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東西問》中國「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有何不同？（沈斐）

2020年8月，在天津市西青區王穩莊鎮MAP示範農場萬畝稻田中，一幅主題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百年奮鬥目標」的稻田藝術畫吸引遊客前來觀光。（中新社）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目標之一，也是自古以來中國人的基本理想。2021年，大陸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明確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共同富裕」，還寫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與此相較，肇始於烏托邦的西方「福利社會」思想及其實踐也由來已久。

一個是中國的階段願景，一個是西方已經走過的道路，中國「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異同何在？中國又能帶給世界怎樣的全新答案？

爲此，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了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沈斐。

以下爲採訪實錄：

中新社記者：中國「共同富裕」和西方「福利社會」的發起背景和實質有何不同？

沈斐：進入馬克思主義視野可以看到，二者發起的背景和實質完全不同。

中國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一個環節，是在消滅了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之後，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級」階段的任務。它將進一步着力解決「好不好」的問題，通過共同富裕，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西方福利社會是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一個環節，目的是以拉動需求對治過剩性危機。它發端於20世紀20年代末以美國爲震中、席捲整個西方的「經濟大蕭條」。爲拯救美國，羅斯福出臺「新政」，以高額累進稅、社會保障政策和「計劃經濟」來縮小貧富差距、緩解勞資矛盾和重啓經濟。「新政」成功後，凱恩斯經濟學傳播開來。在戰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外部壓力下，歐洲開始推行國家福利政策，建成一批福利社會。

《資本論》第二卷深刻揭示了其實質：爲實現剩餘價值，資本的流通過程要求擡高工人工資，讓工人階級的需要成爲社會有效需求，讓大規模消費成爲資本週轉和循環的推動力——這後來成爲凱恩斯經濟學暗中依據的一條原理，也是福利社會建設的理論基石。

按照《資本論》中資本內在否定性的邏輯，福利社會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次自我否定——從自由市場中內生出政府幹預的要求，讓利潤至上的資本家階級「自覺犧牲」部分利潤以換取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運轉。

中新社記者：以「高福利」爲標識的西方福利社會制度爲何頻遭危機？

沈斐：福利社會一度緩和了貧富差距，克服了過剩性危機，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

20世紀70年代西方社會爆發的滯脹危機是福利制度運行遭遇的一次重大危機。「高福利」意味着高工資，與資本家追逐高利潤天生矛盾。因此資本家用兩種方式對抗「高福利」：一是大量企業外遷，尋求海外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市場，導致西方實體經濟「空心化」；二是企業股份化發展，轉向利潤率更高的虛擬經濟領域，致使資產價格虛高。二者疊加，引發「滯脹」。

爲克服「滯脹」，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讓福利制度再遭危機。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否定凱恩斯主義，抽掉了「高福利」的理論根基；在政策上又削減「高福利」，導致西方福利制度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停步不前。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金融化發展，又引爆了2007年次貸危機和2008年歐債危機，讓西方「高福利」更加捉襟見肘，難以爲繼。

而福利社會「高福利」的根本目的是爲了推動大衆消費以解決過剩問題，這讓西方步入「消費社會」，問題叢生：一是大規模消費和過度生產造成濫用資源、環境污染等生態危機；二是把人變成消費機器，造成物化的、片面發展的人；三是「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供給」幾乎都集中在物質層面，即便是教育、假期等也是暗中爲消費服務，造成了物質與精神的發展失衡。

中新社記者：中國此次提出的「三次分配製度」，與西方國家的分配製度有何不同？

沈斐：西方的三次分配與稅收激勵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有很大關聯。在不少西方國家，若主動捐贈收入所得，即可免除部分收入所得稅，或享有社會保障方面的某些優待。因而西方的慈善捐贈行爲，固然有宗教、道德、倫理的社會土壤，也不乏避稅、利益輸送、收買人心等經濟和政治利益的考慮。

中國的「三次分配製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相聯繫，不僅是先富帶動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也是完善分配體系、促進社會公平的探索。改革開放40多年，對於先富的羣體，在其自願的情況下，理應打開通道，爲其社會責任轉向提供便利。從這個角度看，今天提出三次分配正當其時。

也因此，一些研究將中國與西方簡單比較，得出中國的慈善捐贈活動還很不夠的結論，是不科學的。

中新社記者：實現共同富裕被稱爲是全球性的治理難題，中國信心何在？

沈斐：這一全球性治理難題對西方和中國來說性質完全不同。

資本主義天然要求「相對貧困」，要有人失業，經濟纔有效率。因此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生產財富的同時也製造貧困。對資本主義來說，縮小貧富差距不過是發展的權宜之計，談共同富裕無異於「與虎謀皮」。

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必須也必定能夠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全新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共同富裕的第二步。

可以說，西方走向福利社會，是資本主義迫於發展壓力的自我革新，過程非常痛苦曲折；而中國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一以貫之的自覺奮鬥和追求，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中新社記者：實現共同富裕，對中國來說挑戰何在？

沈斐：挑戰在於能否實現全社會價值觀的轉型。

與資本主義以「資」爲本、用錢衡量一切的價值觀不同，中國的共同富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爲取向，以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以及自主性、創造性、自我實現的程度爲價值尺度，將發展的目的迴歸人本身，而不僅聚焦經濟增長。

共同富裕的內涵遠超物質層面，因此不能簡單量化考覈。在建立以人本價值觀爲基礎的多元價值衡量標準體系方面，我們還需繼續探索。

此外，中國經濟的飛躍最初發生在法制、政策尚不健全的社會轉型期，因此更應關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初次分配」，通過健全完善法治、政策形成以按勞分配爲主體的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分配體系，從根本上消除各種不是憑藉勞動、管理和創新產生的牟利行爲。

中新社記者：西方福利社會發展已有近百年曆程，是否有經驗可供參考？

沈斐：西方一些先進制度和政策，如不同發展階段的稅收及稅收激勵體系、慈善捐贈的信託制度體系，及其在運作中積累的經驗教訓，值得學習借鑑。

如《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主張增收財產稅和資本稅以降低資本收益的份額，提高勞動者收入比例；又如今年3月美國桑德斯聯合民主黨參議員提出的《爲了99.5%法案》，揭露了「信託是美國富人規避稅收，實現財富代際轉移的重要手段之一」，這對於中國完善信託法律制度、加強非營利組織和基金會組織工作制度有警示意義。

我們還需警惕「福利社會陷阱」，即與消費社會伴生的經濟與社會、物質與精神的撕裂和片面發展。20世紀50、60年代，「戰後嬰兒潮」的年輕人將精神寄託在以迷幻藥、搖滾樂爲特徵的嬉皮士文化中；滯脹危機後，西方人用「新社會運動」這種虛幻的形式來實現自己物質滿足後的政治、社會、文化等需求，形成了「白左」的政治正確。對中國來說，共同富裕是「五位一體」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願景。這一點上，福利社會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本文來源：中新社「東西問」專欄，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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