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閃電般耀亮
——高君宇
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
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尚德，字錫三。山西靜樂人。五四運動時爲北京大學學生會負責人。1920年與鄧中夏共同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當選爲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第二、三屆中央委員。1925年在北京病逝。
在社會變革中深思
在北京城南陶然亭湖畔，有一座帶有鮮明的五四時代特色的青年男女擁肩而立的雕塑，石雕後那個林木蔥蘢的土丘前赫然並立着兩塊漢白玉石墓碑——這裡便是革命先驅高君宇和他摯愛的戀人石評梅死後合葬的墳冢。
高君宇，1896年12月22日出生在山西靜樂縣峰嶺底村（現屬婁煩縣），這裡雖然是汾河岸邊的一個依山傍水、風景美麗的山村，但黑暗的舊中國，生活在這裡的農民卻人全國受難的人民一樣，過着非常悲慘的生活。高君宇出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晚清時代，他耳聞目睹了帝國主義列強和腐敗的清政府給中國人民帶來的重重災難。當他到了懂事的時候，也親身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等巨大變革。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被清政府和八國聯軍鎮壓下去了，但義和團的餘部仍在太原周圍活動，義和團英勇抗擊敵人的事蹟還在民間廣爲流傳，使高君宇從小就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
少年時代，高君宇受到同盟會會員的父親高配天的影響，在幼小的心靈裡播下了反帝愛國的火種，接受到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啓蒙教育。1909年，高君宇與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靜樂縣高等學堂。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高君宇和哥哥都十分贊同辛亥革命，當剪辮子風氣傳到靜樂縣城的時候，他和哥哥首先剪了辮子。當時有人驚恐地問他：“清朝皇帝回來了怎麼辦？”高君宇笑着反問：“要是革命黨來了又怎麼辦？”在他的帶動和說服下，許多人都剪掉了辮子。
1912年春，高君宇懷着“立意深造”的熱望，來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在同學中，他年齡最小，但他勤學好問，成績優異，尤以國文見長，“所作詩文，多有奇氣”，常被先生推薦“貼堂”，同學們爭相傳抄，視爲範文。他被學校列爲品學兼優學生，以“十八學士登瀛洲”而享譽省城。他除了完成課業之外，還大量閱讀進步書刊，受到了進步思想的薰陶。當時，山西省立一中是山西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在這裡閱覽了孫中山、章太炎及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的著作。
1915年後，《晨報》、《申報》和《新青年》等報刊，更是他每日必讀的報刊。他經常和進步同學討論國事，“舉動甚軒昂，言談亦卓犖不凡”，深受師友的讚賞。他還認真閱讀了世界著名作家海涅、歌德、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並把海涅“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詩句抄錄下來作爲言志詩。
辛亥革命雖然趕跑了皇帝，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但是廣大農村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動。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階級的統治依然如故建立在這種舊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機器，只是換了一塊民國的招牌而已。原來對辛亥革命抱有幻想的高君宇逐漸認識到了這一點。有一年，晉西北遭遇大早。高君宇在假期返鄉途中目睹農村經濟破產的慘景，逃荒的饑民、剝光皮的樹舉目皆是。回到故鄉，幼年時一起玩耍的好友，或背井離鄉，或忍飢挨餓，掙扎在死亡線上。他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
嚴酷的現實，打破了他對辛亥革命所抱有的幻想，他懷着拯救同胞的願望，向家中索取了大量銀元和衣服、被褥，用驢馱着沿途分送給窮苦農民。但是，這隻能資助爲數不多的難民，而廣大的人民依然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又有什麼用呢？
1915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並要求“迅速商議解決，並守秘密”。這一“條約”理所當然遭到愛國志士和人民羣衆的強烈反對。殊料，袁世凱公然違揹人民意願，出賣國家主權，竟於5月9日接受了這一賣國條約。“二十一條”，激起全國人民的反抗，高君宇從歷史老師處得知這一消息時，義憤填膺。他在太原積極參加了反對袁世凱賣國條約的遊行示威，並將《袁氏盜國記》等反袁書籍寄回家中，告誡父老兄弟，要關心國事。1916年袁世凱復闢稱帝后，高君宇更是抱定以“丹心碧血，染吾黃帝以降列祖列宗光榮歷史之末負”之決心，秘密組織同學印發傳單，組織集會遊行，上街頭演講，積極聲援蔡鍔等人發起的護國反袁鬥爭。他曾滿懷信心給家中人寫信，稱“洪憲過不了百日”。
成長爲革命先鋒
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中國又陷入了軍閥混戰、分崩離析的局面，人民被推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難之中。中國向何處去？成爲廣大愛國青年門夜思索的問題。就在這時，高君宇中學畢業，他爲繼續尋求救國真理，毅然奔赴北京，考入了新思潮狂瀾翻卷的北京大學，進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學習。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李大釗爲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研究中國社會。高君宇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很快成爲思想激進的青年領袖人物。同時，北京大學是中國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高等學府。1917年1月，蔡元培從海外回國任北大校長後，提倡“兼容幷包”、“學術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針，使北大成爲新思潮蓬勃發展的園地，新舊思想激烈交鋒的前線。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使尋求救國真理的高君宇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在課餘廣泛閱讀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各種刊物，認真研究各種主義。其中，對他最有吸引力的是《新青年》，他熱烈贊同《新青年》所提倡的反對舊禮教的主張。在《新青年》和其他進步刊物的影響下，他的反封建思想愈加成熟。
在北京期間，高君宇目睹了社會制度的腐朽和帝國主義的恣意橫行，救國心情愈加迫切。但是，救國的道路在哪裡？對於這個嚴峻的問題他依然找不到一個理想的答案。就在這彷徨苦悶之時，他於1918年秋結識了李大釗，並從李大釗那裡，他第一次瞭解到十月革命，借到了介紹社會主義的小冊子。此時，以救國爲己任的高君宇，彷彿在黑暗中前行而突然見到一線光明，心情十分激動。由此，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並重新考慮中國的問題。
1918年5月，北洋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賣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首先是留日學生在日本發動遊行示威，當這一愛國行動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後，留日學生遂罷課歸國，以示抗議。當留日學生代表李達、黃日葵等抵達北京時，高君宇、鄧中夏等北大學生立即趕往前門車站迎接。接着，他們共同商討了行動計劃。會後，高君宇等熱血青年四處奔波，積極串聯，很快組織起北京大學、高等師範等校的2000多名學生，於5月21日在新華門前舉行了五四運動的預演——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這次鬥爭雖然由於學生缺乏政治鬥爭經驗而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卻使學生們進一步認識到組織起來的必要性。
不久，高君宇和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張國燾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組織了學生救國會（最初名叫“愛國會”），並於同年10月正式成立了國民社，並出版了具有反帝愛國色彩的《國民》，揭露和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而高君宇則在編輯《國民》方面“起過很大作用”。在創辦《國民》的同時，他還參加了新潮社，併爲《新潮》雜誌撰寫白話文章，宣傳新思想。他是新潮社最早的會員之一，在改選三屆職員時，當選爲幹事部幹事。 1919年2月初，北京大專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高君宇被推選爲北大學生會負責人。
4月30日，“巴黎和會”山東問題失敗的消息傳來，北京學生震驚了，高君宇和其他《國民》雜誌社成員當天下午就在西齋飯廳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行動部署。5月1日李大釗在《五一雜感》一文中鮮明地提出“直接行動”的問題題，高君宇和鄧中夏、黃日葵等深深感到只靠宣傳、出版、教育等行動已經不能滿足當前鬥爭的需要，他們堅決贊同發動羣衆，採取愛國行動。他們奔走呼號，迅速將這一口號傳播到北京各大專學校學生中去，聯絡各校學生。一場大的革命風暴在醞釀之中!
五四運動爆發，作爲骨幹分子的高君宇帶領青年學生勇敢地衝破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攔，奔赴天安門廣場，參加遊行示威。遊行羣衆沿途高呼“還我青島”、“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反動軍警聞訊趕來，逮捕了32名學生和市民，高君宇立即協助李大釗爲營救被捕人員而奔走。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高君宇作爲北大代表，參加了學聯領導工作，爲喚醒民衆，而積極奔走。其間，他曾赴津發動抵制日貨，並寫信向太原學生介紹北京的鬥爭情況，還把進步書刊寄回山西省立一中。在高君宇的熱情指導下，山西省立一中學生聯合山西大學、太原第一師範、太原農業專門學校、太原法政專門學校成立山西學生聯合會，組織各校愛國學生3000餘人，於5月7日在太原舉行集會，並開展示威遊行，一致表示“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辱”，有力地聲援了北京學生的愛國鬥爭。爲了進一步推動山西學生運動，當年6月，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高君宇等回晉進行指導，發動山西學生參加全國學生統一行動，山西學生愛國鬥爭的烈火更加迅猛地燃燒起來。
當時，高君宇還參加了平民教育講演團和新潮社等進步學生社團，辦刊物、做講演、組織愛國學生和發動民衆鬥爭，宣傳新文化、新思想。在這場鬥爭中，高君宇因奔波不息，積勞成疾，曾兩次吐血，但“宇之志益堅，宇之猛烈益甚”，被譽爲“五四運動之健將”。1920年3月，高君宇在李大釗的指導下與鄧中夏等18人秘密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與其他會員一起籌辦了附屬研究會的圖書館，命名爲“亢慕尼齋”（共產主義的譯音）。這時，高君宇開始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逐步成長爲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同年10月，繼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之後，李大釗等也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高君宇是其最早的成員之一。11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了《勞動者》週刊，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並號召革命知識分子要積極從事實際活動。高君宇和鄧中夏等根據組織的指示深入工人中，大力開展秘密的革命活動。
這年11月，在李大釗領導下，高君宇、鄧中夏、何孟雄、繆伯英、羅章友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參加成立大會的有40多人，高君宇被選舉擔任書記。
回家鄉播火種
1921年4月下旬，高君宇受陳獨秀委託，回山西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到太原後，在山西省立一中多次召集賀昌、王振翼、李毓棠、武靈初等衆多進步青年座談。在一次討論人生觀問題的座談會上，高君宇駁斥了當時閻錫山散佈的誤導大衆的理論以
及一些無政府主義觀點。他說：一個有爲的青年必須有正確的人生觀，只有這樣，他才能實現報效國家、造福人民的宏願。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種主義中，一定要深思熟慮，認定一條正確的道路，絕不要隨波逐流，步入歧途。高君宇瞭解到無政府主義在太原的流傳及其危害情況，當即對其反動性予以揭露。
高君宇在逗留太原的短短几天裡，多次和進步青年商談建立革命組織的問題。經過他耐心細緻的工作，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於1921年5月1日正式成立。高君宇主持了太原青年團的第一次會議，會議推舉王振翼爲組長。高君宇還爲團組織擬定了明確的宗旨：“喚醒勞工，服務社會。”
爲了使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有一個宣傳革命思想的陣地，高君宇和賀昌、王振翼等改組了五四後期爲宣傳新思想而創辦的《平民》週刊編輯部。該刊在揭露閻錫山對山西巧取豪奪的罪行，反映人民的疾苦，抨擊胡適、江亢虎在太原散佈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謬論等方面旗幟鮮明、頗有說服力，引起閻錫山的嫉恨，1922年5月被勒令停刊。高君宇得知此事後，把《平民》週刊編輯部遷到北京，親自主持編印，然後由鐵路工人秘密運回太原，繼續發揮它的戰鬥作用。
高君宇在太原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後，就回到北京。這年七八月間，他委託北大學生王昉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親之機，幫助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動進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資創辦了晉華書社，經銷《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以及《新青年》等大批革命書刊，成爲山西第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據點。後來，當他得知晉華書社因經費困難無法維持時，便奔走於京、津等地籌措資金，使書社得以堅持下去。由於書社的影響日益擴大，終爲閻錫山所不容而被查封，但它已在山西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來到十月革命的故鄉
1922年1月，根據黨的決定，高君宇和張國燾、王盡美、鄧恩銘等中國共產黨代表、各民衆團體代表54人赴蘇參加了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各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並留蘇學習訪問了一段時間。
在出國的半年多時間裡，高君宇像海綿吸水一樣在這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吸取着豐富的營養。會上，他傾聽了兄弟黨代表的發言，並見到了偉大的列寧，這一切都使他興奮得夜不成寐，他如飢似渴地學習共產主義理論，研究蘇聯和各國革命經驗，並和蘇聯及各國同志一起暢談革命。當時，全球帝國主義代表聚集華盛頓，協議宰割弱小民族，高君宇和兄弟國家代表一起探討了國際形勢，受到很多啓發。
會議期間，列寧曾帶病接見了中國共產黨和產業工人代表。列寧和藹可親地談論中國問題，列寧明確地指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列寧親切地勉勵中國代表，要廣泛團結其他各階層的人民，推動中國革命不斷前進。最後，他充滿深情地說：“中國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燦爛的！”列寧那精闢的分析、深刻的闡述，深深地吸引着高君宇，使他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充滿了希望。
由於連續幾年的戰爭，當時蘇聯經濟十分困難，糧食供應很緊張。全國上下都吃着黑麪包。在一次參觀列寧辦公室時，他們親眼看到列寧也毫不例外地過着這種艱苦的生活，列寧辦公室的抽屜裡還有小塊吃剩下的黑麪包。陪同參觀的人員介紹：列寧常常通宵達旦地辦公，在無暇吃飯時，就喝點開水，吃些黑麪包，邊吃邊工作。代表們聽了介紹，十分感動，高君宇十分敬仰列寧的偉大人格和高尚品質。
會議期間，高君宇和代表們還參觀了工廠、學校、部隊、農村，並參加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的義務勞動。高君宇親眼看到蘇聯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在戰爭廢墟上重建家園的景象，使他不僅對蘇維埃政權有了極其深刻的認識，而且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豐富了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感性認識。
1922年4月，高君宇等人爲了避開白匪的襲擊，取道柏林、巴黎，從海路回到北京。回國以後，高君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認識產生新的飛躍，進一步意識到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爲宣傳貫徹遠東會議精神而積極奔走。
5月5日，高君宇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與蔡和森、張太雷等代表一起制定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綱，當選爲第一屆團中央執行委員。7月16日，他參加了黨的二大，當選爲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戰鬥在《嚮導》編輯部
高君宇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的活動家，還是一個傑出的理論家。他有雄辯的口才和出色的寫作能力。他對各地語言懂得很多，講起話來十分吸引人。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淺出，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嚴密的邏輯性。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出版黨的機關刊物《嚮導》。會後，高君宇根據決定，和蔡和森投入籌備工作。9月份，《嚮導》週刊正式出版發行。高君宇便和蔡和森一起，開始了《嚮導》的編輯工作。這時，他已經成爲一個較爲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編輯《嚮導》、進行大結革命活動的同時，他以反帝反封建爲宗旨，結合國內外大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縱談古今，評述中外，文鋒犀利，筆力雄健，在黨內外引起很大反響。
高君宇在《嚮導》上發表了不少介紹十月革命，介紹各國革命經驗的文章、消息，回擊了國內外階級敵人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的誹謗和攻擊，擦亮了人們的眼睛，堅定了革命者堅持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是我國工人運動史上第一次**，發生了震動全國的“二七”大罷工。在此期間，高君宇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協助李大釗進行了領導工作，並在《嚮導》、《工人週刊》發表文章，以其鋒利的筆觸揭露了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兇惡嘴臉，熱情歌頌了人階級的鬥爭精神，指明工人運功的方向。他指出：“中國工人是世界上受壓迫和掠奪的奴隸。近兩年來，他們蓬篷勃勃的罷工運動，完全是他們慘苦境遇的反映。”指出“中國除了打倒軍閥與官僚，別無解放出路”。他提醒人們：“打倒軍閥與官僚，要人民自己武裝起來才能打倒，絕不是利用一派軍閥打倒另一派軍閥可以達到目的的。”他深刻揭露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關係，指出：“中國軍閥戰爭，每次莫不有帝國主義在背後操縱利用……帝國主義之所以各扶助一派軍閥，並不是有深惠特愛於某一派軍閥，是要藉助所扶助的軍閥的勝利，造成外國在華優越之地位。”
在“二七”大罷工時，高君宇在長辛店直接領導工人運動。“二七”慘案後，他又連續寫文章揭露軍閥鎮壓工人的罪行。高君宇還參加編撰出版了控訴軍閥罪行的《二七工人流血記》一書，並親自爲該書寫了後記。這篇後記總結了“二七”罷工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在工人中加強黨的建設，重新組織工人階級隊伍的重大問題。在工人運動處於低潮的艱苦環境中，高君宇既看到了“屠殺我們的軍閥更描暴了”，又看到了“爲自由而奮爭”的工人“是何等勇敢”，鼓勵工人“應當比過去還勇敢努力”。他寫道：“我們決不灰心！我們從事的是一個很長遠的戰爭，這回失敗不過是我們開場的短暫而且小挫折罷，我們決然要繼續這個戰爭，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這些文章像鋒利的匕首投向帝國主義和軍閥，因此，曹錕、吳佩孚多次下令緝捕他。高君宇多次更換筆名，繼續發表極具戰鬥力的文章。
《嚮導》週刊從創刊以來，一直受到反動軍閥的破壞，印刷廠設在偏僻小巷，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編輯部多次因敵人搜查而被迫搬遷，高君宇機智地逃脫敵人的搜捕。當時由於黨的經費困難，《嚮導》在出版中困難重重，高君宇將自己生活費的大半拿出來，作爲編輯的活動經費。自己卻穿着夏布大衫，吃的是粗茶淡飯，過着艱苦樸素的生活。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於高君於等人嘔心瀝血的工作，《嚮導》爲傳播革命思想貢獻了巨大的力量，被讚譽爲：“筆底驚雷萬鬼哭，天昏地暗一星赤”。
山西脫險
1923年，高君宇參加了黨的三大。會後，擔任了黨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國共兩黨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宣告正式建立。3月，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成立，高君宇任總務股主任。5月，擔任中共北京區委執行委員的高君宇受中共北京區委指派，返回山西籌建黨組織和籌劃山西地區國共合作事宜。
高君宇到太原後，秘密住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學的青年學會裡，加緊進行建黨活動。高君宇瞭解到：經過革命鬥爭考驗的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已發展成爲組織領導山西青年運動、工人運動的先鋒軍，並由原來的一個團小組發展成爲9個團支部、團員60餘人，而且鬥爭不再侷限在學校範圍，在工廠、礦山都播下了革命的火種。於是，高君宇在共產黨員李毓棠、傅懋恭（彭真）的協助下，開始對團組織中的骨幹分子一一進行考察，侯士敏、潘恩溥、張叔平等被吸收爲新黨員，還召開了共產黨太原小組成立會議。
在會上，高君宇代表中共北京區委講了話。他首先講了在太原建立黨組織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詳盡地闡述了黨章、黨綱。談到當前的任務時，高君宇指出，當前黨小組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籌劃山西的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以開展工農運動，開創國民革命的嶄 新局面。最後，他宣佈中國共產黨太原小組正式成立。
1924年夏，經中共北京區委批准，中共太原支部正式成立。高君宇在幫助建立太原黨組織時，帶來了一份《旅莫支部會議記錄》。新成立的太原黨支部就以旅莫支部爲榜樣，召開黨員會議，嚴格組織生活，定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到工廠中參加工人運動，在革命鬥 爭中經受鍛鍊和考驗。
不料，高君宇在太原的行蹤被閻錫山的密探發現，閻錫山立即下令緝捕。高君宇在羣衆的掩護下，化裝成火車司爐，機警地離開了太原。事後，老奸巨猾的閻錫山又僞善地託人轉告高君宇說：“我是故縱不捕。”
高君宇從山西脫險後，經上海轉赴廣州，後擔任了孫中山先生的秘書。10月10日，廣州商團突然發動武裝叛亂。高君宇遵照孫中山的討伐令，與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共同指揮平叛鬥爭。他乘指揮車，冒着槍林彈雨，深入前沿陣地，指揮作戰，最終，把 商團的叛亂活動全部鎮壓下去。
悽婉的愛情
高君宇的革命生涯驚心動魄，而他與戀人石評梅的愛情則悽婉動人。石評梅原名石汝璧，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因自幼酷愛梅花，後來改名“評梅”。父親石銘是清末舉人，石評梅從小受到父親的嚴格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1919年秋，石評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院。她一方面在女高師勤奮學習課業，一方面開始創作詩歌和散文向各報刊投稿。後著有《濤語》、《禱告》、《偶然草》等作品，成爲著名的青年女作家。她的詩歌和散文悽婉而真切，與冰心、林徽因等齊名。
當時，北
京有個山西同鄉會，是旅居北京的山西人節假日聚會的場所，高君宇常去那裡演講。1922年春的一個假日，石評梅走進山西同鄉會大廳，正好碰上高君宇的演講。高君宇關於科學、民主、自由問題的演講，句句說到了石評梅的心坎裡，她確認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知音。
其實，高君宇曾經是石評梅父親石銘的得意門生。那時候，老師身邊那個“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的小女孩並沒有引起他太大的注意。沒有想到若干年以後，在北京的一次山西老鄉的聚會上，他再次見到小師妹時，小師妹已經長成大姑娘了——白衣黑裙、眸子閃亮，高君宇差點認不出來了。
同鄉會後，石評梅和高君宇的一席交談，使彼此互萌了敬重之心。高君宇常邀石評梅到陶然亭去聽關於工人運動和婦女解放的演講，有時也相約來到陶然亭湖畔散步。
在交談中，他們發現彼此之間有着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負，而面對動盪的社會和不可預知的國家未來，他們也會有相同的苦悶與彷徨。石評梅曾經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傾吐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這樣寫道：“我很信換一個制度，青年們在現在社會享受到的悲哀是會免去的——雖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決心來擔負我應負改造世界的責任了。這誠然是很大而煩難的工作，然而不這樣，悲哀是何時終了的呢？我決心走我的路了。”
這些文字令石評梅感受到希望與力量，她不但視高君宇爲知己，更將他當作自己精神上的師長。而此時的高君宇已經認定，石評梅是一個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愛情的歸宿。
1923年夏，石評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師的學業，受聘於母校的附屬中學，擔任國文教員和體育教員。這年秋天的一個傍晚，石評梅接到了正在北京西山養病的高君宇以“天辛”的化名寫的一封信。剛剛拆開，一片香山紅葉悄然飄落。她撿起來仔細一看，上面寫着兩句詩：“滿山秋色關不住，一片紅葉寄相思。”
石評梅寂靜的心絃被撥動了。當時，她剛剛從一次痛苦的愛情中解脫出來。原來，她孤身在北京求學的時候，父親曾經託他的學生吳念秋照顧她。當時吳在北大上學，與高君宇同年級。吳念秋關心她的生活，與她一同讀詩、寫詩、評詩，贏得了她的愛。可後來石評梅發現，吳念秋已是一個有妻室兒子的人，這對她的打擊太大了。在與吳念秋分手後，她下了一生獨身的決心。
剛從一段傷心的感情中脫身出來，又有一份感情襲來。這時，石評梅猶豫了。在所夾的信中，高君宇坦率地說明了自己的處境：第一，他在鄉下有一個父母包辦婚姻的妻子；第二，他是中共最早的五十幾個黨員之一，而且當選爲中央委員，他選擇的是一條危險的政治道路；第三，他身患了在當時看來難以治癒的肺病。
原來，高君宇還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他的父親高配天曾給他娶過一個名叫李寒心的農村媳婦。高君宇在太原讀書和上北京大學後，多次給其父親去信，爲了兩個人共同的幸福請求離婚，並懇求“釋放此可憐女子”，但是父親每次回信都嚴詞拒絕。
儘管石評梅心裡也很喜歡高君宇，她也不在乎他在信後面的兩點，但是鑑於自己慘痛的經歷，她表示：“寧願犧牲個人的幸福，而不願侵犯別人的利益，更不願拿別人的幸福當作自己的幸福。”最後她狠下心來，提筆在紅葉背面寫了一行字：“枯萎的花籃不敢承受這鮮紅的葉兒。”並回寄給高君宇。
高君宇接到石評梅退給他的紅葉題字後，雖然心中有些黯然，但並未失去對她的希望和執著追求，依然癡心不改。他一如既往地關心她，約她參加一些活動，結交一些工人朋友。這讓石評梅很感激。
1924年5月，高君宇爲躲避追捕，秘密回到家鄉峰嶺底村。爲了解除家庭包辦婚姻的困擾，他與原配夫人李寒心進行了一次深入的長談，徵得對方同意離婚。6月24日，又給在靜樂神峪溝的岳父李存祥寫了一封要求解除婚姻的信。
李存祥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接到這封信後覺得高君宇說的句句有理，第二天就派人到峰嶺底村給高家捎去話，說根據孩子們意願，同意他倆離婚。
隨後，高君宇給石評梅寄了一封長達20頁的雙掛號信，向她訴說了自己與李寒心解除婚姻關係的經過，並再次表達了自己對石評梅忠貞不渝的愛情。
石評梅接信後，內心更加苦惱。她在日記中寫道：“接到君宇信，詳敘到家後情形，洋洋灑灑，像一篇小說，他已得到她的諒解，而且粉碎了他的桎梏，不過他此後恐怕連禮教上愛的人也沒有了，我終究是對不住他。”石評梅給高君宇寫了回信，勉勵他努力於自己的事業，對他的一顆心仍沒有接受：“我可以做你唯一的知己，做以事業爲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讓我們保持‘冰雪友誼’吧，去建築一個富麗輝煌的生命!”
高君宇不願放棄，再次給石評梅寫來長信，表明了革命者對待事業和愛情的態度。信中說：“從此我決心爲我的事業奮鬥，就這樣飄零孤獨度此一生。”“我是有兩個世界的，一個世界一切都是屬於你的。我是連靈魂都永禁的俘虜；爲了你死，亦可以爲了你生。在另一個世界裡，我是不屬於你，更不屬於我自己，我只是歷史使命的走卒。不如意的世界，要靠我們雙手來打倒!”
爲了表明自己對石評梅的愛情之忠貞，高君宇到廣州後特意買了兩枚象牙戒指，一枚連同平定商團叛亂時留下的子彈殼寄給北京的石評梅作爲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這一次，石評梅終於打開了自己的心扉，把戒指戴到了自己的手上。然而，她不知道，上天留給他們的時間只有幾個月了……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驅逐清廢帝溥儀出宮，並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13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在高君宇的陪同下，毅然離粵北上，經香港到上海，取道日本，12月4日到達天津。
當時孫中山因肝癌病重滯留天津20多天，此期間，高君宇受周恩來委託特意看望了鄧穎超。後來，鄧穎超在一篇文章中回顧這段往事時說：“高君宇同志作了我和周恩來同志之間的熱誠‘紅娘’，而恩來同志又做了我得見君宇同志的介紹人。”
不久，高君宇隨孫中山到了北京。一路勞頓，使他的肺病復發，咯血不止，到北京後即被迫住進德國醫院（現北京醫院）治療。石評梅得悉後，經常前去探視。每次探視高君宇，她都會帶來一束心愛的紅梅。有一次，高君宇睡着了，石評梅就給他寫了張紙條：“當梅香喚醒你的時候，我曾在你的夢中來過。”
當病情稍有好轉時，高君宇就要求出院，德國主治大夫可棣只好答應了他的要求，但囑咐他：“出院後一定要靜養6個月，不然是很危險的。”
出院後，爲了安全，黨組織安排他住在德國醫院附近的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並派專人進行護理。在這裡，高君宇與前來探望的趙世炎等人多次交談，共同籌劃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有關事宜。在促成會籌備工作的緊張時刻，他明知自己身體上的“數架機器不堪耐用”，但還是忘我地投入工作。
1925年的農曆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場大雪。高君宇和石評梅又一次來到了南郊陶然亭。
陶然亭畔葛母墓旁，是一片背依樹林、面臨蘆蕩湖水的空曠雪地。高君宇向石評梅說起在廣州當孫中山秘書時和各軍閥鬥爭的舊事，忽然一陣激動：“評梅，你看北京這塊地方，全被軍閥權貴們糟蹋得烏煙瘴氣、骯髒不堪，只有陶然亭這塊荒僻地還算乾淨了!”他指着亭子旁邊的一塊空地對石評梅說：“評梅，以後，如果我死，你就把我葬在這兒吧!……” 本來高興的石評梅，一下子又落入了傷感，不知拿什麼話來安慰高君宇。
1925年3月1日，國民會議促成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高君宇被推舉爲代表，帶病出席。3月2日，他腹痛難耐，並伴有發燒、噁心、嘔吐等症狀，但仍然堅持開會。
到了4日，高君宇實在支持不住了。他的弟弟高全德把高君宇送到協和醫院，大夫馬上進行了診斷。初步診斷結果是急性闌尾炎，需要馬上開刀。於是，高君宇自己在手術單上籤了名字。
石評梅聞訊立即坐車趕往協和醫院，她找醫生詢問病情，醫生只是嘆息道：“太晚了，太晚了。不過我們正盡力搶救。”的確，到醫院治療太晚了，高君宇因爲急性闌尾炎發作，還併發腹腔膿腫和敗血症，於3月6日凌晨0時25分病逝，年僅29歲。在高君宇的遺物中，石評梅找到了當初那片寄情的紅葉，上面字跡依然，只是中間已經枯乾了，裂了條縫。捧着這片紅葉，石評梅心如刀割：“紅葉縱然能去了又來，但是他呢，是永遠不能再來了!”
高君宇逝世以後，《嚮導》、《中國青年》、《北京大學日刊》等紛紛發表悼念文章，哀悼這位中國青年革命的健將。3月29日，中共北京區委在北京大學舊址學院的禮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李大釗、鄧中夏、王若飛、趙世炎、鄧穎超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等領導人送了花圈。
那天，石評梅因爲悲痛過度而暈厥了幾次，因此未能參加追悼會。不過，在追悼會現場，石評梅撰寫的輓聯和輓詞格外引人注目，其中輓聯是：“碧海青天無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就高君宇安葬事宜，黨組織徵求石評梅的意見，石評梅依高君宇生前的願望，將墓地選定在陶然亭葫蘆小島北部錦秋墩的北坡下。爲了避免北洋軍閥政府的干涉，組織上決定喪事完全以石評梅和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的名義安排。
石評梅親手在墓碑上寫下高君宇曾寫在自己照片上的言志詩作爲碑文：“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她還寫道：“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的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並在墓的四周種了百餘株松柏。
石評梅還寫了大量的有關詩文，其中《墓畔哀歌》表達出她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淚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綴織成繞你玉頸的圍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顆一顆紅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愛心。我願意燃燒我的肉身化成灰燼，我願放浪我的熱情怒濤洶涌，讓我再見見你的英魂。”
此後，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前，經常會有一位憔悴女子在每週末風雨無阻前來祭弔，用她的淚水澆灌高君宇墓前的花草。
她太悲傷了，也太勞累了……她嬌弱的身體終於抵擋不住疾病的侵襲，患上了急性腦膜炎，被送進協和醫院搶救。
1928年9月30日，年僅27歲的石評梅因病醫治無效而離開了這個世界。臨終前，她的手上仍舊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
“生前未能相依共生，願死後得並葬荒丘”，這是石評梅生前的心願。朋友們便將她葬在了高君宇的旁邊，墓碑上刻着“春風青冢”四字，讓這對戀人得以在天國裡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相親相愛。後人稱之爲“高石之墓”。在許多青年人的心目中，這是純潔愛情的象徵：“粗沙糙石像猶真，日曬風磨歲月泯。情侶遊園當默禱，如斯相愛永青春。”他們生未成婚、死而合葬，演繹了一曲五四時期曲折而哀婉的化蝶故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