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與回憶
一切親歷都是真實的，一切回憶都是美好的。
當人到了耋耄之年，往往會對過去的事情產生懷念，無論好還是壞。過去的青蔥歲月，在生命的軌跡中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年輪，暈染上懷舊的色彩。
西柏坡，這個太行山下普通卻閃耀的小山村，遺留着太多人美好的記憶。只要一提起“西柏坡”三個大字，記憶的洪水便衝破閘門，毫無顧忌地涌了出來。毛澤東曾說，這裡是進京趕考的出發地；周恩來曾說，這裡是中國革命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鄧小平曾說，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便是在解放戰爭這三年；劉少奇在這裡與王光美結下伉儷之情；任弼時在這裡與兒子傾心交談……
還有許許多多的人，他們都曾在西柏坡親歷過一些事情。後來，他們又重新回憶起西柏坡的點點滴滴。
徐向前：參加西柏坡會議
徐向前，時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一兵團司令員。
西柏坡會議，即“九月會議”。這是他帶病參加這次盛會的一段回憶。
晉中戰役勝利結束後，我華北一兵團的中心任務是休整隊伍，厲兵秣馬，準備發起太原戰役，攻克閻錫山的最後一座“要塞城市”，徹底摧毀這位“土皇帝”的反動統治。
……
我的身體狀況不好，胸部經常疼痛，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只能勉強支撐工作。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很關心，來電要我去後方休息一下，並說有些事情要談。八月中旬，我從榆次動身，去石家莊，住進了從延安遷到那裡的和平醫院，先查身體。黃傑同志也在，專門照料我。醫生檢查的結果是，舊病有發展，消化和吸收能力極差，體質虛弱，需靜養兩三個月。但戰事那麼緊張、繁忙，住院可不是個滋味。九月初，我就出院去平山縣西柏坡，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九月會議”。
會議從九月八日開始，至十三日結束，共開了六天。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彭真、董必武及華北、華東、中原、西北的黨政軍負責同志。這是自日本投降後，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共有三十一人。解放戰爭期間，大家分別在各地作戰，重新聚首，自有一番欣喜、熱鬧的景象。
會議主要是根據解放戰爭轉入總反攻的新形勢，規定黨的戰略方針和任務。要求將全黨全軍的思想，統一到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建軍五百萬，大約五年左右（從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戰略軌道上來。會上，毛澤東同志作了報告，大家進行討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同志作了重要發言，最後由毛澤東同志講了結論性的意見。
……
此外，會議還討論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擴大黨內民主生活，健全黨委制，訓練和準備大批新區工作幹部，提高幹部理論水平，以及加強工會、青年、婦女工作等問題。
黨中央計劃解放戰爭第三年，殲敵一百二十八個旅左右。根據先北後南的戰略方針，先解決東北、華北、山東之敵，以便抽出半數以上的兵力向南推進，渡江作戰。規定我華北一兵團殲敵十四個旅（包括七月已殲敵八個旅在內），並攻克太原；二、三兵團殲敵十二個旅，配合東北部隊作戰。會議期間，我向毛主席彙報了我們攻打太原的設想。
中央領導同志很關心我的身體，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同志，都一再叮囑我注意休息和調養。我當時的自我感覺很不好，怕支持不了幾個月的時間，中途倒下來，完不成攻打太原的作戰任務。盤算來盤算去，最後找少奇同志談了談。他說：你的身體狀況中央很清楚，但現在實在抽不出人來，去頂替你。你先回石家莊住院，休息一下，爭取把太原打下來，再好好養病。
——摘自《徐向前回憶錄》
聶榮臻：和平解放北平
聶榮臻時任華北軍區司令員、平津戰役總前委之一。
1948年12月，平津戰役開始後，聶榮臻給西柏坡總部發電報，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打下天津以後，爭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澤東親筆簽署了回電，表示完全同意。
這是他對和平解放北平及爭取傅作義的回憶。
新保安、張家口之戰，斬斷了傅作義的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敵人從海上東逃或陸上南竄的可能性，我軍下一步的任務，是迅速攻克天津，切斷他們東逃、南竄之路，進一步孤立北平，最後解放北平。
爲此，華北第二兵團和第三兵團，結束新保安、張家口之戰以後，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滿懷着勝利的喜悅心情，又奉命踏上了新的征途，迅速開進到北平外圍，與東北第一兵團和第二兵團會師，嚴嚴實實地包圍了北平，積極進行攻取北平的各種準備。
同時，我東北野戰軍集中了五個縱隊二十二個師的兵力，決定由劉亞樓同志負責指揮，準備從速殲滅天津的敵人。
北平的地下黨組織，在劉仁同志領導下，爲了配合當時的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正積極進行着各種活動。他們利用各種關係，獲取了大量的情報，源源不斷地供給平津戰役指揮部，使我們對敵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們甚至通過傅作義的女兒、我地下黨員傅冬同志瞭解掌握傅作義將軍的各方面動態，勸她父親不要跟蔣介石走。
傅作義將軍的神態、言談、情緒變化，傅冬同志都能及時、準確地瞭解清楚。然後，每天通過地下電臺，向平津戰役指揮部報告。當時，敵人在東單修建了臨時飛機場，由於我地下黨電臺的報告和指示目標，我軍對這個機場進行了嚴密的封鎖。
幾十年來，我打過許多仗，能夠如此及時瞭解對方最高指揮官的動態，還是不多的。這對我們做出正確判斷，下定正確決心，進行正確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劉仁和他領導的地下工作的同志，確實是可欽可敬的。可是，就是這樣的一些好同志，卻在十年動亂中，有許多人被林彪、“四人幫”一夥迫害致死，或受到了嚴重的折磨，實在令人氣憤。
在接到北平地下黨同志發來的大量情報之後，我腦子裡轉着一個問題：如果我軍殲滅了天津的敵人，把傅作義將軍的退路堵死，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我這個想法，萌生在新保安、張家口殲滅戰之後。在此之前，我們與傅作義的代表在石家莊就有所接觸，我知道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已經有用軍政兩手解決北平問題的打算。現在，傅作義將軍賴以起家的王牌第三十五軍已經被我軍殲滅了，這對傅作義的打擊和震撼是極不尋常的。如果我軍再把天津攻下來，徹底打掉他逃跑的幻想，逼着他走上談判的道路，我認爲，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時機越來越成熟了。
我先同羅榮桓同志談了這個想法。我說，我們應該努力爭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這個文化古都免遭戰火的破壞，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損失。羅榮桓同志聽了以後，表示同意我的意見，在不放棄以戰爭解決問題的同時，爭取通過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
毛澤東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看了我發去的電報以後，回電表示完全同意。
……
這時候，平津戰役指揮部移到了薊縣的一個村子，選定離這個村子不遠的八里莊，作爲與傅作義代表的談判地點。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準確時間記不清了，從八里莊打來電話說，傅作義將軍的代表張東蓀先生，已經到達了那裡，一起來的還有周北峰先生。
我到八里莊見了張東蓀和周北峰。從他們的態度看，對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傅作義將軍並未下定決心，對方只是爲進一步摸底而來，摸清底細好回去彙報，以便由傅作義將軍作出抉擇。針對這個情況，我在這次談判中，着重講了形勢和政策，指出傅作義將軍除了放下武器，還能爲人民做件好事而外，別無出路。希望張東蓀先生回去以後，轉告傅作義將軍早下決心。
在張東蓀先生臨行前，我還特意告訴他，下次來，請傅作義將軍派他的全權代表來，我們可以談得具體一些。
一月十日，淮海戰役勝利結束，我軍殲滅國民黨軍隊五十五萬多人。傅作義將軍由陸上南逃之路已經被切斷了。
一月十五日，東北野戰軍迅速解放了天津，仗打得乾脆痛快，守敵十三萬多人被全部徹底殲滅。這對尚在猶豫中的傅作義將軍來說，又受到了致命的一擊。突圍南逃的幻想徹底破滅了，他不得不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
東北野戰軍解放天津之後，因爲要處理一些重要事情，我到天津去了一趟。那時候，黃克誠同志任市委書記，黃敬同志任市長。我在天津停留了兩三天，把一些重要事情處理完，又回到了平津戰役指揮部。
一月十六日，我軍向傅作義發出最後通牒，並限期做出答覆。
隨後，傅作義將軍的全權代表鄧寶珊先生來了。這時我們平津戰役指揮部，由薊縣移到了通縣。
鄧寶珊先生早就同我黨有一些接觸。傅作義將軍知道這層關係，這次就派他來談判了。
在第二次談判當中，比上次談得具體一些，對所規定的條件，商定了實施辦法，作爲初步協議，雙方都在上面簽了字。
鄧寶珊先生臨走的時候，我們交給他一封信，請他交給傅作義將軍，並派東北野戰軍作戰處長蘇靜同志，作爲我方具體工作人員同他一起進城。
這封信的具體內容，是經過集體討論決定，報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批准的。但是，由於中間人覺得措詞嚴厲，沒有及時交給傅作義將軍。
鄧寶珊先生回去以後，很快有了迴音。他們同意我方派代表進城談判，研究和平接管北平的具體事宜。於是，我方派了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同志進城談判。
一月二十日，傅作義將軍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條件，令其所屬的兩個兵團部，八個軍部，二十五個師，共二十多萬人，於一月二十二日起陸續出城，到達指定地點，接受我軍改編。一月三十一日，傅部撤出北平的工作完成，我軍先頭部隊隨即進入北平，對國民黨軍政機關進行接管和維護社會秩序。
……
至此，持續六十四天的平津戰役，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直接指揮下，以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並舉贏得了最後勝利，殲滅與改編國民黨軍隊共五十二萬餘人。
我們和平解放北平的辦法，被稱之爲“北平方式”，後來又有了“綏遠方式”，爲爭取尚未解放的地區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範例。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軍舉行了莊嚴雄偉的入城式，我們在前門箭樓上檢閱了入城部隊。我軍進入北平，受到了人民羣衆的熱烈歡迎，此起彼伏的歡呼聲和口號聲，迴響在北平的上空和大街小巷，使這座古城恢復了青春。
爲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我們立即籌建了平津衛戍司令部。按照毛澤東同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電報指示，葉劍英同志被任命爲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市長，彭真同志被任命爲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我被任命爲平津衛戍區司令員，薄一波同志被任命爲平津衛戍區政治委員。我們在人民羣衆的大力協助下，順利完成了各項接管任務，迎接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來到北平。
鑑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保護好文化故都和接管好北平的高度重視，入城前我們就擬定了入城守則，普遍向部隊進行入城紀律教育，還從華北軍區隨營學校中挑選了一部分學員組成糾察總隊。這些學員忠於職守，很有禮貌，普遍受到好評。他們在進城初期，對維護北平社會秩序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摘自《聶榮臻回憶錄》
粟裕：集中兵力，大戰中原
粟裕，時任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
當時，粟裕提出了“暫不過江”，集中兵力在黃淮地區打大殲滅戰的戰略構想，並奔赴西柏坡面陳黨中央和毛澤東。以下文字是他回西柏坡詳細陳述自己想法的一段經歷。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軍委給我發來電示，主要內容是：爲迫使敵人改變戰略部署，吸引敵人二十至三十個旅回防江南，確定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縱隊（這三個縱隊隨即組成第一兵團），由我率領渡長江南進，在南方數省執行寬大機動作戰任務。計劃在湖北的宜昌至監利之間的幾個地段渡江進入湘西，或從洪湖、沔陽（今沔城）地區渡江進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兩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躍進方式分幾個階段到達閩浙贛邊，使敵人防不勝防，完全處於被動應付的地位。渡江時間，可在二月，或五月，或秋季。中央並要我“熟籌見覆”。
我看了這個指示，立即意識到，中央軍委採取這一重大的戰略決策，顯然是爲了進一步把戰爭引向敵人的深遠後方，以配合正面戰場，主要是配合中原戰場我軍作戰，發展戰略進攻。這一戰略行動能否達到預期目的，不僅對中原戰場和華東戰場，而且對解放戰爭的全局都會有重大影響。爲了更好地執行中央軍委賦予的這一新的戰略任務，經中央軍委批准，我們帶領三個縱隊北渡黃河，於三月十六日全部到達濮陽地區休整。在此期間，遵照中央軍委指示，我們一方面抓緊整訓部隊，厲兵秣馬，同時以多種手段對敵人進行偵察，向長江沿岸地區派出先遣小分隊，積極作渡江的準備工作。一方面集中精力，進一步分析當時敵我雙方的情況，認真研究如何貫徹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主要是權衡分兵渡江作戰有利，還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戰有利。經過一個多月的反覆思考，我對這個問題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
我覺得，從全局來看，爲了改變中原戰局，進而協同全國其他各戰場徹底打敗蔣介石，中原和華東我軍勢必還要同國民黨軍進行幾次大的較量，打幾個大殲滅戰，儘可能多地把敵人主力消滅在長江以北。從當時情況看，要打大殲滅戰，三個縱隊渡江南進是做不到的。在山東戰場，由於敵人堅固設防地域較多，我作戰地區比較狹窄，暫時也難以打大的殲滅戰。而在中原黃淮地區，我軍打大殲滅戰的條件卻正在成熟。這是因爲：第一，中原地區廣闊，有三條鐵路幹線和一些大中城市，敵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多很重。敵人雖然在這個地區集結了重兵，但需要較多的兵力擔負防守任務，因而機動兵力就相對地少了。如果我軍在這一地區積極行動，必能調動敵人，爲我軍殲敵於運動之中創造戰機。第二，中原黃淮地區地勢平坦，交通發達，固然便於敵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於我軍實施廣泛的機動作戰，尤其是在鐵路和公路被我破壞的情況下，敵人重裝備的機動將受到很大限制。我軍則可以充分發揮徒步行軍能力強的長處，迅速集中兵力，從四面八方分進合擊敵人，實現戰役上的速戰速決。第三，中原黃淮地區雖屬外線，但背靠山東和晉冀魯豫老解放區，可以及時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別是可以較好地保障傷病員的安置和治療。同時，我軍挺進外線作戰已有數月，已經渡過最困難的時期，並已逐漸適應和掌握了外線作戰的規律。第四，經過我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後的艱苦鬥爭，新解放區黨的工作和政權工作已有初步基礎，軍民關係逐漸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戰爭的力量。所有這些，都是我軍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大殲滅戰的有利條件。
至於我三個縱隊渡江南進，到敵人戰略後方進行寬大機動作戰，這無疑會給敵人以相當的震驚，威脅和牽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不利因素。第一，我三個縱隊，加上地方幹部，約近十萬人，渡江後要在敵佔區轉戰數省，行程幾千裡甚至上萬裡，敵人必然會利用其大後方的各種有利條件，對我軍實施圍追堵截。而我軍則遠離解放區，在無後方依託的條件下連續作戰，兵員的補充，糧彈和其他物資的供應，傷病員的安置和治療，都將遇到很大的困難。渡江後，將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贛邊、贛南和贛東北等地區，依次留下一些部隊，建立小的游擊區，以收容傷病員和處理多餘的武器。在這種情況下，我軍不僅無力攻佔大中城市，即使出現有利戰機和可能打勝的仗，有時也不敢下決心打。對此，我是有過親身體驗的。一九三四年，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向敵人統治區挺進，行程二千五百多公里，沿途還有幾個小的游擊區，但由於長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敵人的圍追堵截作鬥爭，戰鬥十分頻繁，加以兵員補充、物資供應尤其是傷病員的安置和治療非常困難，部隊到達皖南時已減員二分之一。這次從中原出發向閩浙贛邊挺進，雖然形勢與當年大不相同，但要轉戰數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隊走得遠一倍，估計減員也不會少於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隊就難以對敵人形成大的威脅。第二，我三個縱隊渡江南進後，可以調動江北部分敵軍回防江南，但估計調動不了敵人在中原戰場上的四個主力軍（師）。整編第五軍和整編第十一師，都是蔣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機械化部隊，又是敵軍在中原戰場上的骨幹，敵人是不會把它們調到江南跟我們打游擊的。桂系的第七軍（相當整編師）和整編第四敵整編第五軍的番號在我解放戰爭時期曾幾經變動。解放戰爭開始時稱第五軍，轄三個師（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和第二○○師），每師轄三個團，一九四七年改稱整編第五師，原各師改稱旅，每旋轄三個團；一九四八年春又以整編第五師爲基礎擴編成整編第五軍，下轄整編第五師（轄第四十五旅和第二○○旅）和整編第七十師（轄第九十六旅和第一三九旅），軍長爲邱滴泉。在豫東戰役中，整編第七十五師和第八十三師，先後歸該軍指揮過，故亦稱邱清泉兵團。十八師，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蔣介石擔心縱虎歸山，當時也不會把它們調到江南。如果我軍不能把敵人在中原戰場的這幾個主力軍（師）調到江南，就達不到預期的行動目的。此外，我渡江南進的部隊將再次面臨一次大的思想轉彎。這幾個部隊從蘇中北撤到山東和由內線轉到外線，有過兩次大的思想轉彎，都是經過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和作戰勝利的鼓舞才逐漸解決的。如渡江南進，思想轉彎也勢必需要一個過程。由於存在這些不利因素，我三個縱隊渡江南進，估計難以實現預定的戰略意圖。
再從戰略角度來看兵力的運用問題。要在廣闊的中原戰場打大規模的殲滅戰，我必須組成強大的野戰兵團，在一個戰役中，既要有足夠數量的兵力擔負突擊任務，各個殲滅敵人，又要有相當數量的兵力擔負阻援和牽制敵人的任務。當時，在中原戰場上，中原野戰軍有四個主力縱隊，華東野戰軍有六個主力縱隊，共十個主力縱隊，再加上兩廣縱隊及地方武裝，是有力量打大規模殲滅戰的。如果我三個縱隊渡江南進，而又調不走敵人在中原的四個主力軍（師），則勢將分散我軍兵力，增加我軍在中原戰場打大殲滅戰的困難。這樣，就難以在短期內改變敵我兵力對比，打掉敵人的優勢，進一步改善中原戰局，而我進入江南的部隊，由於作戰環境的關係，也發揮不了他們善打野戰的長處。再則，我三個縱隊在渡江後轉戰過程中，預計會有約五萬人的減員，如果留在中原地區作戰，以同樣的代價可以殲敵三至五個整編師。兩者對比，我三個縱隊還是留在中原作戰更爲有利。
雖然我有以上這些考慮，但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議，開始我是有顧慮的。主要是擔心自己看問題有侷限性，對中央如此重大的戰略決策提出不同看法，會不會干擾統帥部的決心。但又想，作爲一個戰役指揮員，在即將執行上級賦予的作戰任務時，應當結
合戰爭的全局進行思考，從全局上考慮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聯繫起來。全局是由許多局部組成的，從局部看到的問題，也許會對中央觀察全局、作出決策有參考價值。想到這些，我終於消除了顧慮，於四月十八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報告了中央。
……
在這個建議上報中央時，陳毅同志已由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來濮陽，對部隊進行渡江南進的動員。中央在接到我的建議報告後，立即來電要陳毅同志和我一起到中央去當面彙報。我們到達西柏坡以後，隨即前往阜平縣的城南莊，毛澤東同志在那裡召開會議聽取我們的意見。我着重彙報了三個縱隊暫不渡江南進、集中兵力在中原黃淮地區大量殲敵的方案，詳細說明了提出這個方案的根據。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任弼時同志和其他領導同志聽了之後，當即進行研究，並同意了這個方案。黨中央領導同志這種處處從實際情況出發，十分重視前線指揮員意見的領導作風，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動。
就在這次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同志對我說，陳毅同志不回華野去了，今後華野就由你來搞。這個消息對我真是太意外了，我非常着急，當即再三要求讓陳毅同志仍回華野。毛澤東同志又說，中央已經決定了，陳毅同志和鄧子恢同志到中原軍區、中原局工作。最後我又提出，陳毅同志在華野的司令員兼政委的職務要繼續保留。毛澤東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後說；那好吧，陳毅同志仍任華野司令兼政委，但是那邊工作很需要他，現在必須馬上去。這時我想，陳毅同志去中原局和中原軍區工作，責任重大。爲了服從全局利益，我不能也不好再堅持自己的要求了。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採納了關於第一兵團暫緩渡江南進、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議，陳毅同志又要暫時離開華野，我深感自己的擔子沉重，覺得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軍令狀”，一定要把仗打好，以戰場上的勝利來回答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殷切期望。
——摘自《粟裕戰爭回憶錄》
楊成武：到毛主席那裡接受任務
楊成武時任華北野戰軍第二兵團政治委員。
1948年8月，楊成武奉命到黨中央駐地西柏坡，接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配合東北我軍作戰，把華北的敵人拖住，保證遼瀋戰役的勝利。
黨中央爲了在華北建設人民解放軍後方，以支援全國作戰，決定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區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華北軍區。
……
兩區合併後，華北軍區轄冀魯豫、太嶽、太行、冀南、北嶽、冀中和晉中七個二級軍區。野戰軍有兩個兵團。第一兵團轄三個縱隊，以徐向前同志兼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周士第同志爲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第二兵團也轄三個縱隊，以楊得志同志爲司令員，羅瑞卿同志和我爲政治委員。連同北嶽軍區的第一縱隊，冀中軍區的第七縱隊，全區共九個縱隊，兩個炮兵旅。
接到軍區通知後，我立即準備行裝，次日一早騎馬登程。剛下過暴雨，羣峰疊翠，百鳥齊鳴，秋風拂面，我騎在馬上縱目遠眺，令人心曠神怡。
……
我猜測着到毛主席那裡將要接受的任務，輕輕地提了提馬繮，小馬欣然放開了四蹄。
八月二日，我到了華北軍區所在地平山縣煙堡村，見到了聶司令員。
聶司令員對我說：“主席找你去，一起談。任務是準備配合東北作戰。東北部隊準備攻錦州，打錦西、瀋陽增援的敵人。主席考慮，要華北野戰軍配合東北作戰，把華北的敵人拉住，不讓他出關，否則東北戰鬥會受影響。你指揮的部隊組成第三兵團。具體情況到那裡去談。”
八月三日，聶司令員和我各騎一匹馬，沿滹沱河北上，由南岸到北岸，一上午就到了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
我們先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周副主席說：“下午三點，毛主席和書記處的同志跟你們一塊談。”
下午三點鐘，我隨聶司令員到毛主席的住處。
這是一個前後院相連的小院，從右手邊門走進去，迎面一幅影壁，從影壁頂上露出一株椿樹嫩綠的樹冠，影壁前是一排實心竹，前後的綠色相互輝映，使得影壁超凡脫俗，別有風韻。從影壁前向左拐，是一條鵝卵石鋪的甬道，這條甬道從院子中間穿過，銜接着正面住室。院子西邊是一幢廂房，廂房門前是獨樹一株鬱鬱蔥蔥的雪梨樹，綠葉間綴滿了碩果，沉甸甸地把枝條都壓彎了。正面的平房，便是毛主席的住處。
那原本是一間靠後門的門房。小院的後門是在左角上，分出去的石子甬道把斜對着的前後門連結起來。臥室的後牆其實就是院牆的一部分，兩開間的房子像個橫站着的火柴盒，白灰牆壁顯得格外的素淨。
緊靠臥室向右接出來一間棚屋——毛主席的辦公室，大本營最高一級運籌戰略決戰的所在；它從臥室開出一個便門，接着這個門向外，在兩側豎起各三根立柱，上面搭上橫樑，覆蓋葦蓆，四周圍起來，左手一邊的三根立柱砌在牆裡，而右手的立柱還暴露在牆外。從這間棚屋向小院開了一個工作人員進出的便門。
我們走進棚屋，只見正中放着一張高腳舊八仙桌，四面擺着條凳。毛主席坐在對面的一邊，左首是周副主席和朱總司令，右首是少奇和弼時同志。毛主席身後的角角上，是一個權作茶几的矮桌，上面放着暖壺和幾個戰士們用的那種搪瓷缸，搪瓷缸擺在白色搪瓷盤裡，潔淨爽俐，煥發着農家氣息。通往臥室的門開着，可以看到用條凳搭起來的木板牀的一邊，上面擺着土布傲的被子。牆下放着簡易書架，擺滿了線裝書。牆上掛着草帽，屋角上斜放着可以摺疊和展開的簡易屏風。棚屋和臥室裡的擺設簡單質樸，還保持着瑞金時代的傳統。
我們坐在主席對面空着的長凳上，這樣，八仙桌的四周就全圍滿了人。
毛主席非常客氣，用瓷盤裝了一盤子糖果，放在八仙桌的中間，請大家吃；又給每人倒了一搪瓷缸子茶水，這纔拿起一份電報，說：“你們先看看。”
聶司令員接過電報，看完後遞給我。這是中央軍委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時發給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並轉告東北局的電報。在這份電報裡，中央軍委指示東北野戰軍轉到南面作戰，指出南面作戰的種種有利條件，也預計到這一行動會遇到的困難，特別是糧食困難，要求東北野戰軍研究克服困難的方法，加緊政治動員和糧食等項的準備工作，制訂出具體作戰計劃，要在八月間在北寧、平承、平張等線打響，並命令東北野戰軍機關先期南下，加強冀熱察遼區域的工作。這份電報的核心是命令東北野戰軍八月份開始南線作戰。正是這份電報的精神，導出後來名垂戰爭青史的遼瀋戰役。
我看完電報，把電報放到桌子上。
毛主席喝了口茶水，對聶司令員和我說：有沒有問題？同意不同意？他見我們完全同意，就又遞給我們一份電報。
這第二份電報是中央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給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電報。在這份電報裡，中央軍委指出：應當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戰，只要有可能，就應攻取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殲滅範漢傑集團，然後再向承德、張家口打傅作義。如果不打範漢傑，先打傅作義，則衛立煌將以大力集中錦、唐，衛、範協力向西援傅，那時東北野戰軍可能處於很困難地位。這一份電報使前一份電報進一步具體化，特別是把錦州戰役明確地提到歷史日程上。
讀完兩份電報，我明白了，今天毛主席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召我們來，賦予我們使命，和東北我軍的一次重大戰役——錦州戰役，密切地關聯着。東北，華北脣齒相依，支援開發與建設東北解放區以來，我們曾多次牽制關內敵人，支援東北我軍作戰。如一九四七年東北我軍實施夏季攻勢，中央軍委電報指示我們。“配合東北作戰，不使敵人向東北增援”。我們出兵青滄，威脅天津，拖住了關內敵人的主力，爲東北我軍的夏季攻勢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今，由毛主席親自主持，中央書記處領導同意集體面授機宜，如此莊嚴鄭重，要交代的任務自然非同一般了。
我們看完了兩份電報，毛主席問我們有沒有意見？
聶司令員和我都說。沒有意見，堅決執行！
——摘自《戰華北》
師哲：米高揚來訪
師哲，時任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同時也是毛澤東的俄語翻譯。
1949年1月，米高揚秘密來西柏坡時，師哲負責了接待、翻譯及記錄工作。以下文字是他回憶當時米高揚來華的一些事情。
會見米高揚是毛主席、黨中央在西柏坡的一件大事。
1948年5月，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準備派一位有威望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來聽取我方的意見，這位代表於1949年1月31日到達平山縣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就是我們早已知其名的米高揚。
……
米高揚化名爲安德列夫。在他抵達石家莊之前若干天，我和汪東興持任弼時的親筆信，奉命到石家莊附近找聶榮臻，說明中央要使用石家莊的飛機場，請他派部隊打掃，清理，並派部隊守護，警戒。
米高揚從大連蘇軍機場起飛，直抵石家莊。我和汪東興到機場迎接，並陪他去西柏坡。
……
米高揚在西柏坡逗留了一月，住在後溝。當時朱老總也住在後溝。後溝和西柏坡有一山洞相通。
米高揚同我黨中央書記處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位同志一共會談了三個整天。其餘時間或是個人會晤、個別交談，或是休息、遊覽。
來高揚一行於31日午後一時許抵達西柏坡。毛主席在門口迎接了他們——米高揚和隨員伊萬·瓦西利基·柯瓦廖夫，葉夫根尼·尼古拉維奇·柯瓦廖夫及其警衛員。伊萬·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是蘇聯鐵道部副部長，在我東北幫助進行鐵路恢復工作。葉夫根尼·尼古拉維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擔任米高揚的翻譯，我們稱他爲小柯瓦廖夫。他們到達西柏坡後，毛主席在會客室接見了他們，並把他們介紹給其他幾位書記。
首先，米高揚轉達了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全體政治局委員的問候，祝願我們儘快取得勝利，徹底解放全中國，接着呈上斯大林贈送毛主席的禮品——一塊毛料。
米高揚介紹了自己的來意，他說：中國革命形勢發展迅猛異常，在這關鍵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不能離開指揮崗位；再者，中國境內交通不便，還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也要考慮到安全問題：到蘇聯往返的時間太長；怕影響毛澤東同志的身體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張毛澤東到蘇聯去。斯大林十分關心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國來聽取你們的意見。你們所講的話我回國後向斯大林彙報。任何事都由斯大林決定，然後，雙方開始各自介紹本國的一般情況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勢，並對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進行分析和估計，彼此交換了看法。
開始交談時，米高揚想按照國際慣例行事，由小柯瓦廖夫負責俄譯中，我負責中譯俄，遺憾的是小柯瓦廖夫中文的口語不行，講不出來，於是改讓他擔任中譯俄，但他幾乎聽不懂一句中國話，更聽不懂主席講的湖南口音，米高揚又再三再四地催促，急得他滿臉發燒，汗流浹背，慌亂之中，更加講不出漢語來。
米高揚不瞭解實際情況，不懂事由，只是一味地着急，催促說：“葉夫根尼·柯瓦廖夫，你怎麼成了啞巴？”並有些生氣地說，“要是在別的場合，今天我定要捶你一頓了。”
我只好替小柯瓦廖夫解圍，說：“他可能聽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難懂些，這是可以原諒的。”只好由我擔任會談中的全部翻譯工作，米高揚感謝中國人幫他完成了使命。
這次談話時間雖然不算短，但只是一般地海闊天空地交談和閒聊。
第二天，雙方舉行正式會談，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講話。恩來，弼時偶爾插幾句話，作些解釋。主席一連談了三個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
一天傍晚七八點鐘時，毛主席到米高揚的住處拜會他，在閒聊時講了下面一段話：
我們黨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各個階段執行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政策。事實證明我們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步驟是牢靠的，雖然遇到的困難不少，而且在前進的道路上將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許還會更多。儘管如此，我們仍是充滿信心、穩步地朝着我們的既定目標前進，不達勝利，誓不罷休。這是我們黨的決心和信心，也是全國人民的決心和信心。
這是絕對不可動搖的，我們認爲我們的解放戰爭越勝利地向前發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這裡說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時也更需要朋友對我們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對我們是同情、支持和幫助的，是真心誠意地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們口是心非或者還出些壞主意，使人上當受騙，然後他們幸災樂禍。我們會警惕這點的。
當時米高揚在注意地聽，好似忐忑不安，對主席的話似乎覺得高深莫測、不明所以。他沒有插話，也沒有表態。
在和我的閒談中，米高揚認爲毛主席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
米高揚離開西柏坡的前一天（2月6日）中午時分，毛主席又到米高揚的住處去了一次。這回完全是爲了告別、送行，也是爲了驅散前一段的某些窘迫或不和諧的氣氛。他們泛泛地高談闊論了一番，天上地下，不着邊際，但雙方都感到輕鬆愉快。
接着，大家在院子裡拍了幾張相，是米高揚的警衛員拍攝的，後來不知經過什麼途徑從莫斯科寄來了若干份（主席和我們每人都存一份，每份若干張）。別人的形象我已不記得了，總之，我們都是穿着臃腫肥大的厚棉衣，而我又面黃肌瘦，活像當年流竄各地的白毛子（白俄）。這些照片在“**”中全都被打砸搶分子抄出搶走，付之一炬了。
2月4日上午，任弼時專門來到米高揚的住處訪問。寒暄之後，雙方還談了幾個實質性的問題。
……
當天下午，客人們上山遊覽。散步時，米高揚對我說，任弼時的談話給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覺得弼時是一個成熟的共產主義者，一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修養的領導者，一位很有涵養、有政治修養、有豐富工作經驗的難得的領導人。這說明，你們黨的領導是最強的，黨內人才濟濟，這是取得勝利的第一個保證。
任弼時、米高揚談話後的第二天上午即2月6日，周恩來到米高揚住處談話，談話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更好地做好後勤工作，保證前方有力地支援前線；二是新政權的組成形式與各主要部門（政府各部委）及其職能。
米高揚極其謹慎地回答說，這都是些帶有極大靈活性的問題，而且也是必須依實際情況來確定的問題。例如：
（1）蘇德戰爭的規模、進展速度及前方形勢的變化都是非常迅速的，因而後勤工作的進展和轉變速度也是很迅速的，否則兩者就會脫節。進攻柏林時，蘇軍集中了一萬多門大炮，其後勤供應與運輸的緊張程度可想而知。如果後勤工作跟不上，配合不好，那一萬多門大炮又有何用呢？概括地說，我們的經驗主要有兩條，一是物資——軍火與給養——的籌集，二是運輸。要做好這兩方面的工作，顯然需要軍隊後勤與地方行政部門良好的協作。中國情況不同。但也無非是要做好這兩方面的事情。
（2）將來成立中央政府時，究竟應由哪些部委組成，這是應該及早考慮的問題。但這又是靈活機動的問題，絕非一成不變的。從原則上說，中央政府各部門只在十分必要的情況下才設立。否則，政府部門的臃腫龐大、重疊、複雜，幾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轉移或控制的。我們數十年來，政府機構每年都在變化，着力於壓縮、精簡，但結果是，機構一年比一年龐雜、臃腫、笨重、不靈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卡岡諾維奇曾經說過，機構重疊，不務正業，於是一個部門在解疙瘩，另一個部門卻在結疙瘩。表面上看來，他們的工作很緊張，但實際上是無效勞動。這個現象必須防止。我們蘇聯在這方面的經驗很值得參考。總的說來，新政府一成立，無非是要先抓好內政與外交兩方面的工作。
……
2月7日凌晨，米高揚由朱德、任弼時陪同抵石家莊，順便乘車遊覽了市容，隨後就登機回國了。
——摘自《在歷史巨人身邊》
朱仲麗：王稼祥同志到西柏坡
朱仲麗，王稼祥的夫人。
這是她回憶隨王稼祥到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一些片段。
剛到東北局不久，東北局收到黨中央從西柏坡發來的電報，要求東北局的中央委員赴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記得稼祥很鄭重地對我說，這一次中央全會是全國勝利前夕的重要會議，將要研究和決定許多重大問題。他告訴我，到西柏坡後，自己的工作可能要重新安排，再回瀋陽東北局工作的可能性不大，叫我辭去瀋陽的工作一塊上路。
我們懷着幸福愉快的心情，平安抵達西柏坡後，先去看望了毛主席。當我們見到毛主席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倒是毛主席親切地先讓我們坐，又遞給稼祥一支菸，臉上流露着對稼祥的滿意和喜愛。
“看你這個樣子，身體已無病態了，你在東北局管理城市工作有成績。”
“謝謝主席，我相信自己的身體不會再垮下去了。”稼祥欠身說。
“那就好。”毛主席呷了口茶，把全國形勢向稼祥簡略地介紹了一下。
稼祥說：“3年的解放戰爭是運用了主席的戰略戰術，才能如此神速獲得勝利。主席辛苦了。”
毛主席面對曾長期朝夕相處，並肩指揮紅軍、八路軍作戰的老戰友稼祥，像是有千言萬語無從說起。他倆默默相對，沉思追憶。
我打破沉寂：“主席，3年不見您了，您可比過去健壯多了。”
“是呀，越打勝仗越高興。”主席稍停頓一下，接着說；“如果你爸爸健在，全國的教育部長就歸他當了。”毛主席含着笑意，臉上掠過懷念老友之情。
毛主席瞄了稼祥一眼，指着我說：“她的家庭不簡單，是皇帝后裔，又是豪紳地主，還是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但他們是蔣介石的叛逆者。你知道嗎？”
稼祥笑了：“主席，我至今只知個大略。”
“你這個女婿就不像朱家的女婿了。”毛主席哈哈地大笑。爾後，他收斂了笑容用堅毅的口吻說：“這次蔣介石當了大笨蛋，真是反動到死，他總以爲有美國後臺老闆，最後落得單人匹馬逃到東南，將來也只好過海到臺灣了。當初，我們提出聯合政府，反對內戰的口號，他不接受。”
“主席，是的！我們盡了一切力量避免打內戰，他要打，我們也不能不還手，這一次一定要追擊到底，給他一兵一卒不留，以免後患之憂。”
“中央已看到了這一點，各個戰場不能姑息，徹底、乾淨取得全國勝利。”毛主席吸了一口煙，換了一個坐姿問：“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於何處？歷朝皇帝定京城於西安、南京、北京，我們呢？”
稼祥拂着前額的短髮，眨了一眨眼，沉思片刻回答：“
是不是定在北京？”
“你的理由？”
“我認爲北京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而無戰爭之憂，南京離港、澳、臺近些，西安似乎偏西了一點。”稼祥持重地回答。
“嗯，有道理。”毛主席滿意地笑着。
稼祥站起來：“主席，請您休息吧。”
我跟着告辭：“主席，再見。”便轉身出來。
西柏坡是個不大的村子，從四面八方來赴會的中委和高幹近百名，大家濟濟一堂，暢談解放戰爭在各地區的勝利和趣聞。
我和稼祥走進朱德和康克清共住的窯洞，那裡安置了兩張雙人能睡的大板牀，一個桌子，兩把椅子。我望望德高望重、年已六旬的總司令，又望望從井岡山下來的康大姐，一股難以剋制的感情涌上心頭。我們在大城市，出門有汽車，餐桌上擺的是魚肉，休息時漫步松花江畔，習習輕風驅散一天的疲勞……今日到黨的總指揮部，又儼然如回到了延安。我望着這窯洞，觸景生情，百感交集。
朱總司令和康大姐見我們進來，熱情地迎上前，大家互致問候、寒暄後，總司令說：“你們已被安頓在我這個窯洞裡住，喏，行李搬來了。”
“呀，擠了你倆，怎麼可以？”我略驚訝地走到窯洞裡面的那張牀邊，一邊鋪牀一邊說。“有地方就一起住，擠也只會擠幾天，就要進大城市了。”朱老總坐在書桌邊，慢聲地對我說，眼上戴了花鏡，眼球從花鏡下慈祥地看着我，一道溫和的親切的目光射在我的臉上。
“沒有關係，只怕擠了你和王主任哪。”康大姐幫我鋪牀疊被子。
“哪裡，哪裡。”稼祥手擎文件，集中全力在翻看那即將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材料。他整個思想考慮的都是全國的形勢。
……
後來，我和稼祥又去看望了任弼時，陳琮英、劉少奇、周恩來、鄧穎超。他們的身體都很好。見到大家身體都胖了，臉膛紅了，我心中美滋滋的。
黨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一致通過了人民共和國建都北京（當時稱北平），進京時間定在大會閉幕之後，立即動身。好快樂啊，全中國人民解脫封建剝削、帝國主義欺壓的民主革命就要徹底勝利了。
會議期間，毛主席和稼祥單獨談了話。記得那天稼祥回窯洞時，臉上洋溢着喜悅的神色，看他那神態，我知道準有什麼高興事。在燈光下，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輕輕告訴我：“毛主席首先說我是個人才、好人，叫我不必回東北局，就在中央工作，問我願意做什麼工作，一是中央宣傳部長，一是首任駐蘇大使。”
“那你決定了哪個呢？”
“兩個工作都是義不容辭的，我請主席定，主席叫我考慮好後告訴他。”
稼祥點燃一支菸，深思，細想。
……
七屆二中全會緊張地開了一個星期，會上大家羣策羣力，共謀大計，會後又各赴前方，執行備戰區的任務。
1949年8月23日，十幾輛硬板的舊式軍用吉普車，停在西柏坡村邊的大路旁，它們是前方的戰利品，司機和保衛人員已整裝待命出發。
毛主席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張聞天、李立三、楊尚昆、陸定一，以及王稼祥，告別西柏坡，各乘坐一輛吉普車，浩浩蕩蕩開向北平。
——摘自《西柏坡紀念文集》
任遠遠：我愛西柏坡
任遠遠，任弼時之子。
這是他後來回憶西柏坡生活的一些往事。
1948年3月在西北戰場人民解放軍轉入進攻的形勢下，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告別了陝北，東渡黃河途經晉綏解放區，於4月到達晉察冀解放區。
我是跟隨父母和黨中央機關一起來到西柏坡的，那時我才7歲多。從延安撤出後，經過一年多的轉戰行軍，來到西柏坡就像又回到了延安。
西柏坡是背依柏坡嶺，面向滹沱河的一個小山村。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葦子地，散發出特有的葦香，縱橫交錯的大小水渠，嘩啦啦的流着水，吱吱呀呀的水磨聲把山村氣息點綴得更加濃厚。
黨中央、解放軍總部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5位同志都住在西柏坡的大院中。我們家是大院中一個南北狹長的小院。北房兩間，其中東邊是父親的辦公室，另外一間是父母的住房，兩間房子有門相通。我住在西房，房中那隻僅5瓦的電燈照耀着我童稚的年華，永遠在我的記憶中閃亮。
我們家小院的東面，只隔一條小走道就是周恩來副主席的小院，與我們僅一牆之隔的西面是毛澤東主席的院子，再向西不遠是率領中央工作委員會早來一年多的劉少奇同志和朱德總司令的院子（後來朱總司令搬到後面新蓋的窯洞式房子）。他們的院子前面有一塊麥地。
到西柏坡不久，我進入“西柏坡小學”，在這所只有一間房子的“學校”裡，只有兩位老師教着我們這羣文化程度參差不齊的十幾個孩子。課堂上的情景是現在小學生所無法想象的。課餘我們經常上山挖雲母，因爲聽說雲母可以製造肥皂盒，所以我們挖出的雲母都裝在紙盒中精心地保存着，這是我們小朋友的一大樂趣。有的還帶到了北京。
當時我母親患病，要動手術，西柏坡小學的塗老師把自己醃製的鹹蛋送給母親吃，母親也送她一些東西表示感謝，那時黨和人民的關係，真是魚水情深。
朱總司令比我父親大18歲，但在漫長的共同革命歷程中結成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使他們親如兄弟。星期天或晚飯後，他們經常去河邊和山林垂釣、漫步。葦子地旁，水渠邊，滹沱河畔都留下了這對老戰友的足跡。
徐特立老人身患重病，朱總司令和我父親來到西柏坡附近朱壕村徐老的牀前，深切慰問這位在革命最困難時刻表現出最大決心和勇氣的老戰士，衷心祝願他早日康復，親眼看看新中國的誕生。
父親在延安時就已發現患有高血壓症。經過1年零5天的轉戰陝北，病情更趨嚴重了，爲了他的健康，同志們勸他盡盈節勞，適當休息。夏天，我們一家去東柏坡的小河旁歇息，河水淺淺的，有的地方只沒過腳面，我們在河裡趟水或坐在岸邊，享受着大自然的美。
一天，我隨同父親去散步，走到一家農戶房前，父親鑽進了矮小的房中，詢問他家土地改革前後的生活情況，在那間小黑房子裡和農民拉起了家常。我在外面都等急了，父親出來後，我不解地問：爲什麼在那間又破又小又黑的房子裡談這麼久？父親沉思着回答：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我們這麼大一個機關住在這裡，他們把好房子全讓給了我們……他們的生活太苦啦。接着父親又深有感觸地自言自語：“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爲着全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的日子……”
西柏坡是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黨中央書記處的5位同志在這裡工作是極其繁忙的，特別是三大戰役期間真是日理萬機。毛主席習慣於夜間工作，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召集朱總司令，劉少奇同志，周副主席和我父親到他那兒開會，研究制訂和指揮三大戰役及籌備着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各項工作。夏天他們圍坐在毛主席前院的石磨旁，天冷時則在毛主席辦公室裡開會，一開就開到午夜以後。
在我重兵威懾下爭取和平解放北平時，傅作義將軍也來過西柏坡。
三大戰役勝利結束之際，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西柏坡，與中共中央商談建立新中國前後的有關事宜。毛主席和書記處的同志都和他進行了長談，父親休息的時候還帶我到米高揚的住地看望他。米高揚隨身攜帶的一臺當時看來很小的收音機，他說性能很好，可以收到莫斯科的播音。
毛主席有時也到葦子地的清靜處去休息，這時我也擠上車去，毛主席見到我就說：“小政治委員”也來了。
我們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也是在這裡召開的。
我在西柏坡經歷了近1年的時光，許多事是難以忘卻的，而其間有一件事印象尤爲深刻。它的內容是30多年後我才知道的。
那是1948年10月，天氣已經很冷了，晚上在西柏坡大院露天看電影要穿着棉衣，演的電影都是蘇聯譯製片。那次看電影我們先去，周副主席在電影開始前纔來，他剛坐下電影就開始了。突然機要科的一個同志匆匆走來將一份文件交到周副主席手中，在手電筒的光下週副主席簡單看了一下，轉頭跟我父親耳語了幾句，然後兩人起身就走了。電影演完我回到家中，只見周副主席和我父親還在父親的辦公室商量着，他們一邊查看着地圖，一邊扳着手指算着什麼。我想問個究竟，但父親讓我去睡覺。從他們的表情和當時的氣氛來看，他們是在研究和處理一樁很突然、也很重要的事情。
30多年後，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才知道，原來周副主席和我父親那次是在合計如何對付蔣介石準備偷襲黨中央的十萬火急的大事。當時，蔣介石眼看遼瀋戰役接近尾聲，在東北即遭覆滅，爲扭轉戰局想乘我軍在冀中空虛之機調集兩個軍的兵力偷襲西柏坡中共中央駐地。這個陰謀及時爲我黨地下情報系統獲悉，並立即報告了黨中央。周副主席和我父親研究的正是這個剛剛收到的絕密情報，隨後中央迅速作出周密部署，趕調部隊並緊急動員廣大民兵和人民羣衆，將來犯敵軍從定縣以南趕回保定以北，敵人的陰謀遂告破產。
物換星移，時過境遷，歷史長河呼嘯奔騰而去。西柏坡的時代距今才40年，延安時代距今也不過50載，無疑這些光輝的歷史是需要珍惜的。
儘管離開西柏坡已40年之久，我已適應了繁華而嘈雜的京都生活；儘管歷史又增添了許多悲喜交加的章節，時代又經歷了有待後人去評說的變遷；儘管有些歷史還需要歸真返璞恢復其本來的面目，但這一切從未淡漠我對西柏坡的深深眷戀和美好記憶。
在這裡我彷彿看見祖國已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而我們的人民則過着精神和物質都十分豐富的生活。
我愛延安，因爲我出生在那裡，那裡的山河與人民養育了我；我愛西柏坡，因爲它和延安一樣是我們黨歷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時期。
我可以驕傲地說；我是延安人，我是西柏坡人……
——摘自《西柏坡紀念文集》
江庸：1949年和談回憶錄
江庸，近代法學家、社會活動家、文化名人。他反對內戰，主張和平。
1949年，江庸受當時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的委託，到西柏坡與中共中央領導和談。這是他回憶“和談”前後的一些片段。
和談的動機
自從1949年1月，蔣介石退位，李宗仁副總統上臺後，就有與共產黨重新言歸於好的消息，聽說要我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到北京去一趟，探問是不是可以再講和平。
1月31日那天午前10時，李宗仁親自來上海，邀請我們在中國銀行4樓喝茶，在座有孫科、邵力子、胡適、張君勱諸人，李宗仁要我們4人，同到北京去一叩和平之門。我當時說我從來是反對內戰的，曾與邵以恩建議停戰議和，今天副總統有此美意，願意效勞，但是名義要爲代表民意，不是專代表政府。李亦以爲然。遂定於2月13日飛往北京。
我尚有一附帶任務，是受上海郵政管理局囑託，接洽通郵事項。這事到北京後，很快就辦妥了，使北京上海兩處的人，都得了很大的方便。
在北京接觸情形
我們飛到青島，停下加油。才發現飛機的左翼壞了，不是爲加油停下，一定會出危險，並且在青島與北京聯繫，才曉得除我與顏、邵、章4人外，尚有十餘人，都來與北京方面接過頭。回電說要先開一名單來，俟許可後，方能起飛，因此耽擱了一天。
次日午後2時飛行，4時半到達北京機場。北京市副市長徐冰來迎，寓六國飯店。15日午前，葉劍英市長來訪。正午招宴，董必武、林彪、聶榮臻、傅作義諸公座上談及到北平之願望。
16日訪問董必武、林彪、葉劍英諸公。
17日午前，葉市長約單獨談話。這次談話，是毛主席指定葉市長詢問我們意見的。和平如何談法，我們4人從未商量過。我對葉市長說，和平是合乎全國人民願望的，要打仗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蔣介石。今天蔣介石下臺，李宗仁既有和平的要求，儘管他缺乏實力，共產黨不妨答應，這些話請葉市長代爲轉達毛主席。
19日早晨，葉市長來告，毛主席已答應了。我們三人不禁歡欣鼓舞，相慶不虛此行。
謁見毛主席時的一點感想
我們呼籲和平，已蒙毛主席俯允，遂去石家莊謁見，是專爲表示敬意。在22日午前9時，同機前往的，尚有傅作義、鄧寶珊二位。那時石家莊市長是柯慶施。
據說毛主席是住在離市百里的一個小村裡，沿途坡路崎嶇，要坐小吉普車才能去。我們遂於下午2時，偕同毛主席派來接我們的楊尚昆秘書長前往，7時纔到招待處。周恩來總理已在那裡久等了。
周總理陪同我們便飯後，毛主席出見。我雖於1945年見過毛主席一面，但並未說話。這一回才親近風采，飽聞言論。毛主席一見面，就說，你們爲和平遠道而來，共產黨是愛好和平的，有什麼事儘可商量。只是時間、地點、人選值得考慮，所以我們不必再重複表明來意。
這次談話約一二個小時，毛主席並未說到目前時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談，但從漫談中，也很可以窺見毛主席的思想、抱負、學問、性格。我當時忽然聯想到歷史上一件故事，就是馬援從隗囂那邊去見漢光武。他一見光武帝，就五體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弘大度。我見到毛主席時，也一樣有此感想。拿此後的事實來證明，對杜聿明、康澤等人既往不咎，起義的傅作義、程潛諸人無不受到重用，從前參與國民黨政權的一些人，因對國家有功，又身居要職；新中國一成立，就擴大統一戰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廣攬各黨各派、無黨派人士來參與政治，其規模之恢宏，豈是漢光武所能比擬？
第二天早飯後，毛主席又同周總理，和我們漫談了一小時，就告別了。到石家莊午飯後，我們飛返北京。
回到南京後情況
27日午前，我們從北平飛返南京，葉市長到機場相送，互贈了紀念品。
下午2時1刻抵南京，黨政要人多在機場歡迎，寓首都飯店。
李宗仁來訪，晚宴設在總統府，黨政要人多在座，報告接洽經過。李宗仁慰勞備至。
28日晨，白崇禧、黃紹竑、朱家驊、吳鐵城、張治中、張嶽軍相續來訪。
我們在南京逗留的兩三日中，所接見的黨政要人，除李宗仁十分起勁外，似都不惑興趣，也沒有一點覺悟到自己的失敗。只有吳鐵城說了幾句老實話。他說我們國民黨已把人心都失掉了。
我料到將來談判決無成功的可能，不願再去。於是，對李宗仁堅決表示，下次講和，責任重大，應另選派足以代表黨政兩方面的重要人士前往，我是不能勝任的。所以第二次我未參加。後來和談果然失敗。
我們雖然是徒勞跋涉，總算爲和平盡了一點心願，並且能謁見了毛主席，在我個人，還是覺得光榮的。
——摘自《西柏坡紀念文集》
中央領導同志在西柏坡村工作和生活片斷
這是中央大院機要處的李潤民、仲一、王青林等人回憶中央領導在西柏坡的一點工作和生活片段。
1948年正值偉大的戰略決戰前夕，毛澤東、周恩米、任弼時率領前委的同志離開陝北，東渡黃河，實行了戰略轉移，歷經兩個多月，於5月26日勝利到達平山縣西柏坡村，同後委和工委劉少奇、朱德會合。至此，中央書記處5位領導同志又集中到了一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住在村東頭幾個相連的院子裡，朱德則住在隔一個山樑的後溝。中央機要科直接爲5位書記服務，負責文件的收發、傳遞、謄寫和保存。我們就在這個科工作。
今年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西柏坡40週年，回憶往事，思緒萬端，中央領導同志在西柏坡工作和生活的情景歷歷在目。
中央5位書記遷到西柏坡村以後，爲了保密和安全，仍用陝北時和過去用過的化名或代號，毛澤東化名李德勝，周恩來稱胡必成，劉少奇稱胡服。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住的院子外面修了一個兩米多高的土圍牆，在他們住的房子後面挖了防空洞。從這時起直到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遷往北平，這個大院裡的燈光經常是徹夜不息，在深夜裡熠熠生輝。
多年夜行晝宿的軍旅生活，使中央領導同志大多習慣於夜間工作，凌晨5點左右睡覺，11點起牀，然後到大院前面的葦塘邊上散步，吃過午飯繼續工作，直到次日黎明。中央的文件、電報，不論是政治的、軍事的，大多是毛主席親自起草，他不用秘書擬稿。特急的軍事文件，一般起草後，交機要處譯電先發出去，然後送劉，周、朱、任傳閱，不是太急的文件，是傳閱以後再發出。
在西柏坡短短的10個月中，毛主席先後寫了《將革命進行到底》、《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著作，批閱了大量文件，親自制定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方針和部署。尤其是三大戰役期間，前線的電報像雪片似的飛來，毛主席都一張張仔細看過，一份份考慮覆電，發出指示，僅在遼瀋戰役中，發往前線的覆電就達77份。
周恩來當時任軍委副主席，並代理軍委總參謀長，他的工作更爲繁忙。他既要和毛澤東、朱德一起研究戰局，又要聽前方各戰場的情況彙報，覈實軍事資料，起草電文，批閱文件。他記憶力超人，考慮問題非常縝密，對國民黨兵力部署、人員變化了如指掌。一次作戰室的同志送來一張戰績統計表，周恩來看過後立即發現碾莊地區被我軍殲滅的黃伯韜兵團中的一個團漏報了。周恩來也是每天工作到凌晨，他只睡5個小時左右，9點準時起牀，以便把毛主席夜間的部署及時傳達出去。
朱總司令多年的生活習慣是早睡早起，晚上10點鐘左右睡覺，第二天早晨起牀以後，散散步或打打拳，活動活動身體。到西柏坡村以後，他的生活習慣被完全打亂了。在指揮三大戰役時，中央書記處5位書記幾乎天天都要開會，每天晚上8點左右，他們就都來到毛主席的辦公室集體辦公開會，這些會經常是開個通宵。朱總司令當時已年過花甲，爲了照顧他的身體，有時其他幾位書記勸他早點回去休息，他總是說，這麼重要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平時，朱總司令還經常去軍委作戰室聽取彙報，瞭解情況，指導工作。
任弼時是中央書記處最年輕的一位，但他的身體很不好，高血壓、心臟病，太緊張了就容易頭暈。淮海戰役期間，任弼時一天幾次與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商議戰事，休息不好，以至於血壓竟達200以上。當他覺得非常不舒服時，也只是靠在躺椅上休息一會。他說，能堅持100步就不走99步，在關係國家命運和人民前途的關鍵時刻，只能朝前走，不能往後拖。
在那難忘的日日夜夜，我們這些負責具體文秘工作的同志抄寫文件、電報，送呈有關領導或整理歸檔，工作緊張而愉快。老一輩革命家們通宵達旦、不辭辛苦的忘我工作精神，使我們永生難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