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前就說過，從曹丕到曹睿，曹魏帝國對曹家人一直採取嚴防死守的政策，幾乎所有的曹氏親王們，都被軟禁在他們的封地裡，沒有皇帝的允許，他們絕對不能離開封地，彼此之間也不能有任何聯繫，更不能兼任任何官職，說的好聽點兒，他們是皇室成員，說得不好聽點兒，他們就是一幫吃得好、穿得好的高級囚犯。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原因，和曹操晚年確立繼承人時的極端猶豫是分不開的。本來，曹操非常喜歡二兒子曹植，一直都想把他立爲自己的繼承人，但是由於曹植本身過於狂傲放蕩，而且曹操本人也害怕廢長立幼會造成國家分裂，最終，他選擇不太討人喜歡、但是相對來說比較沉穩的曹丕。曹丕即位以後，一方面爲了報復，一方面也是爲了避免這種事情再度發生，就把除了太子以外的所有皇室成員，通通都趕出了洛陽，讓他們一輩子都生活在封地，死也要死在那裡。
曹丕的做法，確實完全避免了同族之間爭奪皇位的情況出現，但一個極端的措施，往往會造成另外一個極端的情況出現。不用自家人，就得用外姓人，曹丕這麼打壓自家人，皇室成員是老實了，可是外姓家族卻迅速的佔據了曹魏帝國大量的高官要職。很多外姓家族的成員，爺孫三代人都做着官，既有人端坐朝中，又有人坐鎮邊疆，中央地方兩頭兒吃。
這些極爲強大的家族爲了加強自己的勢力，經常相互聯姻，互相提拔，到了曹睿時代，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穩定、非常封閉的外姓高官集團，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士族。和東漢時代不同的是，這些士族以外的人，再也不能向東漢時代那樣，僅僅通過名聲、能力就能平步青雲、當上高官，在曹魏帝國的朝廷中，幾乎所有的高官，都被這些家族或者說是士族把持，所有有前途、有潛力的官職，也幾乎全被這些士族的兒子、孫子們佔據。
司馬家族現在無疑是曹魏帝國士族裡最風光的家族了。在諸葛亮死後，司馬懿又是太尉，又鎮守大西北；他的弟弟司馬孚則擔任尚書右僕射（國務院副總理）；剩下的幾個弟弟們，也都擔任着大小不等的官職，或者享受着爵位。像其他家族一樣，司馬懿也利用自己國家重臣的身份，通過各種方法，編織了一張極爲廣闊的關係網，這張網，大得幾乎把曹魏帝國裡所有主要的高官家族一網打盡：
在婚姻方面，司馬懿儘可能的和其他高官家族做親家。拿司馬懿的大兒子司馬師來說吧，他先後娶了三個老婆，沒有一個老婆不是出自高官貴族。
司馬師的第一個老婆，叫夏侯徽。她的老爸，就是曹魏帝國皇族、曹丕的老牌兒親信夏侯尚，通過夏侯徽，司馬懿和皇族結親，成了地地道道的皇親國戚。不過很可惜，結婚只有幾年，夏侯徽就去世了。根據《晉書》記載，夏侯徽是發現了司馬懿、司馬師他們並不忠於曹魏帝國，所以才被司馬師給毒死了。不過，從時間上來看，這項記載是非常不可靠的，因爲夏侯徽死的時候，還是公元234年，那個時候，司馬懿正在大西北和諸葛亮死磕，正受到曹睿的極度信任和重用，這個時候，無論從感情還是形勢上來說，司馬懿都不可能想要發動政變，而且夏侯徽是皇族成員，司馬師公然毒死她還不被處罰，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所以，夏侯徽只是個可憐的短命人，她是正常死亡的。
司馬師的第二個老婆，是吳質的女兒。我們知道，吳質當初和司馬懿一起伺候過還沒有當皇帝的曹丕，是曹丕四大智囊之一，吳質最後也是做到了侍中（皇帝高級顧問）。不過，吳質本人出身低微，被當時大多數出身名門的高官們看不起，他的後代們也沒有出人頭地的，司馬懿看出吳質一家沒有前途，就讓司馬師和吳質的女兒離了婚。
司馬師的第三個老婆，叫羊徽瑜，以家族的歷史和當時人們的標準來說，她的出身，比曹魏皇族還要高貴。從羊徽瑜往上數九輩人，他的家族裡一直都有人做官，而且大多數都是二千石（部長級）以上的大官，一直都沒有間斷過。這樣的家族，就是曹魏皇族都想和他們攀親家，司馬師死了一個老婆、離了一個老婆，還能娶到羊徽瑜這樣出身的女人，我們就能夠看出來，司馬家族當時的名望已經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層次。
而在官場裡，司馬懿就更注意拉關係了。在大西北，經過八年的時間，常年跟隨他作戰的將士們，已經把他奉若神明，而且司馬懿先後利用大將軍、太尉的身份，把很多高官家族的子弟、平民英雄聘爲自己的屬下，也推薦了很多人到別處去做官，很多都成爲了曹魏帝國的名臣名將，比如說王昶、鄧艾、州泰、魯芝、王觀這幾個人，他們最後都成爲了司馬家族掌權後的曹魏帝國的重要將領。
後來司馬懿發動了政變，架空了曹魏皇室，他好多的老屬下和他們的後代，也都成爲了司馬家族的干將，因此傳統觀點就事後英明的認爲，司馬懿這麼拼命的擴大自己的勢力，是心懷叵測，爲將來自己單幹做準備。不過，人不是先知，包括司馬懿在內，誰也無法預測，在十多年以後，司馬家族會有掌控一個國家的機會，我個人認爲，對於這個時候的司馬懿來說，他拼命的擴大自己的勢力，絕對不可能是爲了十多年後那個未知的機會去篡權，而是站在一個大臣的角度上，維持和擴大自己家族的勢力。曹魏帝國所有的外姓高官家族，也全是這麼做的，各大家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絕大多數在司馬懿手下混過事兒的人，也同樣和其他大家族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有的甚至還很深厚，所以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爲，靠上了司馬懿的人，就是他的死黨，就會幫着他奪位篡權，這是兩碼事兒。
但是對於當初建國時候局勢就不是很穩、建國時間也並不很長的曹魏帝國來說，出現這麼多勢力龐大的士族，肯定不是什麼好事兒，加上曹丕、曹睿又一直對曹魏皇室拼命壓制，因此到了曹睿時代的中後期，曹魏皇室的勢力已經明顯比不過士族了。這種情況，引起了很多皇室成員和忠於曹家的大臣們的警惕。
早在公元231年，司馬懿還在大西北和諸葛亮艱苦奮戰的時候，已經在封地被軟禁十年的曹植，就已經給曹睿寫信大倒苦水，抱怨曹魏帝國過於壓制皇室成員，希望出來從小官做起，爲國家效力。在信裡，曹植說了這麼一段話：“使天下矚目的人，一定是掌握大權，對上可以篡位，對下可以使人服從。在一個國家裡，說了算的不一定是皇親國戚，只要他手中有權，即使和皇家毫無血緣關係，也照樣可以舉足輕重；而皇室如果沒有權力，就是血緣再親，說話也沒有一點兒分量。”這段話，實際上指出了中國古代政治中最重要的政治平衡理論，那就是：皇族和異姓的勢力要平衡，特別重用誰，都是要出問題的。
可惜的是，曹植以前和曹丕爭奪過繼承人的位置，就從這一點上來說，曹丕的兒子曹睿也不可能聽他的話，曹植不久就鬱悶的死掉了，曹家人仍然被全力壓制，絲毫看不到任何爲國家效力的希望。有一天，曹睿和從曹操時代就加入曹家的老臣陳矯聊天兒，聊着聊着就說到了司馬懿，曹睿說：“司馬懿忠心不二，算不算是國家棟梁？”陳矯卻說：“全國上下都對他非常景仰，但國家能不能依靠他，我就不知道了。”從史書上來看，陳矯是第一個說司馬懿壞話的人，結合他一生的作爲，我們不能說他是心胸狹窄，那麼這樣的人在司馬懿威名正盛的時候說出這樣的話，恐怕就不只是嫉妒那麼簡單了，我認爲，他是在警告曹睿，國家大事實在太重要了，以至於不能完全交給任何一個人，國家要安定，就必須要保持政治力量的平衡。
到了曹睿大造宮殿的時候，很多大臣都上書反對，但他們大多都站在不可濫用民力的角度上來進行批判，第一個明確警告曹睿要注意手握兵權的異姓將領的人，是當時的中書侍郎（皇帝辦公室主任）王基。王基在勸阻曹睿的信裡有這麼一句話：“現在，敵國還沒有消滅，勇猛的將領一個個手握重兵，加以限制就沒法對付敵人，但手握兵權太久，一定尾大不掉，給子孫後代留下禍根。現在，正是國家全盛的時期，不去全力除掉內部的災禍，將來如果後世的皇帝軟弱無能，恐怕國家要出大事。”
如果說曹植、陳矯這些人，還是在隱蔽的警告曹睿要注意極度壓制皇室所帶來的巨大危險，那麼王基就把這個問題完全挑明瞭。不久，在重建崇華殿凌霄閣的時候，剛剛搭好腳手架，就發現喜鵲在架子上面搭窩築巢，古人都非常迷信，曹睿不知道這代表了什麼意思，就找到一個叫高堂隆的大臣，問他這是什麼徵兆。
高堂隆曾經當過曹操的軍議掾（軍事參謀），他是曹操一手提拔起來的，可以說，他是絕對忠於曹家的。高堂隆其實也已經深刻意識到曹魏帝國嚴重壓制皇室所帶來的隱患，曹睿一問這個問題，他馬上就利用這次機會警告曹睿。高堂隆說：“《詩經》裡曾經說過，喜鵲築巢，斑鳩佔據。如今大建宮殿，更建造凌霄閣，而喜鵲在上面築巢，應該是宮殿無法完成，不能住進去的預兆。老天爺就是在警告說，宮殿沒有完成之前，就落到異姓人的手裡。這是上天的警告。”曹睿看到信以後雖然萬分感動，但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異姓人，像司馬懿，仍然或者手握重兵，皇室的力量仍然極度衰弱。
兩年之後的公元237年，高堂隆病危，臨死前，他再次讓人代筆給曹睿寫信，勸他幡然悔悟、不要只顧享樂。在信裡，他有這麼一段話：“先帝爺剛剛建國的時候，傳說皇宮裡有一隻燕子生出一隻口爪全紅的老鷹。這個預兆是說，應該嚴防帶領重兵的將領在內部發難。我建議，最好讓所有的親王，都在他們的封國裡設立軍隊，像棋子一樣分佈在全國各大城市來保護首都和皇帝。”曹睿雖然親手寫下詔書慰問高堂隆，但是直到高堂隆死的那一天，都沒能在加強皇族力量的問題上做任何部署。
隨着時間的推移，曹操時代遺留下來的爲數不多的老臣，像陳羣、陳矯、高堂隆等等，一個接一個的去世了，司馬懿不僅官位第一，資歷也逐漸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
公元238年1月，曹睿把鎮守西北的司馬懿調回洛陽，讓他消滅盤踞東北半個多世紀的公孫家族，司馬懿長途奔襲，利用將近一年的時間，徹底的解決了中國北方最後一個不服從中央的割據勢力，使得魏國的實際控制範圍進一步擴大。司馬懿的威望和功績，也隨着曹魏帝國的鼎盛而達到頂峰，很多人都認爲，在司馬懿的守護下，曹魏帝國的全盛時期就要到來了。
然而，一個消息，很快把人們對未來的憧憬打得粉碎，因爲就在司馬懿消滅公孫淵的同時，曹魏帝國的皇帝曹睿，在僅有34歲的時候，卻一病不起了，其實一病不起還不打緊，關鍵是他的後事還沒有託付，因爲他還沒有親生的兒子，曹魏帝國的繼承人，這個時候還並不能讓人心服口服的確定是誰。
曹魏帝國的命運，也隨着曹睿的病重，又一次陷入了撲朔迷離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