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藏在錢幣裡的近代史 改土歸流說雍正(九之二)

雍正皇帝像。(獨立作家提供)

鄂爾泰像。(獨立作家提供)

雍正通寶。(獨立作家提供)

續錢記

史家一般認爲,「改土歸流」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改變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狀況

一位研究電視劇的朋友笑談:「80後」眼裡的雍正,是《雍正王朝》裡的唐國強,而「90後」眼裡的雍正,則是《甄嬛傳》裡的陳建斌

但是我認爲,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最怕的就是臉譜化。雍正既不是唐國強飾演的「千古一帝」,當然更不是陳建斌所演繹的「陰險之徒」。作爲清朝初期承前啓後的一個君主,他有着自身的侷限性,但是他在治國理政的成績上,確實可圈可點。特別是「改土歸流」制度的推行,可謂開天闢地的舉措,爲後來的乾隆、嘉慶時代帶來了穩定、和睦的民族關係。

化解以夷制夷弊端

我們知道,自唐宋以來,對中央政權產生威脅因素的少數民族政權分爲兩種,一種是北方的遊牧民族,一種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而清王朝本身是遊牧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權,所以,之於清王朝來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已經被解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如何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緩解當地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成爲了幾位清初皇帝的心頭病

土司是什麼呢?就是由朝廷冊封的、負責當地治理的少數民族首腦,相當於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且是世襲制。

中央政府一開始頒佈土司制度,用意肯定是美好的。一是希望瞭解少數民族民風民情的人來治理少數民族地區,既能服衆,而且也不會與老百姓產生觀念上的溝壑;二是中央不直接面對少數民族的宗教、習俗矛盾,而是將「土司」作爲中央政權與少數民族民衆之間的緩衝帶,替中央行政。

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後來,就會發生問題,其中有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土司辜負朝廷信任,易「父母官」成爲魚肉鄉里的惡霸,造成少數民族民衆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前面講過,「萬曆三徵」中有一徵,就是南征播州的土司楊興龍。此人作爲世襲土司,不但不造福鄉梓,相反還欺男霸女,成爲了鄉里的禍害。結果由於「土司制度」的保護,中央政府也無法將其免職,但少數民族民衆卻認爲此人是中央政府任命官員,如此違法亂紀,定是中央政府所支持的。

而且,土司和土司之間也時常因爲信仰、風俗以及家仇族怨而發生械鬥。尤其在雲南、貴州與湘西等地,這種本不應發生的械鬥卻時常發生。每一場械鬥,帶來的都是成千上萬人頭落地。在「土司制度」的庇護下,一方土司仗着中央政府不能將其罷免的特權,上述各類肆意妄爲的事情是家常便飯,這自然讓中央政府威信掃地。自明代以降,南方少數民族因爲土司的專橫而多有不滿,時常釀起民變

雍正帝執政後,雲貴總督鄂爾泰面對難以忍受的「維穩壓力」,向雍正帝痛陳土司稱霸一方的禍害,並建議廢除土司制度,改由「流官」任職,旨在將一些作惡多端的土司的權力剝奪掉。「改流之法,計擒爲上策,兵剿爲下策,令其投獻爲上策,敕令投獻爲下策。」雍正帝聽從了鄂爾泰的建議,就此問題專門頒佈「改土歸流」政策,先在黔東南地區試行。可以說,這是一次劃時代的壯舉。

所謂「改土歸流」,即將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動性、非世襲的官員即「流官」取代土司。這個官員上任後,一旦政績不佳,或是因爲倒行逆施激起民變,中央政府就直接就地免職,更換新的官員上任。這雖然部分地削弱了「民族自治」的一面,但是卻以法律的形式,客觀地保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

「改土歸流」是中國封建王朝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管理的政治探索,見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也顯示出了雍正帝的開明、智慧之處。事實也證明,在雍正之後,中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穩定程度是空前的。

前幾年,在雲南地區田野考察時,偶得「雍正通寶」一枚。我不知道這是否當時「改土歸流」的見證,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雍正通寶」作爲一般等價物在西南邊疆地區的流通。史家一般認爲,「改土歸流」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改變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狀況。從社會史的角度看,「改土歸流」讓一部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從奴隸制度轉向了封建制度,加速了他們的封建化進程,是歷史的進步。對於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來說,「改土歸流」及其推行者雍正帝是值得寫進上下5千年的史書的。

一國錢幣多語拼音

隨手拿出一張人民幣紙幣,翻到背面,都有「中國人民銀行」及貨幣面額的5種語言:蒙古語、藏語維吾爾語壯語漢語拼音。這象徵着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前面已經講過,一幣印刻有多民族語,卻非人民幣首創,元朝就早已有之,在清朝已經形成規制。自「順治通寶」以來,鑄幣正面以「年號」加「通寶」的漢文,加上背面標明鑄造地或面值的滿文,成爲了清朝錢幣的主要特徵。(待續)