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在大陸》第一位出家的北大校友（下）

北京戶口得之不易

由於這樣的不平等現象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全國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外的家長與考生，都深感不公，所以時有上訪，起訴教育部的事情發生，但是有沒有效果呢？從目前看起來，這些抗議都是毫無效果的。大家只要在網上搜一下有關高考錄取制度不公平的報導就可以發現，大多數的文章都不敢直接抨擊這個極不公平的現象，甚且有些個代爲洗地的評論，讀來荒唐可笑，作者們意圖侮辱讀者智商的用心，昭然若揭。這樣的歧視待遇，肯定與社會主義建設毫無關係。但沒辦法，制定規則的人，多數住在北京，所以一般老百姓最好的辦法，不是去抗議，而是加入他們，想辦法獲得北京戶口，也當上首都的居民。但是北京戶口豈是輕易可得的，有些家裡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人，乾脆就把小孩直接送到發達國家去受教育了。

上面所提到的還只是教育資源部分，北京市與其他省市在其他部分資源的差距，不管是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仍然是「多的不可勝數」。因爲其所涉及的層面實在太廣，而且這其中「華人的國民特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筆者在此暫時不能申論。簡言之，明海是一個來自湖北鄉下的漁民子弟，八九學運剛過兩年後的北大畢業生，若是沒有過人的才華，絕對不可能被組織分配留在北京工作。

臺灣的讀者由此便能知道，大陸的學生要考上頂尖大學有多麼的困難。特別是在八零年代，大家還是一窮二白，一個鄉下孩子能考進北大，感覺上就不只是鯉躍龍門了。在農民的想像世界中，北大的學生那還了得，畢業後肯定是前程似錦，至少也能當上個縣委書記。

無論如何，在那個年代，來自農村的北大人，身上承載的不僅僅是家人的殷切期望，甚至是整個親族與全村的榮耀。北大學生放寒暑假回老家時，享受到的最基本待遇，就是隨意在村子裡轉轉，也能感受到自己走路有風。北大學生睡過的枕頭，要是願意借給別人家的小孩睡一睡，都可以算是一件人情了。

瞞着父母落髮出家

諸位想一想便能明白，明海法師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以全湖北省第二名的高考成績考進北大，畢業之後，又取得了北京戶口。他想要出家，你說他的父母，他的親戚，甚至是全村的村民，能答應嗎？以大陸的當時的情況，就算是把蘇秦、晏子、東方朔這種具有「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頂級溝通能耐的人給找來當說客，也肯定是說服不了他的家裡人。那明海怎麼辦呢？他是自己一個人悄悄的來到趙縣，在當時還非常殘破的柏林禪寺裡落髮出家。他並且給自己題了一副對聯：「隨緣消舊業，發心當和尚。」

道心堅定勸說父母

不久之後，明海法師的父母還是知道了兒子出家的事情，立馬就從湖北找到河北趙縣的柏林禪寺。他母親見到明海法師頂着光頭，穿着袈裟，哭的是死去活來，非要兒子還俗不可。明海法師心意已決，與父母溝通無果，決定自斷手掌以明心志，他母親因爲心疼兒子，害怕明海法師真做出自殘的事情，只得暫時答應。可是他母親終究不願意自己兒子在這麼個破爛不堪，荒涼寂寞的寺院裡吃苦受罪，所以過了一段時間後，還是反覆要求明海法師跟他們回家。他的父母認爲，即使是打漁，也比留在這個破寺院裡強。明海法師心中雖然兩難，但是道心堅定，最終還是徹底地說服了他的父母，讓他們接受了兒子出家的事實。

這大學生跑廟子，對人生的意義進行深刻的求索，在臺灣社會是比較常見的。八零年代的大陸，整個社會洋溢着一片向西方求知與自省的風潮，當年的知識追求，帶有很強的反省色彩與情緒性，知識界從極左轉變成向西方學習，有其歷史成因。中國的法學界特有的「法理學現象」，就與上一世紀八零年代的時代背景有關。然而不管是西風壓倒了東風，還是在官方的影響下，到了九零年代之後，東風又壓倒了西風。

華人社會一直形成不了理性的社羣，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尤其薄弱。在這一點上，臺灣社會雖然貌似自由，但是在根子上，從未逸出華人社會的底色。臺灣所謂的「進步」思想，或「進步」學者，實際上與「進步」沒有太多關係。許多人不過是沾染了一些洋氣，本質上是「揣着糊塗裝明白」。「兩岸一家親」不必從基因上費功夫論證，兩岸華人所共享的仍是同一個「文明體」。臺灣有些人很願意嘲諷大陸種種不公平的現象，我只能說這是五十步笑百步，不過這五十步之遙，不能說沒有意義。大陸的不公平現象，確實非常普遍而且嚴重，應當儘早改革。

爲什麼非出家不可

總體說來，相較於西方文明，華人的哲學思辯能力很不足夠，社會上對一個北大高材生出家的反應，只能是震驚與不解，再加上一些胡亂的猜測，或是爲了滿足自己的低級趣味，享受着八卦他人的快感。至於明海法師爲什麼非出家不可，他的決心從何而來？他內心深處的想法是什麼？多數人並不瞭解，或是說也沒有興趣瞭解，而這多數人不想了解之處，恰恰是最要緊之處，同時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民族需要着急反省之處。

（《渡盡劫波兩岸情緣》之三十二）（王冠璽／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