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如此，中國古代就有‘刑政合一’的傳統，縣官大老爺管錢管糧又坐堂審案。幾十年來在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下，整個社會主要以行政權力來調整，而司法很不發達甚至被取消，所以老百姓碰到糾紛想到的就是找單位找上級找行政，很少想到找法院。新聞界對於行政那一套十分熟悉，對司法就相當陌生。所以當初‘新聞官司’在大陸出現時，新聞界有些人士就很不理解、甚至牴觸。這裡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新聞媒介與行政有直接的從屬關係，只要媒介不是反對行政，行政對媒介一般是照顧的。所以，當一些公民受到媒介侵害尋求司法救濟時，就跳出了行政的框架，法院在媒介和公民之間是中立的，可以做出公平的裁決。
這個情況香港的記者們也有所瞭解，於是問道：“現在人們擔心的是法院是否公平公正？”
曾家輝客觀的回答道：“在香港，我還是第一次打官司，正拭目以待。而在內地，我們講求的是執法爲公。當然，我們一些法院也存在有時候執法不公的問題，正在糾正當中。”
“那麼誹謗法不就限制了言論自由麼？”
曾家輝不贊同記者的說法，“誹謗法不是制裁言論自由的。國際上公認的觀點是：誹謗法是力求維護言論自由和人格權的平衡，所以是保護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誹謗法制定各種各樣的規則，使言論自由和人格權的衝突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一些國際人權公約都是把兩者作爲一對矛盾來規定的，香港人權法案也體現了這個精神。言論自由和名譽權都是基本人權，這兩者必須得到合理的平衡。誹謗法就提供了一個平衡器。”
“關於這次基金會訴港媒侵權一案中，採取證明內容的真實性由誰主張誰舉證，我們的媒體表示不太理解，這不是有違抗辯理論麼？”
證明內容的真實是新聞媒介在誹謗訴訟中全面抗辯的第一項理由，這也就意味着誹謗的被告要來證明誹謗的真實性。比如你發表文章說希望工程有貪污，那麼你就要舉出事實來。舉不出貪污的事實來，就要在誹謗的官司中敗訴，承擔誹謗的不利的法律後果。按昭內地法律規定，新聞侵權案不論刑事還是民事，證明真實的責任主要是在原告。刑法把“虛假”規定爲構成犯罪的要件，即“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這樣虛假就成爲誹謗的構成要件。按刑法和刑訴法，證明有罪的責任在原告，被告不需要自證無罪，所以起訴誹謗罪，原告必須證明被告的言論是虛假的，而被告能否證明自己言論是真實的，不是法定的責任。
對這一點，不僅媒體有些不理解，許多居民也不一定清楚，曾家輝覺得這記者故意搞理論方面的彎彎，但又不好言辭批判，如果一個言論不當，香港媒體亂捅出來，那就有口難辯了，他不想圍繞這個多說，畢竟屬於法律理論方面的一些東西，自己也不是專家學者，哪能樣樣精通呢。
他淡淡的道：“這方面的理論，早就鋪天蓋地，專家學者論述較多。我倒是可以舉一個例子，讓你能有一點直觀的感受香港和內地的區別：比如記在街上看見商店一位營業員罵人，寫了一篇短文批評這個營業員，營業員完全不認帳，告記者誹謗，而記者也沒有記下被罵的顧客或者旁觀者的姓名，更沒有現場錄音，就是說無法舉證，而營業員也舉不出他沒有罵人的證據，這個案子怎麼判呢？在香港就要判記者敗訴，因爲他未能實行真實抗辯，在內地如果嚴格執行上述原則的話就應當判營業員敗訴，因爲他無法證明新聞的虛假。我要說明的就是，如果將誹謗訴訟的舉證責任在被告的原則貫徹到底的話，對新聞媒介有利，也就是說對保護言論自由有利。但在實踐中，判決上可能會寫道：所述新聞沒有事實證明，因此新聞構成侵權。因此我個人認爲，無可證實的事實不可報道。中國司法爲什麼要這樣做呢？這裡有一個對事實的理解問題。什麼叫事實？法律上的事實同日常生活中的事實是不同的。法律認爲：能夠以證據證明的纔是事實。法官會說：既然新聞媒介報道了一件事，卻沒有證據來證明，我又怎麼能認定你說的是事實呢？比方媒介說一個人貪污，媒介卻提不出證據，難道要被指貪污的人自證無罪嗎？所以要判處新聞媒介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
記者算是明白了，青基會爲什麼會認爲打這個官司一定會勝訴。
“曾書記，按照你的觀點，是否在這次官司中產生了疑問？”
“當然，最大的疑問是希望工程的許多賬目都搬到法庭上審查。這讓我非常不解，從誹謗法的角度上講，希望工程不需要證明清白，只需要港媒證明希望工程款失蹤到哪裡了就行了，否則就敗訴。可事實上呢？”
記者倒是理解這一點，“本案有關被訴方的那位媒體寫文的記者不到場作證，確實會讓人氣憤，我能理解。”
“我沒氣憤，只是不理解。”曾家輝的嘴上這麼說，但語氣早就出賣了自己，“本案中，被訴方唯一的證人、記者表示放棄作證，這就是說，港媒對於自己涉訟文章無法履行舉證責任，按照法規，被訴方舉不出證據證明希望工程有貪污，他寫的幾段話都沒有根據，那麼他就要承擔敗訴的法律後果。可當年青基會對港媒的不實文章發表聲明後，港媒卻說，如果青基會能夠提供具體證據，證明我們失實，我們願意更正，他們這是把責任完全顛倒過來了嘛。”
任誰也可以聽出來，他是心中有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