凌,是警察沒有進入校園巡邏。廟會造成的交通壅塞,是警察沒有好好疏導的錯。

然而在國外,他們不會把這些事情當成是警察要負責,甚至他們認爲不該讓保護公共安全的警察,幫私人企業收拾善後。

死了一個警察之後,我們更進步了嗎?

二○一八年,日本東海道的新幹線發生一起無差別持刀殺人的事件。事件發生後,所有的日本鐵路公司不但增加保全配置,並規劃保全一同乘車戒護。

他們還訓練員工防身術,進行對抗歹徒的狀況演練。司機與乘務員身上都配備強力手電筒與辣椒噴霧。車廂內也新增防護盾、刺叉與急救用品,讓員工都熟悉裝備的使用。而後日本政府進一步修改《鐵道運輸規程》,禁止乘客攜帶未包裹的刃物。

但臺灣的鐵路公司與警政署做了什麼?事件過了一年,我們還看到列車長未配備防身噴霧的新聞。

死了一個警察之後,我們並沒有更進步。

沒有增加避免危害發生的制度與措施,只是繼續讓基層警察做這些無謂的工作,讓原本應該承擔責任的人迴避責任。

衆人繼續高喊「維護警察執法尊嚴」,但也繼續讓基層警察處於毫無尊嚴與保護的職場。

我們應該守護的是「警察本身」,而非高層的「執法尊嚴」

然而,警察之死,不是執法尊嚴的問題,而是人性尊嚴的問題。

一審的判決結果出爐,鄭姓嫌犯無罪,社會輿論譁然。

警政署公開表示「全體警察無法接受」、「呼籲檢察官上訴,維護警察執法尊嚴」。許多人也紛紛涌入警政署的臉書專頁,聲援警政署的公告。

但我的內心感覺空虛、疑惑。

爲什麼警政署變成正義之師?警力不足、裝備不良、訓練不夠,一個本該是臺鐵自己要處理好的逃票糾紛,卻導致警察白白犧牲,這不都是警政高層導致的局面嗎?

我完全不在乎警政署在我死後,找了多少律師上訴。我只在乎它在我活着的時候,給我夠多的資源。

不要在我執勤的時候沒有防彈衣穿、不要讓我一個人面對危險、不要讓我睡眠不足去處理事故、不要檢討我沒有積極作爲、給我足夠的訓練時間與課程……這些對我來說,價值超過所有撫卹金。

判有罪的話,就不會有下一個案例發生了嗎?把罪犯槍決了,警察執勤安全就得到保障了?每宣判一件死刑,裝備就升級、警力就提高、警察就更有尊嚴?

我們應該守護的是警察尊嚴,還是警察本身?他們口中的「執法尊嚴」,能保護基層員警面對現場的危險,還是隻是滿足自己的虛榮,並掩蓋無作爲的事實?

在臺灣,七萬個員警公民的心聲,有人知曉嗎?

在一些基層員警的眼中,警政署的公告,是多麼讓人心寒。它沒有回答許多人一直在意的疑問,也沒有迴應許多人高喊的改革。

說要採購更多裝備,結果連防彈衣都有問題。說要增加訓練,結果地方政府還是沒錢辦訓練。說要規劃情境模擬,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足夠的配套,大家還是隻能照套路走。

一邊大呼司法判決不公,一邊迴避行政機關該有的責任。一邊說要捍衛執法尊嚴,但實際上卻不在乎員警的尊嚴。

高層只是一如既往地掌握話語權柄,繼續代言「全體警察」,讓各種不同的聲音消失罷了。

在國外,警察機關就只代表着機關的立場。員警個人的言論與思想自由仍受到保障,更多是由員警結社,代表警察「作爲公民」的立場。

但是在臺灣,七萬個員警公民的個人意志,就被一篇貼文給取代了。真正屬於基層員警的想法,有人知道嗎?

比起制裁犯人,我更在意基層員警該怎麼辦

我走進一間超商買晚餐。「警察被殺,居然判無罪。法院真的很可惡耶。」當我結帳時,店員這樣說。

「目前也沒辦法,上訴可能就會翻盤了吧。」我聳聳肩。

店員愣了一下。他大概可能以爲我會義憤填膺,覺得這社會沒救了,全世界都對不起警察吧。

那麼,我是怎麼想的?雖然我也對判決感到困惑,然而比起要如何制裁這個人,我更在意的是,我們基層員警該怎麼辦。

如果我自己有上級所謂「警察尊嚴」之類的東西,它不會脆弱到被一個殺人犯給摧毀。

我對社會的期待、民主的期盼,不會被一個判決給顛覆。

挪威能,臺灣能嗎?

二○一一年的挪威,發生了他們自二戰後最嚴重的攻擊事件。

一名極端主義者安德斯·貝林·佈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工黨青年團辦的夏令營持槍掃射,連同他在奧斯陸政府辦公大樓放置的炸彈,總共造成七十七人死亡的慘劇。

但事發後,挪威人並沒有要求要將佈雷維克處以極刑,也沒有指責彼此。

他們雖然在案發後發起大規模的遊行,但僅僅是將花撒在道路上,哀悼那些無辜的犧牲者。

「讓我們像過去一樣關心彼此吧。」面對佈雷維克的仇恨言論與暴行,挪威人不散播仇恨與製造對立,而是以正常生活和團結作爲報復。

無論皇室與官員、媒體與人民,他們自己也發現挪威出現問題了。但比起如何處理那個瘋子,他們更在乎彼此,並關心「我們的社會怎麼會發生這件事」。

美國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曾拍過一部紀錄片,訪問兒子遭殺害的父親,不斷追問,他是否想要對佈雷維克報復。

最終,那一位父親打斷了他。「我不想墮落到跟他一樣,自以爲有權利殺人。」

「對暴力的正確解答,是更多的民主與開放。」挪威時任首相史託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說:「如果一個人能製造這麼多的恨,那想一想,我們團結,能創造多少愛?」

挪威的在野陣營也未對執政黨進行攻擊,保守黨發表聲明「我們都在哀悼」。第三大黨進步黨黨魁表示:「這一天,所有進步黨員都是工黨青年團員。」

當然,挪威人不可能完全不在意佈雷維克。二○一五年,他申請就讀奧斯陸大學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但最終校方決定讓他就讀,不過不讓他進入校園或當面接觸校方人士,而接受他的申請,也僅是爲了維持學校的教育精神。「這是基於爲我們大學考慮,而不是爲了他。」

挪威人不會爲了一個極端分子,改變自己的信念。

「現在挪威終於回到從前。我們不再是受害者了。」奧斯陸大學學生代表在接受BBC採訪時如此說。

那麼,臺灣呢?

我們是否也能在事件發生後,關心我們的臺灣怎麼了?

我更想要關心我的同事們是否都能平安地下班?

我們的警政系統,是否能給員警更好的勞動環境?

我們的救護系統,是否能負荷現有的緊急需求?

我們的衛生系統,是否能讓這些人獲得最好的照顧?

我們的社福系統,是否能支撐這些家庭,不至於崩潰?

我們的司法系統,是否能公正審判與顧及被害人的權益?

我們的教育系統,是否能傳播良知與公民素養?

……我們的臺灣社會,是不是能一起團結度過難關?

我們能從自己的周遭開始改變嗎?

如果我們羨慕先進國家的社會文化與制度,並希望臺灣擁有那樣的公民社會,我們是否能從自己的周遭開始改變呢?我想讓臺灣警察與社會有更好的想法與意志,不會被這些惡意所動搖。

當然,我也會擔心自己成爲下一個犧牲者。

我每天上班,也想着自己可能會在下一刻遭遇橫禍。眼前的那個人,下一秒可能就會掏出一把刀來。可是,如果我在這裡結束生命,對方到底有沒有病、法院會如何判決,已經與我無關了。

對我來說,有充足的訓練、完善的裝備、能夠支援的人力,同時大家遇到狀況時都能保持警覺,並能擁有正確迴應的體力與精神,比對方有沒有被處死更重要。

如果我們願意更早了解問題的原因,並及早建立更安全的制度,是不是就不會有更多悲劇發生了?

隨意把人奉爲「英雄」,是不合理且邪惡之事

隨意地把人奉爲「英雄」,其實是件不合理,甚至是邪惡的事。這表示我們把一切推給了那些人,自己卻躲在安全的地方看着一切發生。

「英勇殉職」不是警政高層能拿來宣揚的徽章,而是奇恥大辱的污點。它代表我們沒能守護口口聲稱「最重視的弟兄」,反映的並非警察的英勇,而是警政的無能。

高層真的知道基層員警想要什麼?需要什麼嗎?他們其實可以做得更多,但爲什麼不做呢?

事件發生後,警政署大肆宣揚改革氣象,並開會討論基層員警的意見。

但那次的會議,我看一半就看不下去了。

我明白這場會議長官想要的是什麼,也正如我一直明白的一樣。他們不是想要「基層的意見」,而是想要「他們認爲基層會有的意見」。

最終,警政署想守護的,還是他們希望的警察形象,那個不可侵犯的執法尊嚴,而在制度中的基層員警,卻一直被忽視。

警察一向習慣大事化小,把種種問題歸因於執行者個人或底層管理者,刻意忽略其中的結構性問題。

然而,這一些問題還是存在。

而不斷累積的問題,最終讓整體更爲扭曲,並使我們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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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員警的悲劇再次發生,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他們的勤務結束了,但國家的義務可沒結束。

(本文摘自《活得像個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寶瓶文化)

【內容簡介】

我對抗的,從來不是警察,而是逼人爲惡的體制巨獸。

想喚醒的,是警政高層、基層員警以及一般民衆。

「英勇殉職」不該是警政高層拿來宣揚的徽章,因爲它代表的是──

我們沒能守護那些被他們稱爲「最重要的弟兄」。

當我結束最後一班勤務,回到派出所時,我都會鬆一口氣。

每卸下一件裝備,就像放下一道重擔。

把槍放回槍櫃時,我會覺得這是今天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我沒需要用到它,真是太好了。

我可以在出入登記薄,寫下「退勤」這兩個字……但,有些人已經沒有機會退勤了。

【作者簡介】

王惀宇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二十八期、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現爲派出所警員,同時爲警察勞權運動者。長年研究第一線警察實務與新興公共行政理論,投書《蘋果日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三十餘篇,並受邀至各高中、大學講座,個人Facebook文章亦常被各界引用。碩士論文《制服掩蓋的血汗:基層警察的勞動困境與工作權保障》分析美、日、德各國警察勤務與法制,獲得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2021年度最佳學位論文獎碩士專班佳作。

從事第一線警察工作超過十年,經歷了各種人情冷暖,與其他警察同樣活在絕望中:社會對於警察的敵視、漠視、無視,以及警察系統自身的黑暗,讓一切的犧牲成爲必然,而後被大衆所遺忘。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爲什麼我們只能這樣?」「在成爲警察之前,我們不也是人民嗎?」他開始想要去改變這一切:寫文章議論警政時事、公開露面接受媒體採訪……不知不覺,自己被其他人抱着期待、被其他人抱着憎惡。但無論別人怎麼看待,他始終沒有變過,還是那個活在夢魘中的小小警員,與自己的絕望不斷掙扎着。

爲了讓悲劇不再發生,爲了讓遺憾成爲過去,爲了讓苦痛得到救贖,爲了讓記憶留下紀錄,他拿起筆,記下自己的聲音、寫下他們的故事,想要改變五十年來未曾動搖的歷史共業,希望讓社會更瞭解警察、讓警察與社會重新連結。

錯誤應被改正、努力應得報償,想留給未來這樣的世界──這是一個一線三小警員由衷的期望。

《活得像個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寶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