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爲什麼不願意生了？“沒人幫忙帶孩子”
國家統計局此前對這個羣體的調查顯示，其生育意願子女數爲1.8。但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實際總和生育率只有1.3。
1.8的意願，1.3的現實，之間的落差就形成了未來的生育潛力，也給經濟社會政策配套提供了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問育齡夫婦“生不生”，有一定概率他們會反問你“誰來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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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生育觀念已經轉變，對於當代人而言，不願“生”或是延遲“生”的背後，很大程度是對“養育”的擔心。這既關係到“養”所帶來的經濟負擔，也暗含與“育”相關的內卷焦慮。
如何減少意願與行爲之間的差距？正如國家“十四五”規劃所說，推動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
幼兒園只招收3歲以上的幼兒，托育則是指針對3歲以下嬰幼兒的照護服務，也是國家希望在0-3歲階段“養育”多提供的一種社會支持。
對此，階段性的頂層設計已經出爐。
2019年5月，國務院發佈的《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開啓了“托育元年”，各地聞風而動，爭相佈局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
《意見》裡提到了開展嬰幼兒照護服務幾項原則：家庭爲主，托育補充；政策引導，普惠優先；安全健康，科學規範；屬地管理，分類指導。
同時還提到了兩個時間點：
到2020年，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政策法規體系和標準規範體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範效應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嬰幼兒照護服務水平有所提升，人民羣衆的嬰幼兒照護服務需求得到初步滿足。
到2025年，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政策法規體系和標準規範體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樣化、覆蓋城鄉的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基本形成，嬰幼兒照護服務水平明顯提升，人民羣衆的嬰幼兒照護服務需求得到進一步滿足。
國家“十四五”規劃中，再次提到要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這套體系既包括對家庭照護和社區服務的支持指導，也包括支持社會力量提供普惠托育服務。
關鍵是，“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託位數（個）”成爲“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之一，並從2020年的千人1.8個託位數規劃到2025年的千人4.5個，五年要增長1.5倍。
同時，支持150個城市利用社會力量發展綜合托育服務機構和社區托育服務設施，到2035年，新增示範性普惠託位50萬個以上。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年度工作安排中，也提出了具體措施。如“進一步提高學前教育入園率，完善普惠性學前教育保障機制，支持社會力量辦園”“發展嬰幼兒照護服務”等內容，都是希望降低家庭養育下一代的成本。
市場需求：1/3想送託 實際入托率僅4.1%
托育體系建立起來、托育機構運轉起來的前提是0-3歲的嬰幼兒得送託。
“你會送娃去嬰託機構嗎？”這是今年兩會期間央視新聞在微博發起的調查。7.3萬人參與投票，2.7萬人選擇“會”，佔比約37%；4.5萬人選擇“不會”。
會送託的理由有“能送肯定送啊，工作還要不要了，日本60天就可以託了”，“只要機構保障安全，老師認真負責”，“會吧，自己沒時間帶，給父母帶也太辛苦父母了”，“會，現在的日託基本上1：2的師生比例，我個人覺得只要機構靠譜，老師有愛心。該送就可以送。”
不送託的理由更充分，包括“沒錢”“不放心”“太小了”“合乎規範的機構太少了”等等。
早在2016年，原國家衛計委就進行了全國十座城市的托育需求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3的受訪者有社會托育服務需求。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又與國務院婦兒工委在天津、黑龍江、山東、四川調查托育需求，48%的受訪者有送託需求。
通過幾項不同主體在不同時期的抽樣調查來看，我國目前的送託需求基本維持在1/3的水平。
然而，2016-2017年間，國家相關部門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有5000萬，實際入托率僅有4.1%。
上個月，記者在2021第九屆亞洲幼教年會暨托育幼教博覽會（下稱“蘇州托育年會”）上了解到，實際入托情況還存在東西部差異，西部地區重點城市的入托率估計只有1-2%的水平。
需求和實際脫節的原因很多。說到底，一方面是市場對托育服務的認知，任重道遠；另一方面是托育機構照護服務的質量提升，更是道阻且長。
良序發展：先搭好“水電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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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規劃、在推動，民衆也有一定的期待與需求，但不可否認，目前托育行業還處於“水電煤”都沒搭建好的階段。
首當其衝是人才問題。還記得在蘇州托育年會的一場論壇中，一位演講者提問：各位園長，你們的老師好招聘嗎？臺下所座，盡數搖頭，“不好招！”大部分人異口同聲地迴應。
有托育機構創始人告訴記者，“這個行業，招生遠沒有招老師、培訓老師難。”
難在人才緊缺。雖然國務院在《意見》中提到，由教育部門負責各類嬰幼兒照護服務人才培養。但據記者瞭解，開設嬰幼兒照護相關專業的高職院校屈指可數。整個行業的人才來源，主要由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生、早教機構培訓老師、以及希望重返職場的婦女構成。
也難在流失嚴重。由於托育行業從業者的整體薪資水平不高，職業認可度、榮譽感也不高，專業教師跳槽頻繁，難以滿足市場需求。
還難在素質參差不齊。記者從地方監管機構瞭解到，托育隊伍缺乏准入資質，缺崗缺人現象時有發生。
素質參差不齊，直接導致了托育機構的亂象。有行業諮詢機構給出數據，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原本有4萬多家托育服務機構，2020年疫情之後，有1萬多關門停業。
在這個行業裡，記者聽得最多的是“情懷”。有多個托育機構的從業者提到，教育理念、企業文化，甚至是創始人的情懷是支持機構長期發展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要堅持下去”。
場地是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從《意見》開始，國務院、省、市、區等各級文件均提到將場地設施納入國土空間規劃優先予以保障，提供政策支持體系。
但記者調查瞭解到的現實情況，不一而足：
老城區缺乏提前規劃托育服務設施的空間，導致托育機構選址時難與餐飲、商超等底商完全分隔；
嵌入小區式、家庭鄰里式這類園區，其場地存在“住改商”的尷尬；
規模化、品牌化、連鎖化的托育機構往往選擇租用成熟的商業空間，場地成本被推高，“低於市場價格租得場地”的指導意見也就停留在了政策文件裡。
除了人、地、錢這類要素，整個行業也沒有建立“帶牙齒”的監管體系。
整體而言，各地在托育行業監管上，多采取註冊登記和備案制度。廣東省早期教育行業協會常務副秘書長馮荔雯在近期一場托育研討會上透露，廣東省截至2020的調研數據顯示，目前托育機構約5400多家，通過登記備案的只有500餘家。
辦園主體登記備案意願不甚強烈，全國如此。記者從中國兒童中心相關人士處瞭解到，在國家衛健委備案的托育機構大約只有6000家，與全國數以幾萬計的機構規模大相徑庭。
一位托育行業的從業者告訴記者，家庭結構趨向小型化和核心化，兒童撫養，需要國家的支持和社會的助力。
在我國全齡段教育中，0-3歲嬰幼兒的托育看護是最後一塊待完善的拼圖，面臨諸多挑戰。目前最緊迫的事情是，政策需要更好地與實際的經濟社會銜接，引導行業良序發展，從而真正實現減輕家庭養育負擔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