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思南：誰最想讓《蘋果日報》死？《蘋果日報》又真死了嗎？
直新聞：《蘋果日報》停運，引起歐美國家關注，美國總統拜登聲稱這是香港新聞自由“悲哀的一天”，你對此怎麼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蘋果日報》停運這件事情？
特約評論員 張思南：《蘋果日報》停運後，西方世界紛紛以所謂“新聞自由”爲題做文章。但我認爲，西方所謂的“新聞自由”根本就不在這次事件的討論範圍之內，而就《蘋果日報》停運一事而言，更應該討論的是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誰最想讓《蘋果日報》死？不考慮別的，假如這個世界上有某個按鈕，能讓《蘋果日報》奇蹟般起死回生，拜登、拉布、馬斯拉里這幾位這幾天對《蘋果日報》表達過無限哀思的西方世界領袖會不會按下這個按鈕？我認爲就當下而言，大概率不會。
當外界將話題集中於“假新聞”和“新聞自由”之上時，我認爲這其實是在討論僞命題。我相信沒有人不知道《蘋果日報》是靠“假新聞”起家，其本質或者說本質的一部分帶有某種明確的政治指向性，《蘋果日報》的存在就是西方世界對華政治戰的抓手。而隨着國安法的實施、香港在國安上的漏洞被堵上，《蘋果日報》的關門歇業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這時候用所謂的新聞自由來說事，進一步暴露了美西方一些政治力量的僞善和雙標。
所以，表面上《蘋果日報》不斷渲染自己的壯烈氣氛，西方世界也在不斷致悼詞，吹捧《蘋果日報》，看起來是如此的“郎情妾意”，但本質上這就是“殺雞取卵”，是當《蘋果日報》活着已經無法繼續爲西方國家創造價值，就只好以一場盛大而又儀式化的死亡來遞自己最後的投名狀。
第二，覆盤一下此次《蘋果日報》的停運，誰該負責？迄今爲止，有關《蘋果日報》停運的一切消息，皆來自於《蘋果日報》自身。是《蘋果日報》董事會作出了6月26日最後一期出街的決定，是《蘋果日報》各版塊自行決定關停。香港特區政府或是中央人民政府自始至終從未做出過任何關停《蘋果日報》的決定。
有人會說了，但是《蘋果日報》和黎智英的資產被凍結了啊，以至於《蘋果日報》資金週轉斷裂。有關這個，我們有必要講明白，6月17日，《蘋果日報》被凍結的資產加上另外倆家壹傳媒旗下的企業在一起，不過港幣1800萬元。而根據《蘋果日報》5月自行披露的數據，公司賬面資金仍有2.287億元，理論上1800萬元不過是冰山一角。而黎智英自從2020年12月29日辭任以來，與壹傳媒和《蘋果日報》的資金鍊也就沒了關係，黎智英資產被凍結只會影響他將來源不明的資金輸血給《蘋果日報》。
換言之，《蘋果日報》關停的真正原因是經營不善，是在說了20多年的謊話和瘋言瘋語之後，終於被港人所厭倦，被市場所拋棄。根據壹傳媒公佈的財報，截至2020年9月，壹傳媒銀行外債累計港幣2.6億元，其中1.68億將於一年內到期。而2020年3月至9月僅半年期又虧損多達1.45億。也就是說，一直以來《蘋果日報》不過就是在苟延殘喘，停運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我很好奇，對於西方國家而言，此時是不是隻有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用國家財政爲《蘋果日報》填補虧空才叫維護“新聞自由”？爲什麼中國要爲一家商業化運營的媒體因爲經營不善倒閉而背上“破壞新聞自由”的鍋？這種無限上綱上線的所謂“新聞自由”，英國、美國、歐盟本身又做得到嗎？這甚至已經超出了“雙重標準”的最大惡意極限，而成爲了一種純粹的清教徒式的獵巫。
第三，《蘋果日報》真死了嗎？我不得不說，《蘋果日報》下地獄了，但惡魔依然在人間。從這場被渲染出來的，看似盛大而儀式化的死亡，到西方政客們假仁假義的致哀，就像是一場預謀好了的邪教獻祭和招魂。最終的目的，是要把瘋狂、暴力、仇恨的病毒，藉着《蘋果日報》腐爛的屍體，傳染給參加葬禮的每一個人。
《蘋果日報》死不足惜，但它是不是真死了，卻是最需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的問題。
(左至右)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特首林鄭月娥，與新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宣誓儀式
直新聞：週五，國務院任命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保安局局長以及警務處處長，引起香港社會高度關注，你對此怎麼看？此次人事變動反映出港府的側重點會發生哪些變化？
特約評論員 張思南：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無論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在香港做什麼，都會出現令人啼笑皆非的陰謀論。比如說在此次疫情之中，健康碼是爲了監視港人，而驗覈酸則是爲了在基因層面上監視港人。至於此次港府人事變動，同爲警隊出身的李家超及鄧炳強分別出任政務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就被指是要建立“警察政府”。
我可以肯定，杜撰這個陰謀論的人不只別有用心，而且是一個政治學門外漢。因爲“警察政府”是個政治學概念，它並非望文生義那般指“由警隊出身的人建立政府”。我可以理解，一個人的出身，其背景，對於這個人將要出任的職位必然有着某種影響，但如果要說就決定了這個人的決策方向，那也不免有些牽強。因爲按照這個邏輯，美國迄今爲止46位總統中有29位是軍隊出身，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爲，美國有一個軍政府？
我認爲，對於港府此次人事變動，港人一個合理的預期是未來一段時間，特區政府的工作重心將傾向於國家安全領域。第一，這是現實情況所決定的，香港社會在接下來的一年內將面臨立法會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以及特首選舉三場大選。這場前所未有的高強度連環選舉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安全與穩定的社會環境，同時也是香港選舉制度完善以來首次實踐，意義不可謂不重大，港府不着重於國家安全反而是怪事。這就是爲什麼新上任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今天上午在面見香港媒體時坦言，“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
第二，這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的國家安全問題所必須的。自2003年以來，香港有關《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遲遲未有推進，但隨着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和香港社會政治氛圍的轉變，當前處於一個推動第23條立法工作難得的窗口期。儘管林鄭月娥表示，相關人事調動並非完全爲第23條立法做準備，但我們注意到新上任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已經強調，有關第23條的立法工作，“香港必須做”而且要“儘快做”。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港府對於國安法第七條——香港特區政府應當“儘早”完成《基本法》所規定的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一個積極迴應。
另一方面，港府着重於國家安全領域不代表就會忽視其他社會民生領域。由李家超出任政務司司長，並非意味着只有紀律部隊工作重要，而是寄希望於藉助這位前保安局局長優秀的統籌能力令全體18萬公務員上下一心，落實當前香港社會由亂到治的各項工作。根據特區政府介紹，政務司司長的工作正是負責協調全部9個政策局，而當天李家超也對媒體表示，“作爲政務司司長，會確保其他局長的政策足夠全面且有效”。
作者：張思南，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