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風雲人物留下的足跡

風雲人物留下的足跡

毛澤東曾在西柏坡高興地說過:“我們在陝北的時候,陝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們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這樣,我們越要努力工作,爭取解放戰爭早日勝利,等革命成功了,讓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住了將近兩年的時間,黨中央在西柏坡住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民風淳樸、風景如畫的西柏坡村留下了不少爲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毛澤東在西柏坡

毛澤東在西柏坡生活工作了十個月,期間留下了不少動人的故事。如今,到西柏坡旅遊,當地的老人仍會向您講述毛澤東當年在西柏坡的一些故事……

在樹林裡辦公

1948年的夏天,身穿灰布軍服的毛澤東經常在西柏坡附近的一片樹林裡辦公、休息。

臨近七八月份,西柏坡烈日炎炎。低矮的平房實在悶得讓人透不過氣來。衆所周知,毛澤東喜歡在夜間辦公,上午休息,還有睡午覺的習慣。可是,偏偏白天曬得屋頂發燙,屋子裡通風不好,整個屋子就像一個蒸籠。人躺下不一會兒,就大汗淋漓,像剛從水裡出來一樣。此外,中央大院前面有一個池塘,水裡的青蛙好似不知疲倦一樣叫個不停。悶熱的天氣加上聒噪的蛙叫聲,讓毛澤東無法好好休息。一開始,被吵醒後,毛澤東會用涼水擦擦,拿扇子扇扇,接着再睡一會兒。後來一忙起來,什麼也顧不上了。久而久之,毛澤東的臉上呈現出了疲憊之色。

毛澤東身邊的警衛人員看在眼裡,急在心上,期望能想出個好辦法,讓首長們有個休息的好地方。他們心想,天上的太陽是沒轍了,不過好歹能讓青蛙不叫喚,這樣耳根清淨些,或許能好點兒。

趁着毛澤東在池塘邊散步,幾位警衛員提出建議:“主席,這些青蛙太吵了,既影響工作又影響休息,咱們想辦法把它轟走吧!”

“對,它們太討厭了!咱們用槍打、用炸藥炸、用人轟,不怕趕不走它們……”

不等警衛員們說完,毛澤東就回過頭來說:“同志們的心意我知道,不過這個法子可使不得啊!”

“爲什麼呀?”警衛員們都不解,心想難道主席有別的辦法?

“你們想啊,這青蛙可是益蟲,對老鄉們的農作物是有好處的呀!假使我們把青蛙都轟走了,那田裡的那些害蟲怎麼辦呢?老鄉們的莊稼豈不是都荒廢了?”毛澤東接着解釋道。

大家想了想,主席的話說得有道理,是自己欠考慮了。

過了幾天,又有人向毛澤東提議說:“主席,我們在村子外面找了一片樹林,那裡很涼快,也很清靜。不如,請主席去那裡休息吧!

毛澤東一聽,樂了,說:“這個辦法還不錯!青蛙不能轟,咱們就自己尋找僻靜之地。走,咱們看看去!”

警衛員得令後,趕緊到屋裡收拾了毛巾、水瓶、茶缸、方凳、躺椅一類的東西。大家一起乘車來到村子外面的樹林,一看,果然是個納涼的好地方。這片樹林的樹木高大,樹葉茂密,遮擋了強烈的太陽光,走進去頓覺神清氣爽。另外,林子裡還有個池塘,沒有青蛙叫,水清涼透徹。這樣的環境,相比中央大院而言,實在是好很多。

毛澤東看了之後,興奮地說:“嗯,不錯,不錯!以後熱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就來這裡避暑。下次,我們邀請周副主席和朱老總來這裡休息!”說完便躺在躺椅上,閉上眼睛休息了。

警衛員們看得出來,毛澤東睡得很沉,很香,也許是太久沒有休息好的緣故吧!他們站在周圍儘量不發出聲音,打算讓毛澤東好好地休息一下。誰知,沒過多久,毛澤東就醒了。他起身拿着毛巾到池塘裡溼了溼,擦了把臉,又重新回到椅子上,拿起一份文件開始圈圈點點,認真地工作起來。

“主席,您不睡啦?”他身邊的警衛員問道。

“差不多了,這一覺睡了之後,人輕鬆不少,還有許多工作等着完成呢!”毛澤東頭也沒擡回答道。

毛澤東就這樣一直在小樹林裡工作,直到夜幕降臨才返回中央大院。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毛澤東經常到這片樹林裡來。一般,他都先躺下來休息一會,接着就看文件、寫報告、批閱電報等。有時候,警衛員看他工作的時間太長,便時不時地勸道:“主席,咱們到這裡來主要是休息的。您常常通宵工作,白天又接着工作,身體可吃不消呀!還是多休息一會兒吧!”毛澤東嘴上答應着,可眼睛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工作內容。

有時候,毛澤東會和幾位書記一塊到樹林裡休息,討論工作的事情。

整個夏天,毛澤東基本上都是在這片樹林裡度過的。直到“九月會議”召開前夕,毛澤東和幾位書記常常通宵達旦地準備會議,便很少來這片樹林裡休息、工作了。

心繫農事

西柏坡一帶,原來是平山境內太行山區有名的“魚米之鄉”。這裡南面是河,北面是山,土地肥沃,水源豐富,日照長,水溫高,很適合種水稻。每年秋天,稻穀成熟的時候,滹沱河邊一片金黃,景象煞是喜人。1958年後,由於修了崗南水庫,西柏坡成了淹沒區,村子搬遷到北面的山坡上,從此再也不能種水稻了。但是西柏坡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毛主席告訴他們如何種好水稻的事情。

這裡祖祖輩輩採用的是麥稻間作的種植方法。在小麥收割前半個月左右,把麥田裡放上水,然後把稻種亂撒或順麥壟撒在麥田裡。到割麥時,稻苗長出二三寸高。收完麥後,放上水,讓其自然生長。這樣由於土製硬板,又不能施糞肥,只靠澆水“施泥”(即夏季河裡發洪水,把洪水引進稻田後淤下的泥)做肥料,秧苗根系不發達,又因爲沒行沒壟而不好除草和管理,因此產量很低。

毛澤東無論走到哪裡,都會惦記着當地百姓。他來到西柏坡村,自然對當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十分關切。毛澤東常到田間小路上散步,也常跟在田裡幹活的老鄉交談。

一天,毛澤東在警衛員的陪同下來到村外散步。當他看到滹沱河邊的稻子長勢旺盛,高興地對身邊人說:“這裡的莊稼長勢好,不愧是一塊肥美之地啊!”

滹沱河兩岸的稻田裡,一些農民正在田間地頭忙活。有的在除草,有的在灌溉,一幅豐收在望的景象。毛澤東走到一位老鄉身邊,和他拉起家常來。他問道:“河裡的水夠澆地了嗎?”

那位老鄉回答說:“夠得,夠得。別看現在水少,一到雨季,河裡就漲滿了水,還有許多魚呢!”

“這麼說來,這裡還蠻不錯的,跟我的家鄉差不多。既可以種大米,又有魚吃,還能種些青菜。”

停頓了一會兒,毛澤東又問道:“咱們這裡的稻子,每畝地每年能產多少斤?”

“這得看年景,好的年景,一畝地能產四五百斤;如果是旱災之年,恐怕就只有三四百斤,有時候一兩百斤也是有的。”

毛澤東聽完對老鄉說:“你們這麼好的地方,這麼好的條件,稻穀的產量太少了。你們應該改變一下傳統的種稻法,是不是也像我們南方那樣搞育苗插秧。就是把稻種先浸一浸,弄幾塊秧田,施些肥料,先把秧苗育壯。割了小麥後,把地施上糞後翻耕好,然後在取出育好的秧苗,插栽到田裡,要讓它橫豎成行。這樣好處很多,苗子壯,施了底肥,土質鬆發苗快,好除草,好管理,再加上澆洪水‘施泥’,我看產量一定會高的。”

老鄉們覺得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想得很周到,都打心眼裡佩服。

第二年春天,毛澤東離開西柏坡前,他看到村裡有一部分農民在整修秧田,準備撒種。又囑咐大家:“你們可以大膽地試一試,做個比較。但要特別注意,割麥、翻耕、插秧這幾個環節一定要抓緊,千萬不要誤了農時……”

後來鄉親們都照毛主席說的去做了。到了秋收季節,凡是經過育秧插栽的稻田果然長勢很好。收割後,平均畝產由過去的二三百斤增加到四五百斤。從此,水稻育苗插秧的栽種法就在西柏坡附近推廣開。後來傳到滹沱河沿岸的黃泥灘、大吾川和川坊、石碾等平山境內的產稻區。

後來,毛澤東離開西柏坡村,進了北平城,依然對西柏坡村的老鄉們念念不忘。1958年春天,毛澤東特意讓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給西柏坡黨支部寫了一封信,詢問當地的生產生活情況,囑咐他們到外地參觀學習,努力發展生產,提高產量,改善人民生活。這樣特殊的關懷,至今說起來,仍讓西柏坡的村民們覺得溫暖和感動。

愛護莊稼

1948年10月,秋風送爽,柏坡嶺下滹沱河畔稻穀飄香,一派豐收景象。一天傍晚,毛澤東同其他幾位領導同志開完會後,一道走出中央機關大院。大院門口有幾個機關幹部的小孩正玩得起勁,毛主席走到孩子們身邊,親切地問他們:幾歲了?是否上學了?在幾年級?……幾個天真活潑的孩子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十分關心地對他們說:“你們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要好好學習,學好文化,長大了好爲人民服務啊。”孩子們都點了點頭。

毛澤東和大家沿着田間的小道,邊談話邊散步,朝南走去。當他們走出約二十來米遠時,突然聽到後面孩子們的耍笑聲。毛澤東一回頭,看到剛纔那幾個小孩子,打鬧着跑進稻田裡捉迷藏,腳下的莊稼自然顧不得了。見此情景,毛澤東轉身就往回走,他三步並作兩步走,一邊向孩子們招手,一邊着急地喊:“快出來,快出來!”孩子們聽見喊聲,又見朝他們走來的正是剛纔和他們說話的那個伯伯,都乖乖地從稻田裡走出來。這時毛澤東也走到了他們跟前,他用手指着田裡被孩子們踩倒的莊稼,嚴肅地說:“看見了吧,你們只顧自己玩,可把老百姓的莊稼給毀壞了。”孩子們已感到錯了,都低下了頭,誰也不說話。接着毛澤東又親切地給孩子們講起道理來:“你們看,這麼好的莊家是農民伯伯辛辛苦苦勞動了一年的果實,是用汗水換來的,要是把莊稼都毀壞了,不但農民伯伯不高興,我們也就沒有飯吃了。你們的爸爸媽媽都是共產黨、解放軍,你們不是也會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嗎?”幾個孩子又都點了點頭。接着毛澤東給他們起了個頭,孩子們就唱了起來。毛主席稱讚他們唱得好,還說,這首歌以後你們要天天唱。孩子們聽到誇獎高興了,於是又唱着歌兒朝村裡走去。

孩子們走後,同毛澤東一起散步的幾個同志也返了回來。毛澤東向稻田裡指了指,大家都明白了,於是跟毛澤東一塊下到田裡,把孩子們踏壞了的莊稼一一扶了起來。

珍惜人民的一草一木

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人民的領袖,他一貫愛護人民的利益,特別是對人民的一草一木,他都十分珍惜。在西柏坡的羣衆中,至今還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從各地區、各野戰軍來參加會議的領導同志及警衛人員一下子來了很多人,而且大都是騎馬來的。由於當時沒有專門拴馬的地方,有的就把馬拴在村裡的樹上。

一次飯後,毛澤東出去散步,看見一匹軍馬正在啃樹皮。他立即返回派人去調查,看看村裡有多少樹被馬啃掉了皮,是大樹還是小樹都要查清,並弄清哪一棵是誰家的,要讓老鄉們自己說該賠多少錢,照價賠償。

老鄉們聽說後,都說不礙事。再說,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他們在前方浴血奮戰,爲我們老百姓打天下,不要說是馬啃樹皮這點小事,就是再大的事,我們也能擔得起。並且“串通”好了,都說不是自家的樹,不收賠償錢。

調查的同志把情況向毛主席做了彙報,毛主席說:“這裡的鄉親們真好!老百姓越是信任我們,我們就越應該愛護他們,人民纔是勝利之本。”後來毛主席又專門找村支書,讓他去給鄉親們做工作,並囑咐他要當作一項任務來完成,結果全都照價賠償了。

送警衛員去學習

雖然心繫天下,可毛澤東從不忽視對身邊人的關心,不只是關心,而且會設身處地爲他人着想。這一點在他身邊的警衛人員身上體現得尤爲突出。

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不久後的一天,毛澤東在外面悠閒地散着步,突然,他對身邊的警衛排排長閻長林說:“閻排長,你趕緊給我準備一份警衛排所有人的名單。”

“主席,現在就寫?”閻長林不知毛澤東的意圖是什麼,試探性地問了一句。

“對,現在就寫!”毛澤東肯定地回答道。

隨即,閻長林回到屋裡,擬好警衛排的人員名單,然後給毛澤東送了過來。毛澤東接過來一看,整整20個人。他一邊看,一邊在名單上圈圈點點,隨後把名單交給閻長林,並對他說:“我在這20個人裡面先圈出了14個,一會兒你通知他們,要送他們去文化學校學習。剩下的6個人,包括你,先留在這裡工作。等他們學習完回來,你們再輪替過去學習。不過,平時你們也要邊工作邊學習。”

閻長林有些不解地看着毛澤東,心裡雖然很想問原因,但又不太敢問。毛澤東似乎從他的神情中猜出了他心中的困惑,解釋道:“現在的形勢發展得如此迅速,你們必須要抓緊時間學習,不然的話跟不上時代的發展,就落伍了。”說完,毛澤東又補充了一句:“你們有意見沒有?”

這下閻長林明白了毛澤東的用意,連忙點頭,說:“沒有意見!”

就在14名警衛員離開西柏坡去文化學校學習的前一天,毛澤東爲他們舉辦了一個小型的歡送儀式——和14名警衛員合影留念。大家興奮極了,很早就來到毛澤東的住處等候。

不一會兒,毛澤東從後院走了出來,面帶笑容地大家說:“你們就要去學校學習了,我和大家合張影,留個紀念。”

“好,太好了!”

“我們十分歡迎主席和我們照相!”

大家都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七嘴八舌地說起來。照相機準備妥當後,大家都自覺地站在主席的身邊和身後,帶着喜悅的笑容和主席合了影。

大家照完相後,不肯離開,跟着毛澤東來到屋裡,紛紛建議道:“主席,你給我們寫幾個字吧!我們也好有個念想!”

“沒有問題,快把你們的學習本拿來吧!”毛澤東心情大好,爽快地答應了。

大家一窩蜂地跑出毛澤東的院子,跑回各自的屋子,拿出自己最珍愛的本子,又快速地返回毛澤東的屋子裡。毛澤東接過他們遞過來的本子,鄭重其事地在上面寫下“現在努力學習,將來努力工作”幾個大字,同時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午飯時間到了,毛澤東和大家一起到食堂吃了飯。有人說,捨不得離開毛主席、離開西柏坡。毛澤東知道後,和顏悅色地勸說:“其實,我也捨不得你們走。大家跟我這麼多年,幫了我許多,我十分感激大家。不過,我也不能把大家留一輩子。那樣的話,不是埋沒了人才,耽誤了你們的青春嘛!你們還很年輕,一定要好好學習,將來工作後,組織上會讓你們挑重擔。我相信,無論你們今後從事怎樣的工作,都一定會成爲黨的好乾部的。我對你們有信心!”

毛澤東的這番話讓在場的人都充滿了力量,重拾了信心。

第二天,大家都歡歡喜喜地到文化學校學習去了。

“不要把我的像印在票子上”

如今的百元大鈔,除了醒目的顏色外,要數毛澤東的頭像最引人注目了。現在,我們已經對人民幣上毛澤東的頭像習以爲常了。可大家知不知道,新中國成立後發行的前三套人民幣上並沒有出現過毛澤東的頭像。準確地說,在毛澤東生前,人民幣上從未出現過領袖人物的頭像。

1947年10月,中央人民銀行籌備建立。與此同時,第一套人民幣的設計、製版工作也在醞釀過程當中。

按照國際紙幣設計的慣例,往往會將國家元首或者執政黨領袖的頭像作爲券面主圖印上去。當時,中央人民銀行籌備工作組的工作人員設計了一套印有毛澤東頭像的人民幣。這版設計圖樣拿到中央審覈時,遭到了毛澤東的拒絕:“票子是政府發行的,不是黨發行的。我現在是黨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麼能將我的像印上去?等將來當了政府主席再說吧!”

於是,這一版人民幣的設計方案就此廢止。

兩年後,新中國成立。毛澤東當選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在一次會議休息期間,中央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請示毛澤東:“主席,您已經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了,人民幣上可以印主席的像了吧?”

毛澤東笑呵呵地說:“人民政府的主席是當上了。不過,人民幣上印我的頭像還是不行的。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我就囑咐大家,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種歌功頌德的行爲還是要避免呀!況且,我們國家的票子既然叫人民幣,就應該以人民爲主嘛!”

這時,大家終於明白,毛澤東爲什麼一再拒絕將自己的頭像印在人民幣上了。

毛澤東的這一項決定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它打破了票版上印領袖人物頭像的傳統習慣,確立了以反映勞動生產建設和各族勞動人民形象爲主的設計原則。直到1988年,我國發行的第四套百元大鈔上才首次出現共和國領袖的頭像,恢復了國家貨幣主版圖片的國際慣例。

題字

1.爲《人民日報》題寫報頭

衆所周知,《人民日報》的報頭是由毛澤東題寫的,幾十年過去了,依然沿用着人們熟悉的“毛體”的手跡。

1946年4月,晉冀魯豫中央局準備辦一份機關報,擬取名爲《晉冀魯豫日報》或《太行日報》,讓薄一波請示毛澤東後再確定。薄一波在延安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說:“爲什麼你們不叫‘人民日報’呢?”他認爲報紙不一定都以地區爲名。薄一波連聲說:“好,這個名字好,就用毛主席給起的名字。”於是毛澤東就揮筆寫下了“人民日報”四個大字,作爲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的報名。

1948年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移駐西柏坡,5月初,鄧拓率領《晉察冀日報》社從阜平遷到平山裡莊村。後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社的同志也在社長張磐石的率領下來到了裡莊。5月20日,晉察冀中央局和晉冀魯豫中央局合併。6月8日,華北局開會討論辦大黨報的問題,決定將兩個中央局的報紙合併。6月15日,新的《人民日報》在裡莊村創刊,全社已有100多人,社長兼總編輯爲張磐石。合併後,大家覺得《人民日報》已發展爲華北局的大報,報頭最好有所變化,以示區別。

於是,薄一波就又找到了毛澤東,請他重新題寫一個報頭,毛澤東欣然答應,在西柏坡的辦公室裡寫下了“中間小兩邊大”式樣的《人民日報》的報頭,字體遒勁有力、形神兼備、飛揚瀟灑、結構和諧,不少人都認爲是毛澤東題寫墨跡中的上乘之作。不久,“人民日報”就啓用了毛澤東題寫的新報頭。

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社遷往北平。後根據中共中央決定,1949年8月1日,《人民日報》改爲中共中央機關報。

據薄一波回憶,《人民日報》改爲中共中央機關報後,毛澤東又第三次爲《人民日報》題寫了報頭。

2.爲新華書店題寫店招

毛澤東曾經三次爲新華書店題字。

1939年,在延安第一次題寫。

1946年1月,中央進行精兵簡政,中央出版局併入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下設的發行科就是新華書店總店的原機構。對各地發行圖書和聯繫業務都一如既往地用新華書店總店名義。發行科曾請毛澤東同志親筆題寫了“新華書店總店”幾個字,當時是用在圖章上。可惜這一次題字沒有保存下來。

1948年底,中央宣傳部出版組準備進北平創辦新華書店總店。時任出版組副組長的華應申提議“請毛主席爲新華書店題寫店招”。在當時中央宣傳部負責人陸定一的介紹下,華應申在西柏坡見到了毛澤東並說明了情況,毛澤東很高興地答應了,“新華書店”四個大字揮筆而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7日,新華書店北平第一門市部成立,並最先啓用了毛澤東題寫的“新華書店”店招。此後,全國各地的新華書店,都統一使用這幅題字作店招。

3.爲《中國青年》題寫刊名

1948年9月,中央團校在平山縣兩河村正式成立。馮文彬任校長,榮高棠任教育長。朱德、周恩來、鄧穎超到校爲學員講話。毛澤東也參加了團校第一期畢業學員的典禮,併爲復刊的《中國青年》題寫刊名。

4.題寫“人民郵電”

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1948年7、8月間,晉察冀邊區郵政管理局和晉冀魯豫邊區郵務管理總局於遷至石家莊聯合辦公。12月底,華北郵電總局人民郵電報社給毛澤東寫信,將《人民郵電》報的內容作了彙報,並請毛澤東爲《人民郵電》報題寫報頭,毛澤東寫了“人民郵電”四字,迄今一直被用作《人民郵電》報的報頭。

周恩來在西柏坡

“周副主席”,是周恩來在西柏坡期間的稱呼。當時,他是五大書記之一,又是軍委總參謀長,負責協助毛澤東處理日常事務。西柏坡時期,周恩來日理萬機,但精神頭永遠那麼足。

與衆不同的茶缸蓋

現如今,搪瓷茶缸這個老物件,大抵只能在一些個性禮品店中才能見到。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家裡都會有幾個搪瓷茶缸。別看它的“長相”簡單到老土,在戰爭年代可是個人人都稀罕的寶貝呢!

那時候的茶缸,容量大,經久耐用。行軍打仗時,用它喝水、盛飯、煮東西,樣樣都能行。大多數的茶缸都有一個與之相配的搪瓷蓋兒。不過,也有例外,周恩來的搪瓷茶缸就是一個例外。

到西柏坡旅遊參觀的人都會發現,周恩來曾用過的搪瓷缸上不是搪瓷蓋兒,而是一個粗瓷小碟。爲什麼周恩來的搪瓷茶缸會與衆不同呢?

這隻茶缸的歷史非常悠久。從抗日戰爭開始,它便伴隨着周恩來到過南京、武漢、重慶、延安和莫斯科等地,直到它光榮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才榮歸西柏坡,成爲一件歷史文物。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周恩來是一個非常節儉的人,只要東西還能湊合着用,就絕對不會換新的。即便部隊統一換新的服裝、新的生活用品,他總是委婉地拒絕,說:“我的東西還能用,新的物品還是留給前線的戰士們吧!他們在前線的生活不好過呀!”

在那戰火硝煙瀰漫的年代,這個搪瓷缸上的搪瓷早就被摔得差不多掉光了。雖然身邊的工作人員時常勸周恩來換一個新的,可總被周恩來擋回去。黨中央轉戰陝北,翻越五臺山時,周恩來的茶缸掉在了路上,一不小心,茶缸蓋就被馬蹄子給踩癟了。警衛員假裝沒有看見,便沒有撿起來,心想,這下總能找個理由給周副主席換個新的茶缸了!可誰知,周恩來自己又撿了起來,到達駐地後,找來

一塊石頭砸了砸,硬是又湊合着用上了。這一湊合,就一直用到西柏坡。

雖然警衛員在五臺山那次沒有成功說服周恩來,可他們一直在找機會替周恩來換個新的茶缸。

一天,警衛員見周恩來外出歸來,忙提來一壺茶水,給他倒上水。可被砸得歪歪扭扭的茶缸蓋怎麼也蓋不嚴實。警衛員心想,這次說什麼也得給周副主席換個新的。他轉念一想,周副主席脾氣倔,換新的東西恐怕是不會答應的。警衛員決定來個先斬後奏,哪怕回頭受批評也是值得的。

趁着周恩來低頭聚精會神看文件時,警衛員偷偷地把茶缸拿了出來,跑到了後勤部供給處。供給處負責發放物資的老陳對周恩來的舊茶缸早有耳聞,立即拿出新的茶缸遞給警衛員,說:“這個新的,我們早就準備好了,快拿給周副主席吧!不過……”老陳停頓了一下,接着說:“周副主席的脾氣你也是知道的,他很有原則。你這樣私自拿出來換,能成嗎?”

警衛員很犯難,說:“目前沒有別的法子了,只好說是統一發放的。任誰也不能搞特殊啊!”

“這樣吧,我再給你出一主意。一會兒,你去食堂打飯時,就用這個新茶缸。或許,周副主席看文件入神,直接就吃了。等他發現時,也不好把用過的茶缸還回來了。”老陳對警衛員說道。

“哎,這個法子不錯,我這就去!”警衛員高興地拿着茶缸來到食堂,按照計劃用新茶缸打來飯菜,放在周恩來的桌子上,掩上門出去了。

警衛員在門口靜靜地候了半天,發現裡面沒有任何動靜,心裡開始暗暗竊喜:這下總算成功了!又過了一會,他聽見周恩來在裡面叫他。警衛員走進去一看,發現那缸飯菜根本就沒動,只聽周恩來說:“你把飯菜倒在我的舊茶缸裡,把這個新的洗乾淨後還給供給處。”

“可是,那個舊茶缸實在太舊了。況且茶缸蓋也蓋不緊了……”

沒等警衛員說完,周恩來站起身來,從身後的書架上拿出一個粗瓷小碟,蓋在了茶缸上,對警衛員說:“喏,這不是一個挺好的茶缸蓋兒麼?”

“這是小碟,很容易燙手。咱們不是有新的嗎,爲什麼不用呢?”警衛員一臉的委屈。

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原來的那個茶缸是舊了些,不過不破不漏,還是能用的。現在的條件比以前好很多,不過我們也要保持勤儉節約的好作風啊。你要記住,錢要花在刀刃上。”

警衛員默默地點了點頭,他被周恩來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深深打動了。他轉身送回了新茶缸,取回舊的搪瓷缸。

這隻茶缸依舊在周恩來的桌上,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夕,它始終陪伴在周恩來身邊。

雨夜,那盞閃爍的馬燈

在西柏坡紀念館裡,陳列着一盞佈滿油漬、鏽跡斑斑的馬燈。這盞普通的馬燈背後實際上有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有一年,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來到西柏坡紀念館參觀。當他看到這盞馬燈時,心情激動得無法言語,雙手顫抖地扶住展櫃,嘴裡一個勁地念叨:“就是它,就是它,這是周副主席當年用過的馬燈啊。多虧了他,我們一家人才能活到今天。”

這位老人是誰?他爲何對這盞馬燈有如此強烈的反應?

這位老人叫郭富泰,是當年西柏坡中央大院大竈食堂的管理員。他們一家跟隨中央機關來到西柏坡後,便住在了後溝新挖的一孔窯洞裡。

1948年的夏天,是一個多暴雨的季節。一天晚上,天空中電閃雷鳴,狂風大作,一場暴風雨又來臨了。雨不停地落下來,後溝的幾處窯洞開始滲水。突然,一聲悶響,一孔窯洞倒塌了,屋裡面的5名同志都被埋在了裡面。

聽聞消息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趕到出事地點。就在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正在辦公的周恩來聽說後趕緊提起桌上的馬燈,來到了出事地點。他高舉馬燈,對混亂的人羣喊道:“大家不要慌!時間就是生命,我們一定要把困在下面的同志救出來。”說完,他把馬燈交給身邊的警衛員,拿起鐵鍬挖了起來。

人們在周恩來的帶動下,紛紛搬動磚塊,挖起土來。沒有鐵鍬的,直接用手挖,最後手指都磨破了,血水混着雨水,流進了土裡。周恩來一邊挖着,一邊指揮着,他鼓勵大家,爭分奪秒搶救下面的同志。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大家的心情越來越焦急。不知道過了多久,突然有人喊了一聲:“挖到了,挖到了!”周恩來跑過去一看,窯洞底部的一個3尺寬的縫隙裡,4個人緊緊地靠在一起,無聲無息。很顯然,他們因爲缺氧而窒息了。周恩來吩咐大家改用手挖,避免傷到人。不一會兒,他們被救了出來,並在第一時間送往中央醫院進行搶救。還好,因爲搶救及時,他們都脫離了危險。

救人仍在繼續,被埋的理髮員曹慶衛還是沒有找到。周恩來舉着馬燈,鼓勵大家再接再厲,一定要將人找出來。時間又一分一秒地過去了,人們終於在一個牆角發現了曹慶衛。可是,當他被擡上來的時候,已經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周恩來放下馬燈,滿含着淚水:“曹慶衛同志,你安息吧!”後來,黨中央爲曹慶衛開了追悼會,毛澤東親自爲他寫了一副挽幛。

搶救工作結束後,周恩來顧不上休息,又提起馬燈,冒雨來到後溝,挨家挨戶地查看窯洞漏雨情況。當他看到郭富泰一家住的窯洞有多處漏雨時,趕緊將他們安置到另一間小屋裡。他不希望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就在郭富泰一家安頓好後,原先的那孔窯洞瞬間就倒塌了。郭富泰一家得救了。

碾麥場上送牲口

1948年端午節剛過沒幾天,西柏坡的麥子就熟了。家家戶戶都在熱火朝天地割麥子,碾麥子。這一年是西柏坡土地改革後的第一年。許多翻身做主人的農民都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因此這一年的忙碌景象要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熱鬧。

貧農王大叔和兒子一人一個碾子,正在打穀場上碾麥子。他們光着膀子,在太陽底下一圈圈地拉碾子。這時,王大叔對兒子說:“咱們再加把勁,爭取晌午時碾完這場,下午還能到地裡再割上一會兒。”兒子臉上淌着汗水,撅起嘴說:“就憑我們兩人,恐怕是不可能了。唉,要是有個牲口就好了!”

“牲口?”

“我是說,誰家有空閒的牲口,借我們用會兒也好呀!”

“眼下各家各戶都忙忙碌碌的,誰還有閒着的牲口啊!咱們還是自己加把勁吧!”

就在父子倆你一言我一語的時候,他們的打穀場邊來了兩個人。

“喂,老鄉!”一個人衝他們喊道。

王大叔停下腳步,循着聲音望去,只見一個穿着白襯衣、灰軍褲的軍人正親切地望着他。軍人的身後跟着一個年青戰士。王大叔望着一臉英氣的軍人迴應道:“叫我們嗎?”

“是啊!你們這樣靠人力碾麥子夠累的呀!”爲首的軍人問道。

“我們這是碾翻身麥,累點也高興!”王大叔回答道。

“你們沒有牲口?”

“沒有,當長工多年,買不起牲口。”

這時,王大叔的兒子適時地插了一句話:“我爹說了,今年夏季收成不錯,秋季若是有個好年景,冬天就買個毛驢使喚。”

“嗯,等將來走上合作之路就好了。到那時,有了機器,人就輕鬆多了。”

王大叔父子倆相互看了看,沒太明白,也不好意思多問,又低頭去拉碾子了。

爲首的軍人對身邊的年青戰士說了些什麼,便轉身回到了中央大院。王大叔心想:這想必是位中央首長!

沒過多久,先前的那位年青戰士牽着一匹白馬走了過來。

王大叔的兒子眼尖,興奮地對父親說:“快看,他們給咱們牽馬來了!”

王大叔也看見了,不過他不相信,叮囑兒子:“別瞎想,快點幹活!”

那位年青戰士已經來到打穀場邊,對他們喊道:“老鄉,過來牽馬,套上馬碾麥子!”

“這是給我們的?”

“是啊,我們首長特意讓我給你們牽來的。”

“同志,麻煩問一下,剛纔那位首長是誰啊?”

“周副主席啊!”

王大叔一時驚住了,他激動地說:“周副主席那麼忙,還要爲我們農民的事操心,實在是感激不盡啊!”

“來,把馬套上吧!”

“不行,不行,你還是牽回去吧,別耽誤了周副主席用馬。”

“我們首長今天不用馬!這是他特意讓我牽來幫你們忙的。你們要是不用,我就沒法完成任務了。”年青戰士解釋道。

王大叔不好再說什麼,接受了周恩來的好意。

當泥瓦匠

在西柏坡,周恩來瞭解到村裡有幾戶貧下中農的房屋破漏,下雨時,水能流到炕上,他就組織20多個工作人員成立“維修組”,深入到戶,幫助羣衆修理房子。在一次修理房屋時,周恩來來了,他先看了看房子情況,然後捲起袖子,當上了泥瓦匠。他和大家一邊幹活,一邊談家常;問人們能不能吃飽、能不能睡好。中午開飯時,老鄉給周恩來端來了香噴噴的烙餅炒雞蛋,可週恩來沒吃,卻隨手從旁邊的筐子裡拿起個玉米餅子吃起來。

夏收背麥

1948年,在西柏坡,周恩來和幹部們參加夏收,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軍衣,握着鐮刀,幹得渾身是汗。休息時,他還給大家宣傳革命道理,講革命故事。只要他來了,麥田裡就歡聲陣陣,笑聲一片。麥子割完後,要往場裡運,從小灘地到麥場有一里多路,周恩來見大家用肩挑,他也扛起一大捆,大家看到周恩來汗流滿面、溼透的衣衫貼到了身上,怕累着他,再三勸他不要再扛了。他笑着說:“乾點活好哇!你們不是天天在幹嗎?”

劉少奇在西柏坡

劉少奇是五大書記中最先抵達西柏坡的人員之一。他最終確立選址西柏坡,並把黨中央移駐西柏坡的土地、財政等任務提前完成。劉少奇在西柏坡待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期間留下了不少動人的故事。

忘我工作

初到西柏坡,劉少奇就發出召開全國土地會議的通知,開始忙碌於會議的籌備工作。白天下鄉調查,瞭解情況;晚上伏案起草、批閱文件,辦公室的燈光經常是徹夜不熄。由於工作繁忙,劉少奇胃病復發,嚴重的營養不良使他身體虛弱,行走困難,但他仍每天堅持工作十多個小時。組織上給予他夜餐補助,但他嚴格遵守制度,不搞特殊,拒不接受,只是每夜吃點稀粥即可,一切從節約開支出發,支援戰爭。毛澤東曾於6月14日致電,“少奇身體有進步否,望安心休息一個月,病癒再工作”。劉少奇並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勸告,仍堅持工作,7月10日,在向中共中央報告會議準備情況中說:“我病已痊癒,身體恢復,可以工作。”在此期間他與朱德走鄉串村深入農村搞調查,把中央工委駐地附近的村莊幾乎走遍,每到一處都詳細詢問座談。他的衛士李長有回憶:有一次,少奇同志外出調查途中舊病復發,不能騎馬,我跑到附近老鄉家中找了輛木輪車,才把他送回西柏坡。

兩家變一家

中央工委剛到西柏坡時,劉少奇住在了西柏坡村比較富裕的閻忠傑大爺家。

當時,閻大爺家房子比較寬敞,前後兩個院,外加一個東偏院。前院是個四合院,朝南開門。東偏院裡是廁所、豬圈一類的設施。爲了方便進出東偏院,閻家在院子的東北角上開了一個角門。

劉少奇住進前院後,負責籌備房屋的工作人員覺得,院子裡應該砌上一堵牆,這樣既安靜又便於展開保衛工作。於是,他們就和閻大爺商量,在院子中間隔了一道牆。很顯然,這樣便於中央工委的工作,可閻大爺一家餵豬、上廁所可就費勁了。

不久,劉少奇知道了這件事。他找到閻忠傑,和顏悅色地說:“閻大爺,我們住在這裡已經給你們添了很多麻煩,現在院子中間加一道牆,豈不是讓你們更爲難了嗎?咱們要不把這道牆給拆了吧?”

閻大爺說:“唉,不行,不行,砌上這道牆就是爲了方便咱們的工作,還是不要拆了。”

劉少奇和閻忠傑商量了好久,也沒有個結果。不過,劉少奇拆牆的決心卻始終沒有放棄。

第二天,幾名警衛人員拿着借來的幾把鐵鍬和鐵鎬,走進閻忠傑的院子。他們找到閻忠傑,客客氣氣地跟他說:“大爺,我們胡校長(劉少奇)讓我跟您商量下,這牆還是拆了好。”閻忠傑看他們都帶來了工具,便知道說什麼也不行了,只好答應,並叫來自己的家人和警衛人員一起拆。

大家一塊拆牆速度很快,不一會兒就拆完了。頓時,整個院子顯得敞亮多了。

劉少奇笑呵呵對閻忠傑說:“大爺,您看多好啊,這下兩家人成一家人了。”

閻忠傑看着也高興,笑着說:“咱們本來就是一家人嘛!共產黨是爲老百姓辦實事的,我們願意和你們成爲一家人。”

從此,劉少奇和閻忠傑一家來往更密切了。他們在一起互相幫忙,無話不說,無話不談,親如一家人。

中央大院的婚禮

1948年8月21日,對劉少奇和王光美來說,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是一個幸福美滿的時刻。這一天是他們結婚的日子。

黨中央從陝北遷到西柏坡後,生活逐漸穩定下來。許多人的心情得以放鬆,開始騰出手來解決個人的情感問題。西柏坡時期有許多人舉辦了簡單的婚禮。爲了不影響白天的工作,大部分的婚禮都安排在晚上舉行。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婚禮就是衆多婚禮中最爲熱鬧的一場。

劉少奇和王光美相識於延安,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兩人逐漸對彼此有了好感。自從撤離延安,在蔡家崖一別後再到西柏坡,他們兩人有將近一年的時間未見面。全國土地會議結束後,王光美隨中央外事局遷到了離西柏坡村不遠的柏裡村。這段期間,在康克清和鄧穎超兩位大姐的撮合下,兩人終於決定喜結良緣。婚禮會場就定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屋外的那片空地上。

婚禮當天,劉少奇像平時一樣忙碌了一整天。臨近傍晚的時候,劉少奇吩咐身邊的人說:“今天,我要成親了。王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來,麻煩你們去接一下她吧!”劉少奇身邊的秘書和警衛員高興地到柏裡村去接王光美了。

柏裡村外事局的同志們得知王光美要結婚,都熱情地爲她張羅婚禮的事情。頭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爲王光美開了一個歡送會。用現在時髦的話講,就是告別單身的聚會。大夥爲她做了兩件新襯衣,還做了一個婚禮蛋糕。

劉少奇的“接親隊伍”到達西柏坡後,王光美的同事組成了“送親隊伍”,把新娘子王光美歡歡喜喜地送到了西柏坡,安排在由劉少奇的寢室佈置成的“新房”裡。這間“新房”,劉少奇一直住着,裡面的陳設非常簡單。不過看得出來,房間被細心地打掃過:地面乾乾淨淨,被子疊得整整齊齊。陪同王光美來的女同事,又動手佈置了一下房間。她們掛上這對新人的合影,又放上婚禮蛋糕,擺上喜糖、瓜果等,頓時增添了不少喜慶氣氛。

晚上,婚禮晚會的現場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到處洋溢着幸福的氣氛。大家簇擁着劉少奇和王光美來到場地中間。早已等候在晚會現場的人們一見新人到了,立馬鼓起掌來。不一會兒,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人來到婚禮晚會現場。劉少奇和王光美熱情大方地招待大家,爲大家發喜糖、分瓜子、點喜煙。

大家的心情很不錯。董必武爲了助興,賦了一首打油詩作爲賀禮送給新人。朱德操着濃厚的四川口音,沖人羣中喊道:“今天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大喜之日,我們歡迎他們爲大家出個節目好不好?”

“好!”大家異口同聲地喊道。

劉少奇望着王光美,問:“咱們出個啥節目呢?”

王光美臉上泛着紅暈,倒也不扭捏,衝着起鬨的人們說:“我們給大夥唱首歌吧!”

“花籃裡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兩人唱起了在延安時受到普遍歡迎的《南泥灣》。悠揚的歌聲響起來,人們靜心聆聽着,思緒被帶回了延安。有的人已經開始隨着他倆的歌聲不自覺地哼唱起來。

一曲結束後,人們又歡呼着鼓起掌來。這時,周恩來舉起手示意大家安靜,說:“今天是個喜慶的日子,我建議把延安舞會的熱鬧勁兒也帶到西柏坡來。大家騰出地兒來,請少奇和光美跳支舞嘛!”

這個建議得到了大家熱烈的迴應,立馬騰了個地方,音樂也適時地響了起來。劉少奇和王光美在衆人的簇擁下,來到空地中間,跳起了時髦的交際舞。不一會兒,大家在他倆的帶領下,也加入到跳舞的行列當中。大家邊跳邊笑,熱熱鬧鬧直到10點才結束。

舞會結束後,人們並沒有急着散去,而是到新人的新房吃起了蛋糕。雖然自己做的蛋糕跟糕點師傅做的沒法比,不過能在結婚儀式上吃蛋糕也算是個新鮮事。大家邊吃邊聊,又熱鬧了一會兒才散去。

多少年過去了,王光美都無法忘記這個簡單卻熱鬧的婚禮。

朱德在西柏坡

人們習慣叫他“朱老總”,不僅僅是因爲他年紀大、資格老,更是因爲他平易近人的態度和兢兢業業的忘我精神。在西柏坡,朱老總的故事永遠也說不完……

與兒子的一頓午飯

朱德雖一直忙於軍事工作,但對兒子朱琦的管教卻從沒有放鬆過。

西柏坡時期,中央大院的食堂分中竈和大竈。按照規定,朱德在中竈吃飯,而他的兒子朱琦只能在大竈吃飯。不過,這天中午卻破例了。他把朱琦叫到了自己身邊,與他同桌吃了一頓午飯。

這既是一頓簡單的父子聚餐,又是一節深刻的言傳身教課。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一直在阜平縣忙於土改試點工作的朱琦昨天回到了西柏坡。如果你認爲這頓午飯是朱德心疼兒子,特意爲他開的“小竈”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事情的緣起還得歸於朱德與兒子的一次談話。當時,朱琦對父親說了這樣一句話:“爸爸,全國就要解放了,我們終於可以進京享福嘍!”

本是朱琦看到大好形勢發出的一句感嘆,可朱德卻透過這句話咂摸出了別的味兒。他覺得,在目前勝利的形勢下,需要對年輕人做做思想教育的工作了。

中午吃飯的時候,朱德叫上了兒子朱琦,說:“走,今天跟我一起吃吧!”朱琦跟着父親來到了中竈食堂。

不一會兒,飯菜就上齊了。朱琦一看飯菜,頓時驚呆了:兩碗小米粥、幾個玉米麪窩窩頭、兩盤素菜、兩盤拌野菜。他原本以爲,中竈的伙食會相對好點,哪怕沒有山珍海味,起碼帶點葷腥呀!他夾起野菜,向朱德問道:“爸爸,這都什麼年代了,怎麼還吃這玩意兒啊?”

朱德夾起一口野菜放到嘴裡,有滋有味地嚼起來,說:“長征的時候,有些同志連這樣的野菜也吃不上,最終離開了我們。常吃這些野菜,能讓我們記住過去的艱苦歲月,知道今天的幸福來之不易。”

朱琦不再說什麼,默默地吃着飯,心裡想着父親意味深長的話。

朱德見兒子不吭聲,又繼續說着:“前不久,毛主席剛剛在會上作了指示,告誡我們奪取全國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們必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你作爲一個共產黨員,要好好想想全國解放後應當怎樣做。”

聽完父親的話,朱琦的心裡起了波瀾,久久不能平靜。

吃完飯後,朱琦跟隨父親來到了他的辦公室。簡潔的辦公室裡整齊地擺放着一摞摞的文件、資料和報紙等。他扭過頭看看父親,發現父親的身上仍穿着發黃的舊軍裝和舊軍鞋。望着父親斑白的頭髮,朱琦突然心裡一陣發熱,淚水模糊了雙眼,他說:“爸爸,我不跟你進京了!”

“那你去哪兒?”朱德疑惑地望着兒子。

“黨需要我在哪裡,我就去哪裡。”朱琦堅定地答道。

朱德拍了拍兒子的肩膀,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關心農民生產

總司令,人人尊。

既是官來又似民。

日夜用兵打江山,

家裡地裡也操心。

這是一首流傳在西柏坡地區歌頌朱德平易近人、勤勞樸素的歌謠。關於這首歌的由來,還有一段動人的故事。

西柏坡時期,朱德在緊張的軍事指揮之外,也時常關心當地百姓的農業生產活動。

1948年春天,正是滹沱河兩岸的村民播種的季節。一天大早,貧農劉永久帶着兒子下地了。快要走到自家田裡時,劉永久發現兩個人在田裡拔草。他趕緊加快腳步,走到近處一看,失聲叫了出來:“朱老總,您這是……”

朱德手握着雜草,站起身來,對老劉說:“種地要細心呀!地裡頭長草容易影響農作物的生長,到時候也會影響糧食的產量啊。”

朱德這一番話讓老劉十分不好意思起來,連忙點頭說謝謝。

一會兒,老劉下地播種了。朱德對他說:“我在前面幫你開溝。”老劉趕緊上前制止,忙說:“不用,不用!總司令只要指揮千軍萬馬,打敗敵人即可。做這種農活可使不得呀!”

朱德爽朗地笑了,說:“總司令可不僅僅會打仗,幹農活也是一把好手呢!不信,你看看!”說完,他就拉起了耬。老劉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對總司令身邊的警衛員說:“同志,你勸勸總司令吧!”警衛員看了一眼朱德,笑着對老劉說:“老劉,你就讓朱老總幫你吧!當年我們在延安搞大生產的時候,朱老總和大家一塊開荒種地,那架勢一點也不輸給年輕人啊!”

這時的老劉更犯難了:讓總司令拉耬,自己心裡過意不去;不讓,總司令又堅持。唉,他越想越不安。

“來吧,老劉!”朱德已經將套繩搭在了肩膀上。

爲了讓朱老總少費點力氣,老劉在後面把耬掌握得穩穩的,還暗自向前推着。只見朱老總在前面邁着拉耬特有的步子,一會兒抱肩,一會兒躬腰,幹得特別帶勁,這讓老劉打心眼裡佩服。

拉了一會,老劉在後面看見朱老總背上滲出了汗,內心更加不安。雖然朱老總身體還算健康,但畢竟是年過花甲的人了,經不起折騰。可是,他也知道朱老總的倔脾氣,這時候讓人換他,他肯定不願意的。思來想去,他最終想出了一個妙招。

一條溝剛拉到頭,老劉故意長舒一口氣,還用袖子擦擦額頭的汗,說:“哎喲,歇一會,歇一會吧!”

朱老總擦了一把汗,轉過身來問:“還不到歇的時候吧?”

“到了,到了,我累得不行了。”老劉裝着疲憊的樣子,鬆開手,轉身坐在田壟上。朱德見狀,只好也坐在田壟上與老劉拉家常。

“總司令真是文武雙全,樣樣都行啊!”老劉抽着旱菸,真心地誇讚道。

“不行嘍,人老了,這幾年手也生疏了。”朱德笑呵呵地答道。

歇了一會,朱德對老劉說:“你累了,換我來扶耬。”

“不行,我不累。”老劉說着去搶耬。

這時,老劉的兒子搶着說道:“朱老總,我爹真不累。他是怕把您給累着了,故意喊累休息的。”

老劉知道怎麼也拗不過朱老總,只好任由他幹下去了。

不久,朱老總幫着鄉親播種的消息就在整個西柏坡村傳開了。

視察路上

作爲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朱德非常關心軍工廠的生產情況。只要一有空,他就乘坐吉普車到軍工廠視察工作。一次,軍工廠新研發了一種爆破力強、安全性高的新炮彈。他們打算在靶場進行試驗發射,特邀請朱老總前去觀看。

這天,朱德很早就乘坐吉普車來到了靶場。當他看到新炮彈準確無誤地擊中目標時,高興地囑咐軍工廠的負責人員,儘快投入生產,支援前線。

返回的途中,朱德心情大好,一路上都在和隨行人員聊天。突然,他的視線落在離汽車不遠處的一輛騾車上。這輛騾車正與汽車相向駛來。由於道路比較窄,兩輛車並行有些困難。朱德趕緊讓司機靠邊停,先讓騾車過去。朱德目送着騾車遠去後,突然發現路邊的打穀場上有一道明顯的車轍印,心想:大概是剛纔讓路的時候軋上的。於是,他帶領身邊的人下了車,打算把車轍印給填平,以免給鄉親們打穀時造成影響。

大家從附近的老鄉家裡借來兩把鐵鍬,鏟了一些土放進車轍印裡,然後再用腳踏實踩平。正在忙活的過程中,一位老農挑着一擔穀子來到打穀場上。朱德迎上去解釋說:“老鄉,實在對不起,我們剛纔把你的場地給軋壞了,正在幫你修平呢!”

那位老農見他們穿着軍裝,知道一定是解放軍,連忙擺手說:“不礙事的。我這塊地也是因爲解放軍才分得的。你們趕緊走吧,免得耽誤了公事。”

朱德說:“我們有汽車,走起來方便,不會耽誤事的。”說完,他的視線又落在了老農的稻子上,說:“今年的產量怎麼樣啊?”

老農如實回答:“還不錯,土改後分了六畝地,我種了一半的稻子。”

就在朱德和老農說話的功夫,朱德身邊的人員已經把場地填平了。他們開着吉普車離開了。

老農望着絕塵而去的吉普車,心想:剛纔那位首長人真好啊,不過,他到底是誰呢?

這時,一位軍工廠的同志趕來,向老農詢問:“看見一輛汽車過去了麼?”

“剛走。”

“哦,那沒事了!”

老農抑制不住好奇心,向軍工廠的同志問道:“剛纔那位首長是誰啊?我怎麼瞅着眼熟呢?”

軍工廠的同志知道老漢是位翻身農民,保密工作應該不難做,便告訴他:“這是朱老總!”

老農吃驚不小,一着急,喊道:“壞了,剛纔朱老總還替我平打穀場呢!這可怎麼辦呀?”

軍工廠的同志一聽,哈哈大笑,說:“咱們的朱老總就是這麼平易近人,平時十分關心鄉親們。再說了,咱們解放軍早就有規定,損壞老鄉的東西要賠償。”

朱總司令賠鴨錢

1947年5月,朱德和劉少奇率中央工委一路輾轉到達西柏坡。之後,朱德利用空閒時間經常到田間、路旁打獵,和老鄉一塊兒拉家常,有時也幫助羣衆幹農活兒。

一天,朱德和警衛員乘車到西柏坡附近的一個兵工廠視察。路上發現了一個池塘,塘邊上長滿了蘆葦。警衛員驚喜地叫道:“兩隻野鴨子!”朱德順着警衛員指點的方向看去,果然有兩隻水鳥在裡邊,他立即摸出手槍,把手伸出車窗外朝水鳥開了兩槍……

警衛員將兩隻野鴨子提回來,朱德仔細看了看說:“壞啦!這不是野鴨子,是兩隻家鴨!”警衛員着急地說:“那怎麼辦呢?”“把車開到附近的村子打聽一下是誰家的,不僅要道歉,問清了價錢還要加倍賠償。”司機立即掉轉車頭,不大工夫來到了一個小村莊。恰好在村口遇到了一位老漢,警衛員趕緊上前問:“老人家,你知道這是誰家的鴨子嗎?”老漢看着警衛員手裡的兩隻死鴨子,一臉的不高興,高聲說:“誰把我家的鴨子給打死了?”警衛員一聽連忙說:“老人家,真對不起,我們以爲是野鴨。”說着遞上了20元錢,“這20元錢權當賠你的鴨子錢吧。”老漢見警衛員這麼客氣,反倒有些不好意思。這時,朱德也從車上下來,一臉歉疚地說:“老鄉,這錢你一定要收下,損壞老百姓的東西一定要賠,這是我們的紀律。”說完,把錢硬塞進老漢的手中,還向老漢深深鞠了一躬。

任弼時在西柏坡

他是五大書記之一,他更願意大家稱他爲“任鬍子”。是的,他的身材在五位書記中算是比較胖的一個,而且他留着大鬍子。他,就是任弼時。

說密語的“鬍子”

在西柏坡,任弼時的住處在一棵古柏的下面,是個農家的小四合院,院子狹窄得很,好似半截兒衚衕。北房兩間,一間辦公,一間寢室。東廂房有任弼時的兩個女兒遠征和遠志居住,西房、南房是工作人員與警衛員的住室。只隔一堵牆壁的西鄰,住的是毛澤東;一牆之隔的東鄰,住的是周恩來。他們三家的門前,倒有塊較爲寬敞的場坪,場地上的杏花兒開得最早,已是白花花一片了,桃樹的花蕾已努開了紅潤的嘴兒,幾棵垂柳也吐出了嫩綠的新芽。再往前,下個高高的臺階兒,便是那塊葦塘,連着葦塘的即是遼闊的稻田。

任弼時由陝北來到這裡,已經住了七個月。每天清晨,他照例是東方一亮就起牀,然後走下那個高臺階兒,穿過葦塘中間的小路,再到稻田當中的一條大道上去散步。

這天,清早起來,幾名警衛員跟着他走出院子,剛一出門,他轉過身來對他們說:“你們跟着我出去,把早晨這大好時光給浪費了。我轉這麼一小圈兒,用不着警衛,你們都回去學習吧!”

剩了邵長和一人跟着他。他讓小邵把手槍藏在衣襟下面,兩人肩並肩地走着,像是兩名戰士,一個老兵,一個小兵,一個滿臉大鬍子,一個嘴上沒毛的娃娃兵。遇着種田的老鄉,“老兵”總要停下來,問這問那:“一畝田打多少?夠吃不夠吃?”好像他是專門來做調查研究的。朱老總也愛大早出來轉一圈,兩個人常常碰在一起,那就會有不少話要說,甚至研究上了工作。前幾月,小邵常常聽到他倆的對話是:

“動工了嗎?”

“動工啦。”

“幾點竣工?”

“兩點。”

結果是在兩點拿下了一座城市,或勝利結束了一個戰役。這幾天呢?對話的內容全變了,小邵雖然不能全懂,但他可以揣摸得出來,說的是中央要在西柏坡召開一次重要會議,不久還要召開政協會呀、建立新中國呀這些大事。醫生建議任弼時每天出來散步,是讓他休息腦子,但他何曾有過一刻的休息呢?散步回來,路過食堂,他又走進去,看看食堂炊事員,囑咐他們把伙食搞好:“我們的條件還差一些,吃些粗糧也不要緊,只要做好了就願意吃嘛。這幾天要從前線回來一些同志,他們都很辛苦,要儘量搞好一些……”

警衛員小邵站在旁邊,默默地聽着,心裡卻在想:在轉戰陝北的時候,“鬍子”就負責中央縱隊的安全、後勤等各方面的工作(任弼時不讓別人喊他書記,包括警衛員在內,一律喊他的名字。如果喊他“鬍子”,他更會高興。久而久之,便把他稱爲“鬍子”了),如今,中央召開重要會議,他仍然要把上上下下都安排周到。他說的“從前線回來一些同志”,怕是各個戰場的主要指揮員,應該說都是高級將領。可他卻只說“一些同志”。看起來,好像是順便到伙房隨便說了幾句,實際是在安排這個會議的伙食。那些炊事員、管理員,大概會領會首長的意思的。

吃過早飯,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三個鄰居,都從“家”裡走出來,坐在一棵杏樹下面的木墩上。不一會兒,劉少奇和朱老總也來了。他們本來是到主席的辦公室去開會,卻坐在這裡誰也不願挪動了。場坪的四周,有堵土板牆圍着,沒有閒人到這裡來。場坪上暖融融的,不冷也不熱,又安靜得很,除了一羣羣“嗡嗡”的蜜蜂在爲他們奏着樂,便是那花間跳着舞的幾隻蝴蝶,再就是遠處那鳥的歌唱了。

他們各自打開一份文件,一邊看一邊在討論研究。小邵等幾個警衛員在圍牆四周警衛,聽得見首長的說話聲,卻聽不清說的什麼。好像是在會議上的報告,聽到幾句“北平方式”、“綏遠方式”、“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話……他們有時嚴肅認真,有時又談笑風生。一直到樹影子偏東了,才各回各家。

“違犯組織紀律”

夜靜了,任弼時又開始進行他的工作。主席給他派的保健醫生米大夫在門外徘徊了很久,終於鼓着勇氣走進來,懇切地說:“史林同志,您的血壓今天已經超過了二百,原來給您規定的一天工作不能超過四個小時……”聽說米大夫是蘇聯的醫學專家。

“知道啦,您去休息吧。”

過了一個小時,米大夫又走進來,用懇求的聲音說:“您不能再工作了,史林同志!”

“這不,我才工作了三個小時吧?還有一個小時嘛!”任弼時看了看錶,用手撫摸着滿是鬍鬚的兩鬢和下頰,對着米大夫微微笑了笑。

“那您整整工作了一個白天就不算數了?”米大夫倒認真起來。

“快寫完啦。靈活一點嘛,今天的事情實在是多,您就讓我再工作一會兒吧!”任弼時在跟大夫商量,使人感覺倒好像是在請求領導批准。他說完,看看米大夫還站在那裡,就說:“大夫請回去吧,你也該休息了!”

四個小時,對任弼時來說,那是太少了,無論如何不夠他用的。無論哪一天,最少也沒下了十小時。工作一忙起來,哪裡還想到時間,只能是沒日沒夜,常常在深夜十二點以後休息,清晨天一亮又要起來,何況這幾天正在準備召開會議呢。

一天夜裡,米大夫走時,把催史林同志休息的任務交給了警衛員邵長和。小邵一邊值着班,一直在琢磨辦法。他進去催過兩次,都沒起作用。過了一會兒,他望望柏坡嶺東方的天邊就要發亮了,任弼時還在聚精會神地工作,左手托住後額使勁搓了搓,又“刷刷”地寫下去,好像永遠也沒有寫完的時候,已經連續工作了一個整天和一個通宵了。邵長和心裡一動,他拿起臉盆,出去打盆洗臉水端進來,放在盆架上,說:“史林同志,洗臉吧!”他是想提醒“鬍子”,已經到了該起牀的時候了,你還不去睡覺?快去睡一會兒吧!

任弼時打了個呵欠,想去擦一把臉。他從牀頭的一條繩上摘下毛巾來,不由往牀頭一坐,身子往牆上一靠,手裡拿着毛巾,呼呼地睡着了……他太累啦!

邵長和在一邊看着,心裡多着急啊!他走上前來,想把他叫醒,躺到牀上好好睡一覺。可他試了幾次,也沒喊出聲來,他不忍心把他叫醒。對任弼時來說,能多睡一分鐘是多麼難得的事啊!小邵擔心的是把他喊醒以後不去睡覺,又回到那張木桌前繼續工作下去,所以,索性就讓他坐着睡幾分鐘吧!

任弼時的身體很不好,除了血壓一天天增高,還有心臟病和糖尿病,所以主席纔給他派來醫生,專門照顧他。按他的病情,早該脫離工作專門休養了。可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在這要進行歷史轉折的偉大時刻,他無論如何也是休息不下來的!所以又根據這個特殊時期的需要,醫生給他規定了每天工作不超過四個小時。他的幾位夥伴,主席、副主席都勸他注意休息,甚至批評他。別的事,不管大小,他絕不違犯組織紀律,唯獨這件事,老是執行不了。只給他四個小時,那怎麼行呢?哪天他都工作到四小時的四倍或五倍。

節儉的家風

走進西柏坡石刻園,很多人都會在一組任弼時教子的雕像前駐足沉思。領着孩子來參觀的家長,更是要和孩子一同在這尊塑像前面合影留念。它是一尊看似普通的雕像,可因爲碑文上有“小孩子要用心讀書,現在不學,將來沒用”的話語而變得不普通。

在西柏坡,任弼時教子的故事家喻戶曉。

1949年3月,中央機關準備遷往北平。所有人都顯得很興奮,包括任弼時的小兒子任遠遠。

遠遠這時才8歲,已經懂事地開始給自己的“家當”打包。他把小畫冊用繩子捆成一堆,把玩具都裝進箱子裡。忙活了一陣,就剩下那輛從延安帶來的小自行車不好打包了。遠遠尤其喜歡這輛自行車,平時就特別愛惜它。他想:如果直接把自行車放在車子裡拿走,路上肯定會碰壞或者刮花。該如何把小自行車“保護”起來呢?

遠遠認真地想了想,想了很久,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給自行車做個車套,把自行車給包裹起來。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姐姐遠志。遠志心疼弟弟,就答應幫他完成這個心願。不過,要完成這件事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

當時,經濟條件有限,中央大院實行供給制,所有的東西都得到後勤處領取。遠志揹着爸爸開了一張領6尺布的條子,到行政處簽字蓋章後,交給警衛員小邵代爲領取。沒多久,小邵就領回了6尺的包裝布。當遠遠看見這塊布時,高興得手足舞蹈,彷彿已經看見自己的自行車套了保護套的樣子。

不過,自行車的車套還沒做好,事情就被任弼時發現了。他讓警衛員小邵叫來遠志、遠遠姐弟倆,嚴厲地對他們說:“現在我們還很窮,大家都在省吃儉用,連毛主席都還穿着打補丁的衣服。你們爲什麼要領6尺布做車套?”

遠志、遠遠姐弟倆看着爸爸嚴肅的表情,難爲情地低下了頭,默不做聲。

任弼時看着不吭聲的孩子們,語氣稍稍緩和了些,接着說:“今後,再領東西一定要經過我的同意,誰也不能搞特殊,知道嗎?”

姐弟倆點點頭。隨後,遠志把6尺布又交給警衛員小邵,還給了後勤處。

任弼時一生艱苦樸素。他不僅嚴格要求自己,還嚴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他們全家人一直保持着節儉的家風。

董必武在西柏坡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47年,董必武隨中央工委率先抵達西柏坡,開展了一系列工作。比如,召開華北財經會議,統一貨幣;成立華北人民政府,擔任華北人民政府第一屆主席等。董老在西柏坡期間留下了不少讓人回味無窮的故事。

題寫“中國人民銀行”

董必武自幼隨父親讀書學習,5歲時能一字不差地背誦《三字經》,17歲時參加了晚清最後一屆科舉考試,考中了秀才。少年時的董必武聰慧好學,練就了紮實的書法功底,能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

1948年夏天,華北財經委員會請董老在新的人民幣上寫“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大字。董老對這件事很上心。爲了寫出最好的字,他每天都要練習好幾遍。他把紙裁成細條狀,先寫正面,後寫反面。這樣做不僅能夠多加練習,還能節約紙張。

一次,董必武身邊的工作人員打掃房間時,準備把一張用過的吸墨紙扔掉。恰在這時,被董老撞見了。他趕緊制止了工作人員的行爲並對他說:“這張紙還能用,先別扔了。現在我們的物資供給還很艱難,紙張供應比較緊張,要時刻注意節省才行啊。”

董必武的一席話說得工作人員連忙點頭,趕緊收起即將扔掉的紙張。

短短几天時間,董必武前前後後寫了幾十次,又請別人反覆挑選。最後,他將挑出來的幾張還算滿意的字送到了財經委員會。

通過這件事,我們不僅能看出董老節儉樸素的生活作風,還能看出董老爲人誠懇,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董老騎馬

西柏坡時期,董老常常騎着馬外出視察工作。那時候,西柏坡的首長都配了汽車,方便他們外出工作。可董老一次也沒坐過。他身邊的人感到不解,但又不敢直接詢問具體原因。直到一次有驚無險的事故發生後,人們才知道了真正的原因。

那天,董老仍舊像往常一樣騎馬出行。一路上,警衛員小劉寸步不離。他們二人騎着馬走進一個山谷,空蕩蕩的山谷中響起了砍柴的聲音。董老騎的棗紅馬一聽見聲音,立即豎起耳朵,把頭一昂,嘶叫起來,同時前蹄離地。警衛員小劉趕緊下馬跑過去,抓住馬的籠頭,雙手使勁一拽才讓馬平靜下來,避免了一場事故的發生。兩人定了定神,又接着趕路。下午的時候,董老和警衛員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中央大院。

警衛員小劉回到宿舍向戰友講述了他們今天在路上發生的事。大家聽了之後,心裡特不是滋味。一陣沉默後,大家嘰嘰喳喳地談論起來。有人說:“首長年紀已經這麼大了,不能再騎馬外出了,太危險!”也有人說:“已經給首長配了汽車,可我們的這位首長就是不坐,到底爲什麼呀?”

“是啊,是啊,一定得想個法子讓首長以後出門坐汽車。”小劉好似驚魂未定,隨聲附和道。

大家想來想去,終於想出了一個妙招,準備在董老下次外出前試用。

董老第二天就打算外出,到滹沱河兩岸視察工作。他在裡屋叫小劉:“小劉,給我備好馬,我一會要出去。”

小劉在外間答道:“好呢!我這就去。”

過了一會,只見小劉氣喘吁吁地跑來,卻不見馬的蹤影。董必武疑惑地問道:“小劉,我的馬呢?”

“馬還沒餵飽。今天您先坐汽車出門吧!”小劉的話音剛落,司機便把汽車開進了院子。

警衛班的戰士們都站在院子裡,勸董老道:“請首長上車!”

董老平靜地望着大家,說:“車先熄火。我有話要對你們說。跟我進屋吧!”大家跟着董老進了屋,一個個耷拉着腦袋。

“怎麼,被我識破了‘先斬後奏’的小伎倆,心裡不高興啦?”董必武面帶笑容地問道。

大家見妙計被識破,不好意思地笑了。

“今天的工作不是很急,現在還有點時間,我打算請大家幫我個忙。”董必武說。

“什麼忙?首長儘管吩咐!”大家一聽首長親自拜託,一定是什麼大事,都躍躍欲試。

“我這有兩道算術題,請大家幫我算算。”

“您說吧!”

“假設咱們那3匹馬,每匹每天吃25公斤草料,那麼他們一年要吃多少草料?”

聽完題目後,大家開始用各自的辦法算結果。緊接着,董必武又出了第二題,說:“假設一輛汽車每天耗油3兩,只能跑50公里,那麼一年要花多少油費?”

機靈的戰士們已經知道董老出這兩道題的意圖了,便不再仔細演算結果。小劉說:“首長,我知道了,汽車比馬的消耗大很多,這應該是您不願坐車的原因吧!”

“答對了!”董老呵呵一笑。

“首長真能精打細算。”

“我不精打細算不行啊!中央讓我負責財經工作,我必須精打細算。這樣才能保證前線戰役的順利進行,才能爲百姓們減少一些負擔呀!我也好,你們也好,都要學會吃苦耐勞、艱苦奮鬥,不貪圖個人的安逸享受。只有這樣,才能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共產黨人!”

董老的一席話說得大家心裡豁然開朗。小劉像想起了什麼似的,飛奔而去。不一會兒,他牽來了董老的那匹棗紅馬。董老笑呵呵地騎了上去,揚起馬鞭,奔向滹沱河岸……

育苗

穀雨剛過,離西柏坡村口不遠處的一塊空地上,早早地冒出了零零星星的嫩綠的槐樹芽。這是一塊新開墾的地,是董必武帶領鄉親們開墾出來種上槐樹苗的。

原本這塊地光禿禿的,什麼都沒長。工作之餘的董老喜歡在村口一帶散步。他發現這片地閒置着,便想到了植樹造林,綠化山區。說幹就幹,他帶領鄉親們刨鬆土壤,施好底肥,然後搬來石頭圍在這塊地的四周,避免雨水沖走泥土。地開墾好後,董老和大家灑下槐樹種子,期待着它們快快發芽。

功夫不負有心人。春天的腳步剛近,一棵棵槐樹苗就迫不及待地鑽出了地面,欣喜地望着外面的世界。董老看到這般景象後,開心得像個孩子一般笑了。

董老經常抽空去照料這些幼苗。一次,他打算提着水桶去給樹苗澆水。警衛員小鄭看見了,勸道:“首長,您工作夠累的了,還是別去了。我替您去澆水。”

“辦公時間一長,腦子還真是轉不動了。出去搞一下體力勞動,有助於腦力恢復。”說完,董老哈哈一笑。

“咱們又不在這長住下去,您幹嗎對一片槐樹林這麼上心啊?”小鄭有些困惑。

董老並沒有因爲小鄭的話生氣,反而耐心地教育小鄭。他說:“俗話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咱們雖然不在這裡長住,可這些樹苗的用途卻很大。等我們走了,西柏坡的老鄉們可以用這些樹綠化山林。等將來革命勝利了,建設新中國,需要用木材的地方還很多!”

董老見小鄭,若有所思的樣子,進一步啓發道:“江山是我們無產階級打下的,無論在哪裡栽樹都不會白費,無論在哪裡勞動都不會沒用。你說,對嗎?”

雖然小鄭一時還不能完全理解董老話裡的意思,不過還是肯定地回答道:“對!”

這天晚上,小鄭一直輾轉反側,直到雞叫頭遍,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他一直在想白天董老說的那番話。他想起董老多年來對自己的栽培:行軍途中,爲自己講紅軍長征的故事;在陝北時,教自己讀書寫字;西柏坡時期,常常用通俗的話語讓他懂得革命道理……他突然覺得自己也像一棵幼苗,一直被董老細心地呵護關懷着。

第二天一大早,小鄭就提起水桶往村口走去。

給孩子第二次生命

西柏坡,這個普通的北方小山村,1947年開始,一羣“特殊的房客”陸續悄然入住。作爲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駐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千百年來默默無聞的西柏坡從此彪炳史冊。

在這羣特殊的房客中,有幾個人在1947年5月來到了一戶姓閆的老鄉家。這幾個客人就是赫赫有名的董必武和他的夫人何連芝及家人。董必武一行五人住在閆家的三間正房裡,一住就是一年多。

董必武夫婦入住閆家或屬偶然,而閆家的孩子閆清海的命運卻因此而發生了轉折。1948年秋天,房東家剛剛兩歲的兒子閆清海得了一場大病,那時候老百姓沒錢治病,絕望的母親看他快死了,就用席子把他裹住,扔到了村口的一個碾盤上。恰巧董必武和夫人何連芝路過,發現了已經奄奄一息的閆清海,認出他就是房東的孩子,就立即把他送到了中共中央機關醫院。三個星期後,起死回生的閆清海從中央機關醫院出院,何連芝又親自去醫院把他抱回了家。

當天傍晚,董必武夫婦抱着孩子回到家裡,孩子的母親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她傷心地以爲自己的孩子早就死掉了。母親痛哭流涕,拉着閆清海跪倒在董必武夫婦面前,讓孩子認董必武做“乾爹”。董必武爽快地答應了,但他批評閆清海的母親不該把孩子扔掉。

閆清海長大後,這段往事已成爲他終身銘記的故事,他常感慨地說:“是共產黨、是董老一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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