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出書新談鹿窟事件 卻把事件因果模糊化

鹿窟事件發生在1952年底，是共產黨在臺灣最大的顛覆基地，1000多人被問案，400人遭逮捕,98人有期徒刑，35人死刑。此事之後，共黨在臺灣的地下基地再也無法串連。(圖/中時資料庫)

國史館在去年12月27日發表「鹿窟事件」的新書發表會，將該事件的檔案整理出版了五大冊，並且在發表會上展示蔣經國親筆批示文件，以及參與此事件，有「臺灣文化才子」之稱的呂赫若，最後一段生命歷程的紀錄。然而國史館「去脈絡化」的談鹿窟事件，使得這件原本的共諜基地破獲，拔除除共黨在臺灣顛覆危險的國家安全，被操作成「最多受害者的白色恐怖事件」，政治手段斧鑿之深，必須小心。

據《風傳媒》報導，臺大教授陳翠蓮說，檔案特點之一在於明確顯示「多數共黨幹部沒有被判刑」，重要幹部陳本江、陳通和兄弟可以自首、自新，不知要通報的一般村民如石碇鄉公所幹事黃伯達、因「結拜會」遭捲入事件的農民許金旺卻都遭槍決。

另外提到在臺灣文學史佔有一席之地的呂赫若也參與此事，他未在搜捕行動被逮，曾傳說他隱身了、或是到國外去了，但從與呂赫若同爲鹿窟基地指導員的劉學坤所遺資料可發現，呂赫若遭蛇吻、撐了8天半過世。

陳翠蓮表示，呂赫若是在臺灣文學史與音樂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有才華的人，最後爲社會主義理想上山，被蛇咬死；雖然一些民間傳說認爲呂赫若沒死、可能早已隱身到國外生活、這些傳言可能是基於對他的不捨與美好想像，但這份手稿已很清楚記錄他人生最後狀況──他等不到有效醫療、在極端痛苦中死亡。

就這樣，在政治力量的操作下，許多覺醒青年所認知的鹿窟事件，就成了最嚴重的國民黨白色恐怖暴行，比如知名綠營側翼、圖文作家「魔魔嘎嘎」，在2020年12月29日的圖文：「我到現在光看到文字描述還是會氣到發抖想哭，我大概永遠無法原諒國民黨......」

然而，她又是一個極度反中、仇中、恨中的典型臺派年輕人，她在爲鹿窟事件受難者痛哭之時，卻絲毫不知鹿窟事件就是共產黨在臺灣北部設立的顛覆基地，曾有「臺灣的延安」之稱。

她以爲被抓的都是無辜不識字的村民，但真相卻是：所有參與者都知情。

關於這一點，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林傳凱先生，在2014年11月份的《歷史臺灣》期刊第8期，所發表的論文〈「大衆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　〉，當中就提到李石城坦承，所有鹿窟事件的涉案人都知情。

「甚至，一向被認爲是50年代「極端冤案」的「鹿窟事件」當事者，於採訪過程中，也出現下列說法。當事者李石城對我說：

早期的訪談，我們都不敢說，也不必說，所以通通說不知道。實際上，哪有可能不知道，從1948年這些人就陸續上山，到1952年底，軍隊上來掠人。別說不知道，大家通通知道。平心而論，像我們大崎頭被捕的人，都知道地下組織的存在，多少有關係，只是參與上主動與被動，積極與消極之別而已。」

另一參與者陳皆得(因案被判處12年徒刑，於2000年得到460萬補償金)說：「以前我們講，根本不知道什麼共產黨，就是半夜有陌生人來，要你蓋手印，說 你蓋了就可以分土地，我們就傻傻蓋下去。聽起來，我們很傻，實際上，傻的 是聽我們說的人喲！作田的，對土地真計較，爲了田租常計較半天，那可能相 信『蓋手印就分田地』這種好康的事。當時訪談，大家都有顧忌，外面當鹿窟 的人傻，我們就裝傻給你看，怎麼談，一切還是爲了平反。」

對此，深入研究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案件的張若彤先生，在國史館的這場新書發表會與新聞內容中，看到一些問題，他在臉書上表示，當看到陳翠蓮說「可見共產黨內部扭曲人的關係，總是採取非常嚴厲手段」這一段時，嘴角揚起了一抹樸實無華且枯燥的微笑。彷彿李登輝正向我顯靈：「退黨ok的喔，共產黨很nice的，給我高官做的國民黨才壞壞。」

談到呂赫若，就像談到其他的知識份子加入共產黨一樣，總是用「爲了理想」去概括他們加入共產黨這個已確定的事實。

張若彤回憶自己祖母曾經說的故事：「當共軍打進老家時，將祖母抓到臺上罰跪，從凌晨六點跪到正午，一旁的衛兵不時用刀鞘重擊她的頭部、逼迫她說出男人們的去向，也有親人怕他講出來會牽連自己，就也跟着大家搧了她幾個耳光，她始終不發一語，半年後才獲釋，回到家他的大兒子已經夭折，經過這樣一番折騰，祖母一側的聽力、視力終生受損，她總是瞇着一隻眼睛看着我。」

張若彤說：「要是當年呂赫若要是給我遇上，我應該也會他幾個耳光。這種性命相搏，要這麼幹的或許還輪不到我。理想就解釋一切？理想誰沒有？」

至於「用降將」這件事，根本不是鹿窟事件纔開始有的，而是古往今來的通例。不說遠的，光是臺灣最愛提及的「228事件」 就充斥着這種操作，只是因爲政治因素，明擺着的資料，大家不願那麼解讀而已。在228事件中死去的人，不全是真正的搞事的主力，主力有一大部分在最後階段倒戈了，將他們在事件中的所作所爲交給別人扛，自己脫身，並受重用、與統治者分享權力。

這些都是前塵往事了，不過陳翠蓮說呂赫若到最後還在等解放軍抵臺，「這顯示呂赫若對外在大環境情況變化理解有限，那時解放軍不可能來臺灣」。這一點我非常有意見，當時抱着這個想法的人比比皆是，甚至政府內部也不乏不肯對共黨下重手的人、以謀萬一「被解放」時還有退路。

蔡孝幹 的供述中，也有供出幾個解放軍來準備當內應的公營事業高層。我真的不懂，爲什麼總要淡化這一點？到底是呂赫若對當時的理解有限，還是陳翠蓮對當時的理解有限？

1952年在臺灣的土地改革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公地放領 了，農民這種草根紅基本已退出，自然只剩這些激進的「知識紅」獨撐大局、苦等「解放軍來臺拯救他們」。鹿窟事件幾乎同時，陳誠宣佈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絕大部分都務農的臺灣人民哪裡是國共內戰的犧牲品？根本是唯一獲利者好嗎？

這類的白色恐怖的研究，最怕的就是見樹不見林。美方的史料在這段期間其實比什麼新檔案出土都更爲重要。鹿窟的當時，美國正在換共和黨上臺，老蔣還在告訴美方的使者，要國軍參加韓戰必須以美國保證臺灣安全爲前提。只看到國共內戰，卻完全不提當時的東亞冷戰框架，就是「明察秋毫，卻不見輿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